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麗
小時候，我有三個小夥伴，分別叫梅榮，巧玲（她倆是堂姐妹），春。梅榮、巧玲早已結婚生子，春前年剛結婚。去年春節我回家，聽爸爸說，春的新婚丈夫有一天借了一輛嶄新的摩托車來丈母娘家，先到街南頭，鎖了車去戰友家串門，剛落腳進屋，就聽外面起動摩托車的聲音，追出來，車上坐了兩個人正向北飛奔，他呼天喚地、捶胸頓足哭了一路，如何追得上？路過我們家時，爸爸目睹了他的慘狀。爸爸對我說：無論如何，這都太失態了。爸爸一輩子講究不失態，可人活著怎麼可能總保持那個「態」？只不過不一定都像春的丈夫一樣直露地失態罷了。
五歲那年，爸爸帶我去上海姑姑家接奶奶，我們從青島坐船去。在青島大街上，爸爸兩手拎包，顧不上拉我，行走間，突然聽見一聲刺耳的剎車聲，回頭一看驚出一身冷汗：一輛車剛好在我面前剎住。人們圍攏過來，紛紛指責爸爸。這件事爸爸回憶了二十多年，每次都說驚出一身冷汗。在去上海的輪船上，在我們上鋪，是一位高挑豐滿的少婦，從上船她就躺了下來，一隻白皙的手臂擱在胸脯上，一起一伏，一直在睡覺。一天兩夜，既沒見她起來吃東西，也沒見她去衛生間。這位神秘的少婦也讓爸爸講了好些年。二十多年後的一個春天，我獨自乘火車從杭州回北京，躺在中鋪，半睡半醒地度過了三十多個小時，好像睡著過，又好像從來沒睡著，我想快點回北京，又想讓火車慢點兒開。下車的時候也就是下床的時候發現下鋪有個小姑娘正愣了神盯著我看。
忘了上小學幾年級時，我的同班同學，也是我家的鄰居，老五，去小河洗澡，溺水而亡。滿街人圍觀，唯獨我嚇得不敢出去看。在驚天動地的哭聲中，我感到恐懼，還感到恥辱——死在我心裡引出的感情，除了恐懼竟是恥辱。前一天他還坐在教室裡和我們一起上課，今天就沒了。
去年夏天，媽媽來北京時，說，你還記得老五嗎？我說當然。媽說，幹了多年的小河今年夏天又有水了，在水來的第一天，老五的侄子，也即他大哥的孩子，去洗澡又淹死了。聽媽說，這個暑假，他天天中午在家裡看電視《新白娘子傳奇》，一牆之隔，我家都聽得見。半小時前還聽見他哼著主題歌出門去。他的年齡也是十二三歲，和他五叔那年一般大，在同一條河裡，同一個時間。
小學四年級，有一天，廣播裡響起了哀樂，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裡的工作，毛主席逝世了。人們都在哭，我沒有眼淚而記得害怕。我以為生活將從此停止。
小學那幾年，我被兩件事折磨得發狂——一件是，假如有一天傍晚我發現階級敵人在偷公社的辣椒，我會不會像劉文學一樣勇敢地衝上去與之搏鬥，那可是要冒生命危險的；還有一件就是，假如我活不到共產主義實現的那一天該怎麼辦。這兩件事，誰也幫不了我，老師不能，父母也不能。我陷入了真正的絕望。
小學畢業了，我拿回家的成果讓父母吃了一驚：一塊鋪在課桌上的大墊子，全部用糖紙層層糊成，其厚度幾乎相當於一冊課本——真難為我攢了那麼多糖紙。這件浩大複雜的製作，歷時幾年，全是我在上課時間內獨自完成的。至今媽還常提起那個糖紙墊子。「就是當柴燒也得燒些時辰。」媽說。
可我的成績一直是第一。從小到大，我沒嘗過第二名的滋味。在上大學以前，除了學習，我什麼也不會。不對，縫扣子我會，縫幾針就打個死結，後來媽拆衣服的時候，扣子怎麼也拆不下來。
打毛衣對我來說比登月還難——生活裡的樁樁件件我都是弱智。可我是老師的寵兒，我受到的誇獎劈頭蓋臉，同學的家長都羨慕我的父母，上門取經的人絡繹不絕，我的父母也深以我為榮。只有爺爺不喜歡我，因為我不是弟弟，不能給杜家光宗耀祖。
方圓多少裡之內都流傳著我的名字。高中時，我登峰造極，離第二名越來越遠，總分甚至高出將近一百分。一時間彷彿沒人能夠再教我，老師們全都不管我了——在英語課上，我一邊演算著疑難習題，一邊聽著英語老師犯的語法錯誤。我離同學們越來越遠。我是那樣孤獨，沒事的時候，我就在腦子裡把《中國歷史》上下冊、《世界歷史》上下冊從頭至尾默背一遍。什麼地方有一個插圖，什麼地方有幾個註解我都心明眼亮，課本在我腦子裡打開著，一頁一頁往下翻，我自己都害怕了。這哪是人過的日子。我盼著高考快快來，高考再晚來一步，我興許就瘋掉了。
