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人說：頭上有支劍懸著。那對於我們周圍很多人來說，《焦點訪談》這四個字就是懸在我們頭上的一支劍，因為在這四個字裡面，寄托著很多人的希望和信心，因此在演播室做節目，無論《東方時空》還是《焦點訪談》，自己都有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壓力，我能不辱使命嗎？
輿論監督：星星之火開始燎原
已經很多年過去，但當初看到電視屏幕上接二連三地出現批評報道的時候，我內心那種解渴加擔心的情緒至今難忘。
這種接二連三的批評報道就出台於我們《東方時空》中的《焦點時刻》欄目。
到今天為止，《焦點時刻》這個名字已分別被《焦點訪談》和《時空報道》替代，但我想很多人應該不會忘記，當初這個欄目出台時給人們帶來的震動。
山東濰坊的一家醫院，有兩個病人同一天要做手術，他們兩人，一個需要做心臟手術，另一個需要做扁桃體手術。
在手術的面前，病魔的折磨將要走到盡頭，而帶著陽光的日子又將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想必病人該是掐著手指算計著手術這一天的吧！
但誰也沒想到，這個原本應該空氣中瀰漫著快樂氣息的手術卻被一個醫生的錯誤給毀滅了。在做手術的時候，該做心臟手術的病人被割掉了扁桃體，而扁桃體有問題的病人卻被修理了心臟。
就這樣，一個憑想像力都想像不出來的局面被大意的醫生釀造成功。
這是早期《焦點時刻》一期節目的內容。
人在健康的時候，不會需要別人的血液來救助自己，只有萬般無奈，生命遇險時才會向醫生求助，用輸血來挽救生命。
可如果在你輸進身體的血液裡竟帶有害人的肝炎病毒時，生命的險情當然立即加劇。
而這樣的事情竟真的在江蘇郫州發生了。在那裡的一家醫院中，向病人提供的血漿裡含帶著丙肝病毒，大量輸血者本想出狼穴哪想到卻是進了虎窩，只好又在丙肝的陰影下開始繼續求醫，他們的生命中還會有多少歡笑？
這是早期《焦點時刻》另一期節目的內容。
可以想像這樣內容的節目出台以後社會上巨大的反響。
惡的事情被揭露，當事人因此得到相關的處理，觀眾拍手稱快，領導也堅決支持。
這樣的同心協力是中國在1993年新聞界上演的一齣好戲。
而在這之前的十幾年裡，被老百姓稱為「曝光」的批評報道其實屢屢想浮出水面，但由於各方面的原因，真正露出水面的很是稀少，而且多是用文字展現的正義，雖然扮演著重要力量，並在知識界內製造著極大的快樂，但畢竟不如電視這樣，直接到了所有普通人的面前，更何況露出水面也會遭遇這樣或那樣的阻力甚至刁難。這就使得批評報道躲在大多數公眾的視線之外，扮演著偶爾露崢嶸的角色。
到了1993年，《焦點時刻》帶著大量批評性報道走上屏幕的時候，遇到的綠燈遠遠多過紅燈，這不能不讓人驚奇。也許就是歷史選擇了《焦點時刻》，在1993年這個合適的時候，完成了之前多少新聞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焦點時刻》在《東方時空》中一下子火了，早上7:20打開電視機的中國人多了起來，現在回憶之中，那屏幕上輿論監督的星星之火最初燃燒得竟如此燦爛。
有了星星之火就開始慢慢地燎原。一年後，更大規模但性質接近的《焦點訪談》出現在《新聞聯播》之後，收視率也隨之變成第二，並第一次在嚴格意義上實現了電視讓「二老」滿意的目標。一方面吸引住像江澤民、李鵬、朱鎔基這樣的高層觀眾，另一方面每天有億萬中國老百姓準時坐到電視機前收看這個節目。
一件又一件讓人痛心疾首的惡事被我們知道，一起又一起對這樣事情的處理結果被我們知道，激動的人們在這樣的節目中慢慢建立起一種對社會的信心，因為正義終於開始成為一種力量。
再以後，除去中央電視台兩個「焦點」扮演正義化身的同時，全國各地的電視台也紛紛推出與此相類似的節目，畢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雖然在地方搞批評報道要比在中央電視台困難得多，阻力也大得多，但短短幾年間，全國各地電視台的這個「焦點」那個「時空」，很快蔚然成風，並大多數佔據了電視台的黃金時段。
中國電視界的輿論監督力量開始變得兵強馬壯起來，敢於批評開始成為中國電視人的一種習慣和追求。
