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歷史問題，就必須首先面對靖國神社。
當你真正熟悉了靖國神社之後，你就會知道，靖國神社其實有兩個：一個是外在的花園一般的建築群落，美麗如菊；另一個是內在的，以其中游就館為代表的荒唐靖國史觀，惡毒如刀。
日本人認為：人死後變成神，於是，神社無處不在，是一個祭奠死去者的地方。靖國神社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靖國神社的大門上，有碩大的菊花圖形，熟悉日本的人知道，只有皇室，才可用此菊花，靖國神社的地位可見一斑。
然而，1978年，包括十四名遠東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甲級戰犯在內的所謂「英靈」，被放進了靖國神社並供奉起來，其中包括侵華戰爭的主謀東條英機與南京大屠殺的主犯松井石根等。從此，靖國神社的性質，在亞洲人的心中發生變異，成為日本一些人扭曲歷史的重要場所。
在我身後，慢慢走，就進入靖國神社。做報道時，不遠處也有日本警察一直警覺地觀察，毫無疑問，靖國神社在日本也是一塊是非之地、敏感之地。仔細看，大門一樣的「鳥居」與日本國旗在同一個水平面上，這裡，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嗎？
我們的拍攝申請得到批准，但相關的採訪要求未獲准，然而文字回答告訴我們：上一年靖國神社的入園者超過五百萬人次，當然入園並不等同於參拜和進入游就館，但年輕人比例有所增加這個事實卻讓人擔心。
陪同我們報道的，是中國人李纓，他剛剛拍完紀錄片《靖國神社》，正尋求在日本與中國的上映。進了門，他告訴我另一個事實：二戰時，這個看似安靜而美麗帶國家性質的神社裡，也曾設作坊，生產軍刀，授予戰爭中的軍人。這或許，正是菊與刀結合的另一個荒唐版本。
真正刺痛人的絕不是靖國神社的外在環境，我說過，如果僅從外表看，靖國神社像一個小公園，很多日本人春天到這裡看櫻花，秋冬時到這裡看金黃的落葉。我們採訪時，正值日本大學生畢業的季節，在靖國神社外圍的大路兩旁，到處是照相合影的大學生，可見它環境的清幽。
然而，這只是靖國神社外在的一面。
如刀的另一面在三處十分明顯，十分讓人難以接受。
一處是供奉著甲級戰犯的參拜處，但由於這是一個單獨的場所，不提出申請也進不去，更何況，我們也根本沒興趣進去，哪怕是為了拍攝。
記得好多年前，姜文打電話向我「求救」，原來他為拍《鬼子來了》，去了靖國神社瞭解情況，但被國內媒體認為「去靖國神社就等於參拜戰犯」，讓姜文有口難辯。我當然知道，這是「誤判」，之後在媒體上也解釋了「參拜」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出的行為。而現在，我估計這樣的誤解可能不會有了。
第二處，也正是靖國神社史觀的關鍵，就是靖國神社內的游就館。
「游就」二字，來源於中國《荀子》裡的一句話「君子游必就士」，意思是，出行的話，要學習有德行人的規範與品行。荀子如果在天有知，一定會為自己這句話被如此不正義地引用而大動肝火。其實，游就館就是一個二戰的博物館，宣揚所謂「日本聖戰」的核心場所。
在這個宣揚荒唐歷史觀的游就館裡，有大量二戰時的實物、史料、照片，無一不在扭曲著歷史。館內總在循環播放著兩部所謂的歷史片，其中的解說詞大多如此——比如「為解放亞洲，日本在努力」；比如將太平洋戰爭稱為自衛戰爭；再比如，談到七七事變，片子說是「因為中國人開槍和挑釁，所以不得不……」，但讓人奇怪的是，你為什麼不解釋，當時那麼多日本軍人在中國的盧溝橋幹什麼？
我相信，中國人很難看下去，在游就館裡也無法待長，即使是要做節目，我也很快出來了。對著攝像機，我表達了我的看法：看過之後最大的感受已不是憤怒而是想笑，因為這個事情已經太過荒唐。
然而，不管怎樣可笑或憤怒，游就館都是一個存在，而且，它代表著一部分日本人對歷史的自我解讀。這裡還要說明的是，在游就館的片子中，更多的目標不只針對中國針對亞洲而是針對美國，這一點，近些年美國人也終於有點兒明白，不滿與抗議開始升溫。
第三處離游就館門口大約幾十米，平日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因此引來的批評聲也少，但其中所蘊藏的反動卻不亞於游就館中的態度，甚至可以說，它與游就館一起構成了反叛正義的靖國史觀。
這是一座雕像，仔細看才知道，是當初東京審判時，唯一一位為日本戰犯做無罪辯護的印度律師。大家可以想像，把他當恩人一樣為其塑像，背後的心理與態度該是怎樣？
綜合起來，在靖國神社中顯現出來的靖國史觀，不僅對抗世界而且對抗歷史更對抗正義，這其中清楚無誤地為軍國主義招魂，為侵略戰爭平反。所以，絕不僅僅是中國、韓國反對一下就可以的事情，應當引起世界範圍的關注與批評。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8月，法國與英國的極右政治人物，會合在一起，不遠萬里，來到日本，公然參拜靖國神社。這是一個新的動向，世界上反正義的人士，正把靖國神社當成一個朝聖處，這也正需要全世界的正義力量來關注靖國神社。