那種畸形、病態的中學生活，我一想起來就後怕。假如再歸還我的少年，我寧可門門功課考零分，寧可不上大學，寧可填不出所有歷史年號的答案——只要讓我過一回健康、自然的生活。那本是每一個孩子生來就該有的、人人一份的——我的腦子裡裝滿了各種習題的答案，可就是不知道那個最最簡單、人人皆知的答案：生活。
所以，不管我考多少分，都是永遠不及格。高中時班裡已有人在戀愛——我背得下牛虻死前寫給瓊瑪的信，也明白羅切斯特和簡·愛是怎麼一回事——書裡面的愛是那樣天經地義。可是我卻搞不懂身邊的戀愛。他們的成績成雙作對地下降。他們究竟在人背後談些什麼，幹些什麼？我對他們又鄙視又羨慕，和他們相比，我實在是太可憐了：我甚至沒有暗暗地喜歡過哪個男生。我的那根弦還在睡大覺。
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我高考的第一天，爸爸戒了煙。從此他再沒抽過。爸爸的煙癮是極大的，我和弟弟妹妹曾費盡心機幫他戒煙都沒成功過，可這一回，是爸爸自己提出的——孩子要上大學了，不得不考慮經濟問題。在小縣城裡，一個不吸煙的男人還能指望有什麼朋友嗎？爸爸年輕時就好交際，呼朋引伴，高談闊論，家裡總是煙霧繚繞。這一下，家裡冷清多了，爸爸推掉了一切應酬，縮減開支到了最低程度。用他的話說，他的煙「卡嗒」一聲停了。
靠了爸爸的煙錢酒錢，我和妹妹先後上了北大，又先後抽起了煙——我們真不愧是爸爸的好女兒，煙癮一個比一個大。我們還相互友愛，你替我瞞這個，我替你瞞那個，都永遠是父母的好女兒——直到爸一次來京時偶然發現了一個滿噹噹的煙灰缸。
上了北大我才開始生活，從前都是白活了。學習沒什麼大不了，我們班來自各省市的同學，個個都是拔尖生，高考成績比我高的有好幾個。尤其是，上了大學我才明白，對女孩子來說，值得炫耀的東西太多了：聰明，漂亮，乖巧，嫵媚，見識廣，能力強，會唱歌，會跳舞……學習只是其中的一件，而且好像還是頂次要的一件。可除了學習，我哪一樣都不具備，哪一樁都不會。假如我沒有從前倒也罷了。假如從來就沒人誇過我，我還會有什麼失落？
原來我是被騙了。原來只有我一個人蒙在鼓裡。原來我上了一個大當——為什麼從來就沒有人告訴我如何做女孩？如何討人喜歡？如何和男孩子打交道？
從大二到大三，先後有好幾個外專業、外系的男生轉到我們班：賀照田、楊光、龍清濤（筆名紫地）、陳國平（筆名西渡）、褚福軍（筆名戈麥）。一九八六年九月，大二剛開學，班長楊軍帶了一個中學生模樣的男生來女生宿舍，說是新從漢語專業轉來的，要做我們的學習委員。我和他說話的時候，隔著楊軍，兩個人的腦袋側來側去，說的話斷斷續續。這男生叫龍清濤，八年後，我和他結了婚。
八年間，兩人徹底地鬧崩就有三四次，最難的是分書。每次分完了書，我會東跑西顛，上下求索，將他有而我沒有，我又特別心愛的書設法買到弄到偷到要到。不久，書又合在一起了，這些重複的書又一一賣掉送掉。讀研究生時有一次分完書後過了幾天，他又來我宿舍要買我的一些屬於我的但對他更有用的書，討價還價之後，算好了賬，付完了錢，外面下起了小雨。既然已經分手，他就沒有資格也沒有必要在我的宿舍裡待著。我拿了把傘護送他和他買的那捆書回他的宿舍樓，出樓門後，一陣風吹來，雨點斜著飄過來，我趕緊壓低傘去遮擋書。這景象被我那時的女友，哲學系的成瑞華在窗戶後面居高臨下看了個一清二楚。第二天見了我，還沒等我訴說分手的痛苦，她就撇著嘴說：騙什麼人呵，就看你那個小媳婦樣兒，鬼才信呢！
大學宿舍共是六個女生，那五個分別是：英蓮、英姿、玉琪、明娟、小艾。英蓮和英姿一個來自東北，一個來自山西，兩人都姓杜，名字寫在信袋上，路過我們宿舍的男生一看那名字，就在門外問是不是姐妹倆，更有人唱著「十八歲的哥哥惦記著小英蓮」遠去。
我和玉琪成了朋友，常擠在一張床上說悄悄話。玉琪要生男孩，我要生女孩，她的兒子叫小早，我的女兒叫小晚，那時我們指腹為婚，發誓要做親家——兩人還都沒有男朋友呢。現在，我沒有玉琪的消息，也不知小早生了沒有。