出門為《焦點訪談》出的書籤名促銷，過程中自然少不了要接上一些告狀的材料，面對這種信任，安慰別人的同時自己常有渺小感，恨不能擁有三頭六臂解決太多的不平事。
當然，廣播與報紙加之相當多的雜誌也都在輿論監督日益成為一種力量的步伐中扮演著各自重要的角色。這一切都彷彿是不約而同於一夜間製造出的變化，但我們必須學會感謝，無論身在電視還是報紙還是廣播雜誌，都該為這麼多的同仁手挽手地形成這支堅定的隊伍而發自內心地笑對彼此：謝謝！我們用共同的信念和樸素的支持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正義，再不是勢單力薄的偶爾露崢嶸，而是同心協力地把舊的一頁翻過去。
到了今天，已經不應該再有多少人用悲觀的心情去預測輿論監督在中國發展的前景了，幾乎可以樂觀地說，就像中國的經濟列車很難開上回頭路一樣，輿論監督的星星之火既然已經開始燎原，那我們這個社會便很難再忍受眾口一詞的陽光燦爛。更何況，輿論監督的後果是讓好人歡喜壞人憂，讓好的政策得到保護壞的規定銷聲匿跡。從哪一方面說，都對中國的前進有利，已經找不到害怕輿論監督的理由。
如果說在過去，我們對輿論監督提心吊膽是因為自身的信心還很缺乏的話，那今天，隨著改革二十年的翻天覆地，自信心已不再是原來那般脆弱，人們終於自信地知道：只有敢於揭自己短的人才會日益強大。
這些年，和《東方時空》一起成長，和《焦點訪談》同呼吸共命運，因此走到哪裡，都會有朋友和我進行有關「輿論監督」話題的對話。加上自己幾年來，斷斷續續在《面對面》欄目中做著和輿論監督有關的事，因此，在夜深人靜時，也常常向自己提問，有的難住了自己，有的答得還算流利，不妨挑一些在這裡拋出。
關於輿論監督的自問自答
一、問：在你們的節目中，人們可以看到很多社會生活中醜惡的事，有人稱之為社會陰暗面，陰暗面看得多了，老百姓會不會對這個社會喪失信心呢？
答：不會。因為一個社會，只有陰暗面都不許百姓知道才會讓人喪失信心。社會像我們每一個人一樣，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身邊發生著各種各樣不美好的事情，但在各種媒體上我們看到的都是陽光燦爛的一面，這不公平，十幾億人被愚弄著總不是一件快樂的事。
更何況醜事就發生在民眾身邊，紙當然包不住火，可是由於沒有媒體的公開報道，因此這樣的事大多採取小道消息的傳播方式，可這就帶來了弊端，因為一傳十十傳百的過程中，添油加醋是不可避免的。於是醜惡的事在這樣的傳播中往往被誇大，因此在百姓心中的陰影就更大，破壞力也更大。而一旦公開報道，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避免了對社會中醜惡之事的渲染。
人們在媒體中看不到各種社會中存在的醜惡之事報道時，一種懷疑與不安定的情緒就會在憤怒的人群中醞釀升騰，直至能量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出現火山爆發式的釋放，破壞力自然極大；而如果在平時的生活中，在各種媒體中，公眾都可以看到這個社會對醜惡之事的曝光和處理，那種懷疑與憤怒的能量便經常得到釋放，於是便很難累積到火山爆發的程度，社會的安定當然就更容易實現。
更重要的是，由於輿論監督的力量日益增長，大量社會上醜惡之事被處理，民眾在拍手稱快之時，看到了這個社會的良知和正義公理是可以得到維護的，這個時候，即使眼前仍存在很多問題，生活也比較困難，但還是會建立起對這個社會的信心。而反之則不然，後果自然令人擔憂。
二、問：我們發現，有很多問題一經輿論監督，事情就很快解決了，因此很多人習慣遇到問題就找你們，請問，你們是解決一個又一個具體問題的嗎？
答：既是又不是。說是，那是因為正如你提問中說的，好多具體的事一經媒體介入便順利解決，甚至很多問題是拖了很久的，但幾乎可以說，哪一個問題，只要事實符合，的確是該解決的，那不管阻力多大，一旦媒體加大對這件事的監督力度，不管怎樣，總是會得到還能令人滿意的處理。從這個角度說，輿論監督的確是處理具體問題的一個好武器，這就難怪很多百姓會手拿狀紙靠近各個在輿論監督方面有好口碑的新聞單位，希望冤屈一經曝光立即得以昭雪。
但這個時候我又要說，輿論監督的目的並不是解決一個又一個具體問題，也不能解決一個又一個具體問題。
