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女性，引領人類飛昇。」這句話但丁第一次說出，歌德第二次說出，托馬斯·哈代第三次說出，今天容我老高第四次說出，說給我們平凡而偉大的女性。
20世紀70年代初，我在中蘇邊界一個荒涼偏僻的邊防站服役。五年中，我們那個邊防站只來過一次女人，那就是兵團農十師演出隊。記得，演出隊有一個十分漂亮的姑娘，身材瘦瘦的，臉白白的，下巴尖尖的，一句話吧，她長得很像張柏芝。有三個細節，給人留下的印象最深。一個是，演出隊的七個姑娘，唱一個女聲小合唱叫《布倫托海打魚歸來》，她站在前面領唱，腰肢一擺一擺，手指一撩一撩，做划船的動作，把這些可憐的大兵都看呆了。第二個是，晚上吃飯的時候，副連長惡作劇，讓炊事員盛了滿滿的、尖尖的一大洋瓷碗米飯，端給這姑娘，想看這姑娘吃不完出洋相。誰知，這姑娘端起碗來，眼睛一眨不眨，一口氣把這一大碗飯吃完了，這叫大家都很吃驚——那時都餓呀，尤其是兵團的人。第三個細節則是，吃罷飯以後，演出隊休息，他們將在邊防站住一夜，第二天早晨離開。我們則騰出自己的床鋪，讓演員們住，女演員的門口，還加了雙崗。這時三班長端著個盆子，赤紅著臉，去給女演員送洗腳水，大家說你滿臉紅疙瘩，太難看了，別把人家嚇著，還是讓高建群去送吧。三班長「哼」了一聲，還是敲門去送了。副連長也耍點小特權，他手裡拿了副撲克，也敲門進去，在熄燈之前，和姑娘們玩了一陣撲克牌。那時新疆一帶流行的打發法叫打「五十K」。打著打著，天熱，副連長就把帽子卸了，後來，熄燈前，副連長要走，怎麼也找不著帽子。那位我們前面談到的小姑娘坐在那裡，副連長明白，帽子在她的屁股底下壓著，於是想叫那姑娘站起來，話剛出口，突然，另外的幾位姑娘一齊叫起來：「你快走，首長，她『來』了！」副連長是結過婚的人，知道這「來」是說來例假了，只好站起身匆匆忙忙地離開。副連長剛走，門「砰」的一聲關住，幾位姑娘在屋子裡笑得彎了腰——那時單軍帽很流行，兵團人是農工，他們也很稀罕這個。
記得那天夜裡，對面邊境線外槍炮聲大作，照明彈、穿甲彈、洩光彈、信號彈打得夜空五顏六色。第二天早晨，一輛馬車載著演出隊走了。臨行前，大家列隊和演出隊握手告別。那些老兵在握手的時候，使勁地用指甲摳那姑娘的手心，摳得姑娘眼淚汪汪的。演出隊剛爬上馬車，副連長就站在隊列前訓話，罵那些摳人家手心的老兵。他說：「一點軍人的樣子都沒有！你摳，你摳，摳你媽的×哩！」罵完以後大家解散，繼續我們的日子。
30年後，也就是2003年，我重返阿勒秦。這次，我專門來到農十師所在地北屯市，逢人就說當年那些事情，試圖找到那個夢一樣的姑娘。後來，人們告訴我，那姑娘叫張潤香，是山東支邊青年。我問她現在在哪裡，我想去看一眼。人們說，她調到「十三連」去了。十三連在哪裡呢？原來，十三連是墓地，一個團通常有十二個連隊，所以，人們把死去的人就說成是調到十三連去了。姑娘是在1986年的一次車禍中死去的。這樣，我來到戈壁灘一座荒涼空曠的墓地上，折來一束紅柳花穗為她獻上。那一刻我在心裡說：好姑娘，你大約只是把那次演出當作尋常的慰問演出，但是，你不知道，你給我們這些士兵留下了怎樣的印象呀！
上面是我的故事，是從一個男人的角度來談一個女性闖入者所帶給我們的震撼和溫馨回憶。那麼從女性的角度，該怎麼記述這個故事呢？
