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冬天，在北京一所高校裡，講座之中，一位大學生站起來問我：
「我在網絡上看過你們的《東方紅時空》視頻，好像是你們內部的年會表演，我看了很驚訝，你們怎麼還會唱歌搞笑說粗話？……」
我笑了，這個提問我不陌生，近些年來屢屢被人問起，已經習慣。
我回答他：「我驚訝的不是你問的問題，而是你的驚訝。任何人都不是非黑即白，每一個人都是多元複雜的。如果生活中，我們每一個人也都像主持新聞節目時那種狀態，只能說，生活和我們自己都太無趣了。還好，我們都有另一面，如同每一個人一樣。你看到的是我們新聞評論部一年一度的內部年會表演的節目，那是我們創意的體現。那段日子，是我最懷念的時光。自打《東方紅時空》被上了網並被大家黑白難辯地議論之後，那樣平等而又充滿創意的年會再也不見了。奇怪的是，創造力好像也隨之被帶走了。我很遺憾！」
我的回答是真實的，這個提問，也再次勾起我對那段激情燃燒日子的懷念。
表面充滿惡搞氣息的年會，其實背後充滿著讓人眼前一亮的創意，它自由、平等、民主，成為輝煌時期CCTV新聞評論部前衛文化中特有的一部分。
最初的緣起，與《東方時空》有關。1993年夏天，慶祝《東方時空》開播一百天時，梅地亞中心舉辦了一個評獎會，那是一群二十多歲的創業者第一次得到承認的聚會。開播百天，好的口碑不斷，讓當時的楊偉光台長非常興奮，不僅率領部分台領導親自參加，而且還讓人去他辦公室拿回幾樣特別的物品當獎品，分發給《東方時空》的員工們。
而到了新年，年會正式舉辦。打一開始，在評論部開放而又自由的空氣中，年會的主基調就已經形成：領導必須與百姓同樂，要堅決忍受一切打擊，好好服務於群眾，自覺接受群眾們的各種刁難。第一次年會上，我們部門的大領導孫玉勝，就非常自覺地趴到地上與員工進行頂氣球的比賽，這以後，在年會上惡搞與「折磨」領導就成為我們的傳統。
想把這樣的年會辦好並不容易，每年臨近年會時，評論部的「精英們」都要會聚一堂，開多次的策劃會，定下當年年會的主基調和充滿創意的表現方式，然後分別落實、執行。以至於離年會還有一段時間，評論部的員工便急切地盼望著這一天的到來，打算在這一天充分「發洩」對領導的不滿（領導不得有怨言）。更具吸引力的是，這一天，能充分感受評論部技高一籌的年度創意，並絕對會成為下一年貫穿始終的話題。
一看就是內部聯歡時的場景。最初在評論部，大多數人並非央視正式職工，於是「招聘」二字的背後，是我們諷刺不平等用工制度、為自己吶喊的一種舉措。借聯歡之機，以搞笑方式向領導「申訴」。
於是，創意變本加厲，甚至員工自己都可能被「陷害其中」。有一年的年會，在北京的郊區召開。在一個平時人跡罕至但參加年會的所有車輛都必須經過的路口，我們的組織者設了一個局，四周埋伏多台攝像機，然後安排一位剛進部裡大家還不認識的新人，借來交警的衣服穿上，一輛一輛查評論部來開年會的車。越有名越有職務的越百般刁難，比如讓水均益自己抄寫發動機號，將陳虻、關海鷹等主任的車扣下等等，結果被查者的應對方法各不相同，有給公安部門打電話找熟人的，有吵架的，有默默承受的，比如水均益，就非常配合。
有趣的是，當年會開始時，主持人問水均益：「聽說車被查了？」水均益一副輕鬆的樣子，「沒事，已擺平！」但他沒想到的是，大屏幕馬上播出剛才偷拍到的畫面，他正撅著屁股一筆一畫地給人家抄發動機號呢。這畫面一出，現場笑噴了！
在這之後，利用老電影改詞對口型，諷刺或反映評論部的現實，成為最時尚的選擇。這其中，《糧食》和《分家在十月》，由於準確地釋放出動盪時期評論部人員的心聲而一炮打響，外面的人看熱鬧，評論部的人卻最能品出其中的五味雜陳。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充滿自由空氣的年會，越來越像是巨大壓力下的內部心理醫師，撫慰著焦慮，釋放著壓抑，溝通著情感，塑造著平等，然後，讓每一個人都從第二天起再度輕鬆地回到競爭的戰場。
輝煌到了頂峰，離下落就已經不遠。
2002年的年會，由《時空連線》承辦，我當時是這個欄目的製片人，自然將其當成大事來落實。崔永元、我、楊繼紅、陳虻這些「惡搞」的主力們早早地湊到一起，開了無數次策劃會，一個又一個創意被提出又被否決，一個大膽的主意終於脫穎而出：根據史詩《東方紅》的結構，全程改詞，製作《東方紅時空》，並全部由評論部內部人員來演出。
大家萬分激動，一路辛苦不表，我們作為承辦的欄目組，設計了從節目單到海報都充滿著波普色彩的絕對現代派作品，最後演出效果達到了空前的巔峰。場面之熱烈，創意之難忘，您大可上網去感受。
然而，這已是最後的瘋狂。
由於此時已進入互聯網時代，內部不知哪位好事者，或許覺得精彩應當與眾人分享吧，便草率地將《東方紅時空》視頻上傳到網絡，問題隨之而來。在一個普遍缺乏幽默感的國度，這個內部的演出成為罪狀，「一點兒正經都沒有」「哪像黨的新聞工作者的樣子」「話裡有話嘛」「自由主義」「為新聞工作者抹黑」……這眾多的話語，一句比一句沉重，也一天比一天讓電視台領導感受到更大的壓力。然而人們從不去想的是：這個團隊一年365天裡，有364天為《東方時空》、《焦點訪談》、《新聞調查》、《實話實說》等欄目在奔波在拚命，在忍並堅持著，只把剩下的一天當做自己的節日，卻錯了！
終於有一天，我們接到指令，所有演出的VCD收回，海報、節目單收回，關鍵是，今後的年會必須陽光燦爛，四平八穩；不能惡搞，寧可不搞。
從此傷筋動骨，年會又回到所有國企或政府機關慣有的模式之中，台上領導端坐，群眾下面鼓掌。有問題以為是後幾排，仔細一查，根子都是主席台。大家心照不宣地又開始習慣已經不太習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話語。作為一個原來年會的重要策劃者和參與者，我已經幾年沒參加過這樣的年會，我不想在四平八穩的年會中去體會傷感，體會激情的灰飛煙滅。
2010年年會，我又沒去，不一會兒，接到敬一丹大姐的短信：「再也不是以前的年會了！」
我猜得出來，也感受得到老評論部人心中的那份沮喪，自由、平等、民主的那些空氣，似乎一點一點在打擊「惡搞」的同時被抽走了，大家都心不在焉地繼續著自己的旅程。
然而我並不真的沮喪，因為那樣歡快自由的日子，我們曾經擁有過。就像我安慰年輕的同事，沒什麼可沮喪的，並不是現在不正常，而是現在正常了，過去才不正常，我們恰巧並幸運地趕上了那段不正常的日子罷了。
聽過此番話，沮喪的同事似乎釋然了。
隨著新聞改革在台內又一次轟轟烈烈地進行，我心中蠢蠢欲動，不知道這讓人難忘的年會能不能再度歸來。我也聽到台領導大喊「激情，激情」的話語，或許，那自由與充滿創意的年會，假如再度歸來，帶回的可能不只是笑聲，還有屏幕上的激情與創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