在這裡我可以算一筆賬，《焦點訪談》按常規一年應該播出三百六十五期，而由於「兩會」等特殊情況，一年大約播出三百四十多期。在這三百四十多期之中，批評性報道滿打滿算也就二百期，而在我們新聞評論部，每天接到各種反映問題的來信和電話就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您看，我們一年播出的節目數量都趕不上一天之內人們反映的問題，從這個角度您能說《焦點訪談》是解決具體問題的嗎？
也因此，在製作批評性節目時，選題便力爭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希望對這個問題的報道能帶動與此相似事情的處理。歸根到底，媒介行使的只是輿論監督的權力，而不是事無鉅細地解決具體問題，因為媒體既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樣做的權力。它不過是每天在社會的夜空為安全而經常敲起的警鐘。
三、問：很多百姓把你們當成「青天」，有什麼冤屈就找你們，不知你們是怎麼面對他們的？
答：最初是「鐵肩擔道義」的喜悅，人家這麼信任咱們，咱們得幫助人家解決問題啊！於是這個想幫，那個也想幫，一段時間過後，忙了個精疲力竭，問題也沒解決幾個，喜悅感開始喪失。
第二階段是痛苦的自卑階段，終於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傾盡全力也解決不了幾個問題，這個時候面對來信面對上訪群眾盼望的目光，我很想告訴他們：我也無能為力。但又怎能說得出口，於是「所有痛苦都自己扛」，向你傾訴的群眾以為事情這下可解決了，可把重擔接過來的我們都清醒地知道，能被具體解決的事情只是少數。
第三階段是超越了喜悅與自卑的低頭前行。這個時候終於開始明白，新聞記者並不是救火隊員，今天東邊明天西邊，恰恰相反，新聞人正是要通過對一個又一個典型事例的報道去推動社會良性運轉機制的建立，只有一個社會擁有了良好的運行機制，一個又一個具體的問題才會解決有門，那一張又一張愁苦的臉才會盡展笑容。
也因此，輿論監督的真正目的，是在初起時把建立社會良性運轉機制當做自己真正的目標，而當機制建立之後，要監督的則是這個機制的運轉。
而在今天，當想到機制正在建設之中，而一些具體問題我們又大多無法幫助解決的時候，面對信任新聞人的百姓，我就有種負疚感。但負疚和憤怒一樣不能解決問題，於是只有咬緊牙關盯著很美麗的將來爭取快點向前走。
四、問：看一些報道，我得知，在中央電視台門口有兩條長龍，一是來告狀的，二是不好的事被拍攝之後來求情爭取別播出的，你怎麼看待後面這支隊伍，他們會消失嗎？
答：我認為這後一支隊伍的出現很正常，連犯了罪的都可以請律師來為自己爭取權益，那當官的把事演砸了，事情曝光以後掙扎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我相信這種事情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還會有。
但要申明一點，這後一支隊伍可是隱形的，在電視台的門口，你絕對看不到這支衣冠楚楚的隊伍，他們大多在星級賓館住著，撥打著各種有權力人士的電話，當然也有直接撞進電視台的，不過這樣的求情效果大多不好。
說求情的一個都沒奏效那是不可能的，但奏效的不多也是事實，因此當人們問我：這麼一支求情隊伍什麼時候能消失？我的回答一般是：只有當求情大多落了空的時候，這支隊伍才會慢慢萎縮，然而完全消失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個問題需要聲明，進京來求情的大多是公款消費，各地的監察單位也應該把這一點放到監察內容之中。求情大多是為保官，這該算作是一個什麼性質的腐敗，我想將來不久，哪個地方處理它這麼三四起，進京的隊伍也能消停點兒！
在我們的機房裡，拍到一張這樣懊喪的照片，看得出是片子沒通過，但短暫的灰心之後，很快就明白一個道理：太陽在明天會照常升起，而今天並不是世界末日。
電視台這邊嚴格把關，讓求情的不好使；某些領導自重一些，不把求情電話打到電視台；當地監察部門處理一些公款保官的行為；電視台在適當時機也曝光幾起進京求情的事兒……相信齊抓共管齊頭並進，電視台門口求情的隊伍會短一點兒少一點兒。
