此書中的論戰過程（絕無僅有的論戰過程）並不複雜，只是簡單地把對手的論點加以歪曲或簡化，然後用其來證明其簡單和畸形。甚至預先的簡化和歪曲工作也往往是不費力氣的，通常對手的信奉者們已經完成了這項工作。這裡說的對手是朱利安·班達。反駁者聲稱：
「朱利安·班達先生出色地想到了思辨及有關道德原則的至高無上的價值。但同時指出它與現實、與人類世界是不相容的，因此，謹慎者最好是不去理會這個邪惡的、物慾橫流的世界，而是退回到純粹觀望的位置……班達先生認為，思辨與現實是不相容的。但是，仔細分析一下就發現這種不相容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事實上，我們的身體結構、我們的生命的自然運動，推動了我們的思辨。要證明這一點不需要挖空心思找論據，只要正確地分析一下我們的自發行為就行了。我已嘗試做過這樣的分析。」
我不想做一貫正確的人，也沒有這個習慣，但我要說班達的貢獻不僅僅止於「出色地想到了思辨的至高無上的價值」——這不過是修辭上的消遣而已，而且在他的理論裡，不管是明言還是暗指，都找不到理性與現實不相容的論點。至於拉蒙·費爾南德斯指責他被嚇得無所作為，那我們只要回憶一下他面對一九三六年的意大利帝國主義、面對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和面對德雷福斯事件[1]的堅決態度就足夠了。
黃錦炎 譯
[1]一八九四年，法國總參謀部的猶太人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被指控向德國洩露軍事機密，其妻友卻認為他是無辜的，在法國知識界和政界引起軒然大波，左拉等為他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