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記者，當然希望能快速到達災區參與報道，並不是在演播室裡直播不重要，恰恰相反，演播室裡的主持很重要，對方向的判斷，對細節的把握，對價值觀的認定，對災區百姓與觀眾內心的理解與撫慰，都需要認真落實。然而，在北京，在每天的忙碌與壓力及情感的煎熬之中，總似乎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負疚感，好像感覺只有快速到達現場，才算是身體力行地做了一些什麼，內心那一直沉甸甸的東西才可能稍稍移開。
屢屢提出申請，三天哀悼日結束，又是兩天的直播後，我們《新聞1+1》團隊去前方直播《災區觀察》系列節目的計劃終於獲得批准。
我頭一天晚上在北京直播到後半夜，第二天早上和同事直飛四川綿陽。
到達後，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坐直升機上唐家山堰塞湖導流明渠的工地。
我去的頭一天，救援中發生了一起直升機墜機事故，駕駛員與機組人員全部下落不明。因此，我到達的當天，台裡下達命令，不許再坐直升機。
然而我只能違規。道理很簡單，山頂施工的官兵當晚將全部撤離，之後可能實施爆破，消除堰塞湖隱患，而我將乘坐的這架直升機，就是去接山頂上的總指揮和施工官兵的，如果錯過，這一新聞時刻可能永遠不會再有。所以違規是必然的。
到達機場，即將登上直升機前，要說內心不緊張，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當直升機騰空而起後，緊張感瞬間消失，並不是我有多堅強，而是從高空中看到的災區慘景，立即喚起了你作為新聞人的全部職業敏感，我們的報道與拍攝已經在飛行中同步開始。
到處都是破碎的房屋和破碎的山河，飛行的過程中，有一個細節畫面更因戲劇化的構成而凸顯著災難的無情。沿峭壁蜿蜒而上的盤山公路上，有一輛巨大的卡車停在途中，前方是山體滑坡被斷了路，後方也是山體滑坡斷了路，兩堆滑落的巨石泥沙中間，僅餘二三十米的路，那輛保存完好的卡車就停在那裡。看著這場景，立即會想，地震發生的那一瞬間，前後的車輛都被吞沒，這輛車幸運地停下，然而向上是峭壁，向下是深谷，前望後望再無路，那司機該是怎樣先慶幸而過後又絕望？而他此後又是怎樣逃生的？
來不及想出答案，直升機到目的地，在那狹小的空間裡，我只有四十分鐘的時間。我快速地用身高丈量了導流明渠，用鼻子體會著多日沒洗澡一直緊張施工的官兵們的味道，用提問尋找堰塞湖的危險與挑戰，然後用語言向觀眾報道這有可能消失的現場。也從此，開始了我們深入災區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