可惜我們的女神張潤香已經死了。要不，讓她談一談當年的感覺該多好呀！我在30年後專程去北屯尋她，也許正是想聽她親口說一說，可惜她已成古人。但是，不久前，在一次國家組織的文藝采風活動中，同車的隨行記者，一位名叫李向紅的漂亮姑娘，在聽了我上面這個故事以後，她揉了揉眼睛說：「高老師，我的記者生涯中，也有過一個和你類似的故事。讓我說一說好嗎？」
殘陽如血。我們的越野車在西部大地廣袤的原野上奔馳著。車輪滾滾，女記者李向紅，沙啞著嗓子，講述著她經歷過的一個故事：
我小時候就是個野丫頭，這是讓生活逼出來的。我是在西寧市區裡長大的。父親是老幹部老作家，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發配到西寧。「文革」中他又被關進牛棚中。少了父親的呵護，我和弟弟這些被叫作「狗崽子」的孩子老是受人欺侮。後來我生氣了，為了保護自己，保護弟弟，我開始和人打架。打到後來，出了名，在我們那個小學，在我們附近那些街區，只要一聽「李向紅來了」，那些尋釁的孩子嚇得撒腿就跑。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到青海日報社。當時，父親經青海省委與陝西省委協商，已經調回陝西。他要我留在青海，最少呆十年，說他對這裡有感情。我有些不高興，但還是去報到了。一到報社，我對主任說：哪裡最艱苦，讓我到哪裡去駐站。我這話裡也有和父親賭氣的意思。這樣，在一個大雪天的日子裡，我從街上攔了一輛大貨車，坐在駕駛室裡，往駐站的地方玉樹州囊欠縣去。汽車跑了一天，天快黑的時候，來到一個岔路上，司機說，從這條岔路上一直往下走，是囊欠縣，他只能捎我到這地方了。我下了車，司機開著車走了，暴風雪怒吼的荒原上，只有我一個人。我站在路口等了很久，好容易等了一輛車，司機見我揚手，理也不理，就走了。後來又等到了幾輛車，可是任憑你招手，司機就是不停。後來我突然想起，聽人說，女同志攔車，好攔，尤其是單身的女人。於是，我把自己頭上的皮帽卸了，拿在手裡，露出裡面的紅毛衣。這一招果然奏效，下一輛車一見我就停車了。司機是一個好大哥，他說，你這個姑娘是個傻大膽兒，怎麼一個人敢在這地方，不怕叫狼吃了。在藏民的氈房住了一夜後，第二天，我趕到囊欠縣記者站。快過年了，縣上正要放假，看見我來了，大家都吃了一驚。
我要說的那個故事發生在我當記者幾年以後。
春節快要到了，蘭州鐵路局李局長帶隊去慰問青藏鐵路沿線職工。電話打到青報社，點名要我去。我那時已經駐站兩年結束了。回到報社，跑交通口，認識的李局長。
李局長帶著我們，沿著茫茫的青藏線走著。這一段區域裡一共六個養路段，養路段下面，再分六個大工區，大工區下面，再分成道班。這一天，我們來到可可西裡養路段，處在大沙漠中。到了可可西裡，局長要給大家講話。大工區的人，道班的那些養路工們，都沿著鐵路，來到可可機務段。
會議室裡，局長講完話以後，問養路工：「你們有什麼困難沒有？有的話，講給我聽！」滿會議室的養路工，嘈嘈了一陣，最後說：「局長，我們只有一個困難，就是想要老婆！——我們沒老婆。」局長沉吟了片刻，回答說：「這個問題一定要給你們解決，我保證。麵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老婆也一定會有的。只是，這得慢慢來！」局長說這話的時候，一個年輕的養路工，悄悄地湊過來，給局長耳邊說了幾句話。