我們三個姓杜的女生有個排行，英蓮老大，英姿老二，我最小，分別是杜大小姐，杜二小姐，杜三小姐。一九九五年一年裡，杜大小姐和杜二小姐都生了大胖兒子，英姿的兒子叫劉狗蛋兒，又叫劉美蛋兒——光是英姿叫兒子時的樣就讓我妒忌得要死。英蓮的丈夫老王聰明絕頂，要給兒子起個特別的名字——爸媽沒給自己一個好名字，兒子的名字可含糊不得。時下複姓是潮流，他就叫兒子王杜若。我曾提出反對意見，不知現在王杜若到底叫什麼？
我結婚後買洗衣機時，不知該買小天鵝還是海棠，一問，小天鵝是無錫的，海棠是山西長治的——剛巧是英姿的老家，聽著自然覺得親切，就買了海棠。海棠很好用。
說起來我們班第一個生孩子的是上海的老姚，我們都還在尋找進入社會的感覺，他的女兒就呱呱墜地了——他給女兒取名姚萬枝——因為，萬枝媽懷孕期間，萬枝爸吸了有一萬枝香煙。老姚叫姚獻民，筆名郁文，也寫詩，他把自己看成這幫詩人的領袖。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北京突然下起了雪。這場雪來得那樣突然，人們簡直一點準備都沒有，雪片兒就急切地灑下來，不一會兒就變成了一個銀白的世界。雪下得無聲無息，直到睡覺前還不停，我們都懷著莫名的激動入睡了，等著次日早晨看雪景。十一月一日晨，等我們拉開窗簾，那場雪已經無影無蹤，消失得乾乾淨淨，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那樣淒絕，那樣不真實——也許清晨氣溫只升了一點點，那麼厚的雪就全化了。在去上課的路上，我們都若有所失，上課的時候恍恍惚惚，後來，我們系那幾個寫詩的男生幾乎每人都寫了一首詩，題目都叫《第一場雪》。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大學畢業，留下來繼續讀研究生。根據國家教委的政策，先得到基層鍛煉一年。我們系去的是北京青雲儀器廠二分廠，地點離北大很近，就在雙榆樹青年公寓對面。我和武漢大學中文系考來的范智紅被分在鉗工班，分別跟著兩台沖床撿零件。沖床永遠發出「咯——登」「咯——登」的聲音，說話得扯著嗓門使勁喊。鉗工班有六七個人，幾乎個個都是結巴——據說與沖床的聲音有關。在我那台沖床上操作的是一個長得相當帥氣的小伙子，叫賈精兵，一笑一口白牙，長得像今天的張德培。他見我擔心耳朵被震出毛病，就把他發的耳罩給我用，這下我更聽不見他講話了。
小賈只有初中畢業，沒什麼好炫耀，他最愛說的就是帶我免費逛動物園，說是他爸是動物園的工作人員，他從小在動物園裡混，從來不買票，人熟路熟。
還有就是穿西裝的事：「小，小杜，你，你別看我現在這樣油漬麻花的，等星期六，一洗澡，頭，頭髮一吹，換上我的西裝，走在馬路上，你保準認，認不出我來。」
離開工廠後，有一天我坐332路汽車，在魏公村附近，見一西裝革履男士飛車而過——我一眼就認出那就是北京青雲儀器廠二分廠鉗工班的賈精兵。
一九九二年春，我們研究生面臨畢業分配，有個叫張虹生的男生找工作不順心，在回北大的路上，騎自行車衝進了北京動物園，被管理人員連人帶車扣下，後來，放了人，不放車。張虹生想起小賈的話——我還以為他只想帶我一個人逛動物園呢，敢情全都許諾——就跑去給他打了個電話。小賈在隆隆的機器聲中說：這事兒包在哥們兒身上了。張虹生在自己待過一年的車間裡等小賈下班後（上班時間不准外出），兩人一起七拐八拐進到動物園。小賈沖煙攤一抬下巴：你去買包煙。到了管理處，小賈一哈腰，說：X伯，我是賈XX的小三兒，我的哥們兒……張虹生及時地遞上了希爾頓，那X伯一揮手：車在那邊，推去吧。
我聽張虹生講了此事，原來當年小賈不是吹牛，還真能不花錢進動物園，他在隆隆的機器聲中想入非非是有根據的——他至少比北大研究生有能耐。
在工廠期間，我們大學的同學游進死了。游進是四川人，畢業後分配在四川人民廣播電台。一九八九年年底，他也得下基層，臨行前和幾個好友在成都一家餐館喝酒話別，遇上壞人調戲女服務員，游進上前制止，被捅了一刀，還沒送到醫院就斷了氣。他淳厚，風趣，笑起來朗朗有聲。彷彿前不久他還在班裡的新年晚會上演小品，笑倒一大片，畢業還不到半年他就沒了。後來他被追認為四川省新聞工作標兵。