五、問：你們的很多節目一播出，當地的領導便拍案而起，一番批示和督促，問題便得到解決，你怎麼看待這種領導出面問題才得以解決的方式？
答：首先是感謝，其次是希望將來問題的解決不必再麻煩領導出面。
1998年3月份，由於要製作《焦點訪談》開播四週年特別節目《再聚焦》，因此追蹤了好多以前播出節目的結果，還真像您說的，很多節目播出以後，省委書記、省長立即作出批示，很快的時間裡，問題解決了。為了讓這樣的事情不再發生，有的省區還決定：把《焦點訪談》這一期節目在該省電視台連續播出幾天。另外，還有的省領導在看過《焦點訪談》對該省某一事件的曝光之後，第二天就趕往事發現場，問題也自然得到解決。
當然要首先感謝這些領導，一來解決了具體問題，二來他們的批示和趕往現場本身就是對輿論監督的尊重和支持，第三要感謝他們眼裡裝不下沙子般看見問題就要解決的工作態度。可是如果慢慢地各種媒介都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在各級領導的重視上那就大錯特錯。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輿論監督的一個目標正是人治理念的淡化，政府的官員也不該如救火隊員一般盯著媒介，而是能騰出更多的時間去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情，而一個又一個事情的解決都該由法律由規章制度來完成。任何一件事情之所以被曝光，不外乎是違反了法律或相應法規，那麼事情既已敗露，法律和規章制度就應該顯現尊嚴，違法者必然得到相應處罰，而不必非得等到領導發話之後才開始行使自己的權利。否則，依法治國不就成了一句空話嗎？
當然，這還是個長遠目標，也許目前的很多事情，還應該按照中國特色的方式來辦，只是希望過渡期越短越好。
六、問：由於輿論監督的力量日益增長，是不是更應驗了那個說法：記者是無冕之王？
答：絕對不是。在中國認為記者是無冕之王的說法和認為顧客是上帝的說法一樣可笑。
所有的商店都高喊著「顧客是上帝」，但在我們這個不信上帝的國家裡，上帝和普通人幾乎是一個概念，因此上帝購物依然要戰戰兢兢是再正常不過的。
同樣道理，記者是無冕之王這個說法多少有點兒安慰劑的意思，但是：安慰劑一般沒什麼副作用，可這句話卻有。如果你要不信它還罷了，一旦誠惶誠恐地信了，然後在工作中以為自己是無冕之王那你的麻煩就大了，相信沒多久，撞得頭破血流之後，你就會氣憤地回頭找那位教你這句話的老師！
因此奉勸所有剛剛走上新聞道路的同仁，還是把自己當個記者為好，而對於那些因為聽說記者是無冕之王才打算走進記者隊伍的朋友來說，最好先考慮一下，如果不是什麼什麼王，你還打算不打算當記者？
也許很久以後，新聞的力量在社會中越來越大，能真正成為社會的一根良心支柱，相信那時正直而優秀的記者，自身的發言權會不可小視。但這還都只是目標而非今日的現實，其實即使明天真的如期而至，記者心中也未必要有無冕之王的可笑想法。因為容易讓自身膨脹，而什麼東西一旦不正常地膨脹，就離破碎不太遠了。
不過我相信另外一種對記者的形容。那是上大學時一位老師偶然給我們轉述的，他說：記者就是社會這艘大船上的領航員，一旦你們失職，這船的命運就令人擔憂。
我很喜歡這個比喻，如果說記者是無冕之王這個說法，讓人感受到的是媒介的力量，那麼這個形容則更多讓記者感受到自身的職責和使命感。
泰坦尼克號是本世紀初世界上最大的客船，它最後撞上冰山沉入大海，真正的原因一直是個謎，其中一點是：到今天，人們依然搞不懂，為什麼泰坦尼克這艘大船上的領航員竟然忘了帶上望遠鏡。結果當他們用肉眼看見冰山的時候，一切都晚了，而如果他們能夠帶上望遠鏡，那場海上悲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呢？
如果把社會比作大船的話，新聞人正是這艘船上的領航員，他不僅肉眼敏銳，還必須配帶望遠鏡，然後把航線上的蛛絲馬跡都能及時地通知船長、大副和乘客，以幫助這艘大船行駛在正確的航向上。我們有權利有責任把我們看到的和擔憂的向船上的船員和乘客匯報，但並不能一激動就想去親自操作。說白了，我們不過是乘客和船長的耳目，可如果我們失職，這艘大船就有可能重演泰坦尼克的悲劇！