採訪結束，我要在現場說一段結束語，說什麼好呢？當我們走出靖國神社大門，迎面看到遠處東京理工大學門上的六個漢字，其中一個「理」字越來越大，深深地觸動了我。是啊，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面對歷史，同樣如此。
告別靖國神社，一路上我在想，對於中國人來說，這裡是個敏感的地方，然而，假如有機會，到了東京的中國人，真該來看一看，知道它的荒唐，瞭解日本的另一面，也讓自己不忘記一些不該忘記的東西。比如，在進入靖國神社的大門之前，有兩個石燈籠，也就是紀念碑一樣的東西，上面的十幾個浮雕當中，有日本軍隊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中國土地上的多個畫面，清晰地記錄著我們曾經屈辱的歷史。作為中國人，看到了，記住了，也就更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2010年寒假，我帶著已經上了初中的兒子，第一次來到日本，特意帶他去看了這石燈籠上讓中國人憤怒並難過的畫面。
看完之後，兒子問了我一句：「爸爸，我可以說一句髒話嗎？」
我回答說：「可以！」
靖國史觀自然可惡，但如果認為日本人都這麼看這麼想也是錯的。面對歷史，在日本的人群中，有多種態度，靖國史觀絕不是主流，修改過的荒唐歷史教科書，使用率也不高，只不過，不能因此掉以輕心就是了。
在日本京都的立命館大學，有一個態度與認識同靖國神社截然相反的和平博物館，我們去採訪時，看到了日本人面對歷史的另一種態度：反思、認罪、期待和平。然而，參觀的人並不太多。
之後，我們又到了日本南端的鹿兒島，那裡有一個神風特攻隊的「和平會館」。當初二戰臨近結束時，日軍招來很多的年輕人，上了飛機就是單程票，用生命駕駛飛機撞擊美軍飛機或軍艦，起飛了就再也不歸。
我在看日本，他們也在看中國。這就是我從鹿兒島神風特攻隊和平會館出來後面對日本媒體的場景。也許我說的，不是他們想聽的，但說了，也許他們會思考。第二天，節目播出後，有一位日本同行對我說：你說得很好，說得對！
在這個會館裡，既不像靖國神社那般明目張膽地為軍國主義招魂，也不似和平博物館那樣清醒地反思歷史，而是用「人性」，用「一去不返的年輕人對人世的留戀、他們母親的面容」完成了展示，一種曖昧的歷史觀也就蘊藏其中。
由於我們是進入這個會館的第一批中國電視記者，出來時，有三家日本電視台的攝像機在等著我。我直言不諱地說：「這裡有情感，卻缺乏反思；有日本人的母親，卻怎麼沒有想到別人的母親？」
其實，在日本，反思歷史的人不少，這其中，不乏重量級人士。
全世界的報紙中，發行量排第一的是日本的《讀賣新聞》，超過一千萬份，而《朝日新聞》也排名世界前十，同樣是在日本乃至世界都有巨大影響的報紙。
那麼我們可以想像，有一天，《讀賣新聞》的老總渡邊恆雄與《朝日新聞》的主筆若宮啟文對談，反思歷史，批判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並做大量史料工作，證明日本當初的侵略戰爭，甚至南京大屠殺等，大家就可以想到，這在日本，會引起怎樣的巨大反響。
而他們二位，的確這麼做了。
到了日本，我們先後採訪了若宮啟文和渡邊恆雄。
渡邊恆雄已年過八十，在日本有「媒體總理」之稱，可見其影響力。在這次採訪之後與我的又一次交談中，他曾親口稱當時的日本首相為「渾蛋」，讓翻譯很是尷尬，不過這也看出渡邊老人對當下日本政府的不滿意。
面對靖國神社問題，老人清晰表態：「首相當然不該去。」而至於自己，他表示：「由於不讓我的狗進去，所以我從來不進去。」
讓老人憂慮的是：「我年過八十了，像我這樣經歷過戰爭的人越來越少，要抓緊工作，否則，歷史的真相就會被帶走。」
採訪臨近尾聲，老人突然反問了我一個問題：「日本怎樣做，中國人會滿意？」
我回答：「我們都知道德國面對歷史的態度，當初德國領導人在猶太人墓前真誠的一跪，促進了民族間的和解，因此，如果中國人感受到日本真誠地反省歷史，雙方才能向前邁步。」
老人若有所思，不過最後，他說了一句話：「我不是首相，如果我是，我會的。」
我相信他會的。
也正是這樣的日本同行與前輩，讓我在他們的言語與行動中，看到日本面對歷史的另一張面孔。
曾經有人用「曖昧」一詞來形容日本人，面對歷史，這個詞彙似乎更加合適。信奉靖國史觀的人是少的，可如渡邊先生這樣立場鮮明地反思歷史的也不多，大多數日本人是曖昧地在那裡含混著，心裡知道戰爭是錯的，可表達起來，又絕不痛快。比如，一位教授絕對沒有惡意地問我一個問題：「當初日本進入中國，是否也幫助了中國呢？」
看著他，我彷彿輕鬆地回答：「我不徵求你同意就進了你們家裝修一通，你會不會憤怒？」
他似乎恍然大悟，「是的，是的。」
其實面對歷史，日本人的「曖昧」也束縛了日本自己，一天不能清醒反思，一天就背負著歷史的沉重，周圍的人們，就很難在心中與未來接受他們。我不知道，日本，還可以曖昧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