一九九二年秋天，我們班的又一個男生，寫詩的戈麥失蹤了。後發現他自沉萬泉河中。戈麥內向寡言，我幾乎記不起作為同班同學和他有什麼交往，只記得大學畢業後一次班級聚會上，他說我嗓音聽不出性別。他生前的好友西渡將他的詩作整理出來，交漓江出版社出版，責任編輯是我們系八七級的女生張謙。詩集叫《彗星》，象徵著他天才而短暫的一生。這時，我才好好讀了他的詩，被他詩中的光芒所折服。書的後頭有西渡、臧棣、桑克、徐江等懷念戈麥的文章，讀後我才知道戈麥在孤獨中寫作的情況。
一九九三年春，我去南方出差，剛巧西渡回浙江探親，便結伴而行。西渡給我看了戈麥的三篇小說遺作：《地鐵車站》、《猛犸》、《遊戲》，我讀後大為折服。到南京後，我們設法找到王干，希望能交《鍾山》發表。後來，《地鐵車站》發在《鍾山》一九九四年第五期，後面兩個王干送到《山花》上，好像是一九九四年第九期。
一九九二年春，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找工作，正拿出簡歷來自我推銷，見一胖墩墩的小伙子戴著一頂極棒的燈心絨棉帽走進來，覺得有些面熟。這時，二編室副主任叢培香說：王清平，快來見見你的校友。
原來他是王清平！在北大時，他是有名的蘇州才子，傲氣得很，我只在路上被人指點著見過他——一個清秀瘦削的老生。知道他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但怎麼變得這麼胖？
據說，那天我一走，清平就在辦公室裡感歎：她就是杜麗呀，比前幾年可是老多了。後來我跟他住在一個樓道，這話傳到我的耳朵裡，我幾乎要找他拚命。
在北大時，清平有幾句詩流傳頗廣，無人不曉：
落山的太陽神奇的月
大餅烙好看下雪
你要抒情你就抒情
我肚子餓了我要吃大餅
真不知這老兄是怎麼想出來的，怕是從武俠裡得的靈感吧？——他是中文系的資深武俠迷，尤愛古龍、溫瑞安。他若是開一堂武俠課，恐怕得講上好幾年。
他在出版社大院的宿舍，活脫脫把北大男生宿舍給搬過來了：桌上擱著一年前的煎餅粿子，床底下塞著幾百雙臭襪子——他說自己從來不洗襪子。在街上揀那個十塊錢五雙的買，穿一雙扔一雙。在他的宿舍，我平生第一次見到了烏黑珵亮的枕頭——煉半斤八兩的油應該沒問題。
最絕的是牆上寫在泛黃紙上的一首五言：
傾杯對簫鼓
拔劍無生死
少年愁夢裡
紅袖不解詩
我乍一看以為是我們都熟悉的一位名人的書法，再細一看，又是不同，那字、那詩都一定是神助——清平說是酒後潑墨而成。我看那幅字大有收藏價值，詩則會流傳百世。
在大學裡，有一天，我看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日瓦戈醫生將死前，在電車上，看到幾個正在發育成長的人一個靠一個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他想到「不知誰的命運能超過另一個人的命運，誰比誰活得更長……」我在這句話底下劃了線。
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是北大校慶九十週年。整個學校都在狂歡。晚上，我一個人在校園裡遊蕩，碰上高年級的學姐易敏，她和幾個作家班的學員在一起，我也跟他們一起去喝咖啡。其中有女詩人伊蕾。我早已聽說過她的名字。第一次見到她人，在咖啡廳暗紅的光裡，我被她的臉震懾住了——二十歲了，我還從未見過這樣一張被磨損的女人的臉，那臉上有一種被痛苦、被屈辱、被歲月毀壞的無形的痕跡，有一種無意識的、不自覺的痛楚與冶蕩。只可惜我當時太小，無法領略那張憔悴的臉上動人的美。相反，坐在她的對面，我替她害羞：她這樣堂皇地坐在那裡。
很晚我才去讀她的詩——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二日，我在書店裡買了一本一九九零年出版的她的詩集《女性年齡》，我翻到後記，第一句話就是：「我好像天生就老了。」我為什麼沒有更早地讀到？
杜麗（1967—），山東萊州人，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在北京某出版社工作。作品集有《美好的敵人》《帶綠色玻璃罩的檯燈》《為卡爾文瘋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