這時，局長把我叫出去，說有話給我說。到了外面走廊裡，局長臉色嚴肅，他說：「李記者，咱們是朋友吧！」我說：「局長你今天怎麼了？」局長說：「我想以朋友的身份，求你給我幫一個忙。就算求你，好姑娘！」當時我有些納悶，我說：「局長有什麼事你就直說吧！」局長這才對我說，剛才那位年輕的養路工，想擁抱你一下，輕輕地擁抱。那養路工在最艱難的一個道班工作，每天，看著火車從自己的身前轟轟烈烈開過去，他只能隔著窗子，向裡面望。
我被感動了，我一口答應了下來。我相信，每一個女人，哪怕再矯揉造作的女人，此情此景，也會答應的。我抹了一把眼睛，然後對局長說，我去收拾收拾，就來。
然後，我回一趟自己的房間，坐在鏡子前，細心地化了妝，我把自己帶來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試。我最好的衣服是一身牛仔，那是名牌，父親出國訪問給我買的，我決定穿上它。然後，頭上再扎一條鮮艷的紅紗巾。這是大冷天，零下三十多度。為了顯出我的腰身，我把黃大衣和棉襖都脫了。
我就以這樣的裝束重新回到了會議室。
我大大方方地走到主席台上，轉過身，然後張開雙臂說：「剛剛給我提出那小小要求的是哪一位，請站起來！」
我的話說過以後，會場上是一陣長久的沉默。最後，那位年輕的、一身油漬的養路工，怯生生地站起來，滿臉通紅。
「你是男的，你應當主動呀！」我也有些膽怯，於是這樣說。
那年輕養路工見我這樣說，於是勇敢地跨上了主席台，然後緊緊地擁抱我。我則回應他，也緊緊地擁抱他。胸膛貼得很緊，我甚至能聽見年輕的養路工那狂熱的心跳。
我們擁抱了多長時間，我不知道，也許很短，只短短的十幾秒，也許很久，長到地老天荒。當台下響起雷鳴般的掌聲時，我才驚醒。透過年輕養路工的肩頭，我向台下看去，看到許多養路工一邊抹眼淚，一邊鼓掌。而眼淚流得最多的，竟是平日老成持重的李局長。
李局長大聲說：「李記者，我授你我們蘭州局的名譽職工稱號。給你發個證兒，以後你走這一段鐵路的時候，不用買票！」
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時候和年輕養路工分開，又是什麼時候離開會議室的。當我離開會議室後，聽到身後又是一陣騷動和歡呼，扭頭來看，原來是那些養路工，又去擁抱那位年輕的養路工。
當她講完這個故事時，這輛越野車裡泣不成聲，這些老成持重的男人們，這一刻都像孩子一樣動了感情。
而最動感情的還是我。這個養路段故事就像我的邊防站故事的翻版一樣。不同的是前者是由男主角講的，後者是由女主角講的。
「你再見過那個養路工嗎？」我問。問完後覺得自己問話有點愚蠢。
「沒有！」李向紅說，「我後來還乘車走過幾次青藏線，路經可可西裡，望著窗外那像電桿一樣一閃而過的養路工，我不知道曾經擁抱過的是哪一位！」
李向紅還對我說，其實最叫她震撼的，還不僅僅是那次可可西裡擁抱，而是在她隨著李局長，已經離開會場，就要跨出大門那一刻，她聽到背後傳來山呼海嘯般的聲音——把你的幸福也傳遞給我們吧，讓我們聞聞你身上的味道！女記者身上的洋胰子味道！——這是那些鐵路工們，擁抱那位年輕工人時發出的吶喊聲。
李向紅的可可西裡擁抱，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發生的了。而我的白房子故事，則更遙遠，那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發生的了。那是我們年代的故事，我們年代的傳說，我們年代的詩和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