這麼一想，便常常不得不提醒自己，我們都帶好望遠鏡了嗎？
七、問：如果千辛萬苦做了一個心愛的節目，卻因為種種原因，被認為暫時不合時宜，然後被領導槍斃掉，滋味如何？怎樣面對？
答：滋味非常不好。但不管怎麼不好，這種情況都屬於我們的工作內容之一，幾乎隔一段時間就能遇到一次，因而，面對這種隔三差五的打擊，必須想好辦法去面對，否則新聞人的日子就沒法過了。
先說一種「官方」頒布的處理方法，這一系列方法刊登於我們新聞評論部的工作手冊第十二頁上，白紙黑字，非常正式。
1．洗一個熱水澡，然後決定活下去。
2．想一想只有活著，理想才有實現的一天。
3．忘記把素材賣給市場的想法。
4．先假設自己是錯的，然後試著證明之。
5．總結經驗，確定下次的應對策略。
6．給你的製片人打電話，問有什麼選題可以馬上做。
以上方法，雖然很「官方」，但應用起來的效果還算不錯。除去這些，每人也都有著各自的絕招，來幫助自己渡過難關。對我來說，心愛節目被斃，還有以下兩招常用。
1．找一個沒人的地方，猛罵一通粗話，但一定要事先提醒自己，只能對事不能對人，因為從某種角度說，領導可能比我們還痛苦，比我們還無可奈何，所以要互相理解。
2．不僅僅女編導，實際上男編導也同樣可以進商場購物，這屬於破財免災法。不過千萬要小心，氣憤痛苦委屈之下，買回一堆沒用的東西。這種火候要很好掌握。
其實無論官方的還是個人的，方法都有些「阿Q」色彩，但我們又能怎麼樣呢？
因此當我們聽說哪一個同事要去審片時，都會齊聲祝福：祝你好運！
八、問：面對「輿論監督，群眾喉舌」這八個字，你們想說些什麼？
答：什麼也不想說，只想開始慢慢地做。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習慣認為，輿論是黨的喉舌，因此如果要提「群眾喉舌」這四個字，那就是和前一種說法對立。
但1998年10月，我們知道：黨的喉舌與群眾喉舌應該是高度統一的，這句話是在朱總理題詞之後人們聽到的。
統一了好，因為對立著讓人覺得心不平氣不和。
這也證明，「群眾喉舌」這個說法開始被接受，這就是前進。
1998年10月7日下午，朱鎔基總理要來電視台和我們座談，那之前，對於朱總理能不能給我們題字，我們沒抱太大希望，因為知道，朱總理到哪兒都不題字。
我們幾個主持人和編導記者在演播室門口恭候，朱總理一過來，見到我們就露出笑容：「天天和你們在電視上見。」
各級領導對我們的支持，是輿論監督節目能不斷邁向新台階的重要因素，李嵐清副總理就在演播室對我們說：「你們知道你們做的工作有多重要嗎？我可以告訴你們：非常重要！」
在演播室裡，我對總理說：「這是我們的家。」總理反應快，「也是老百姓的家。」然後我們一起笑著點頭。
總理在演播台上坐下，我們把題字本拿出來，提出題字的「非分要求」，朱總理出人意料地爽快答應了。
於是有了「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這十六個大字。
座談時，總理開著玩笑對我們說：不是即興之作，想了一宿，早上起來血壓都高了。
座談中總理的很多精彩話語也許我們以後可以說得更多，但這幾句不妨先聽為快：
「我不僅喜歡《焦點訪談》，更喜歡焦點訪談現象。」
「正面報道多少合適，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八？我看百分之五十一控股就可以了！」
要讓群眾看到信心啊！
…………
送走總理，我們感覺肩上的擔子更重，於是知道應當少說多做，因為前面的路還長。
九、問：這條路究竟有多長？
答：要咬牙才能走到我們都希望走上的光明大道。因為輿論監督發揮更大的作用，已不僅僅是新聞改革的內容，從某種角度說，已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中國的改革有多難，輿論監督之路就有多少坎坷需要征服。
要有耐心，要有韌性，要有絕大多數新聞人心照不宣的默契，要能在一時的原地踱步中不失去信心，要加強自身的素質，學會真正用事實說話，要……
就這樣，向前走，不管是大步還是小步，只要一直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