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燕
「你是說要去普勞森湖監獄？」我的德國老友翻起她灰色的眼睛向我確認，見我點頭，她說，「那好，我們去。」
從十字軍山出發，經過梯爾園，看到一家一戶的土耳其人紛紛在草地和湖邊野餐，依稀傳來的，是他們家鄉那種纏綿的音樂。經過被燒過的國會大廈，看到外地來的，外國來的旅遊者排著長龍，等待上國會大廈的玻璃圓頂去看柏林市容。經過六月陽光下的靜靜的住宅，小花園，星期天關門歇業的商店，星期天柏林真正住人的地方，通常都靜得像沒有一個人一樣，停在街邊的汽車上落了干樹葉，看上去是星期六落下來的了。這是一個普通的寧靜的週末，也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柏林六月下午，一些街區在這個週末封了路，有的是為國際音樂節，有的是為同性戀嘉年華，還有的是為少年無動力車設計比賽。我們白色的老捷達車在陽光下的大街上開著，遠遠的，還在一座橋上，就見到綠樹下面紅磚的大房子，是十九世紀中葉柏林流行的那種樣子，紅磚頭砌的，聽說是為了好看又省錢。那就是在柏林有名的普勞森湖監獄了，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它就是監獄，現在它還是監獄。而在希特勒的納粹德國時代，這裡關押反對希特勒的德國人和歐洲人，這裡的監獄行刑室處死了二千五百個犯人，用絞架和斷頭台。當時在行刑室工作的職業劊子手是個壯漢，聽說他總在嘴上叼著香煙，他處死一個犯人，可以拿到六十馬克的津貼。在一九四四年九月普勞森湖監獄的「血腥之夜」，他靠津貼就可以發財，那一夜他參加處死了一百八十六個普勞森湖犯人，八個犯人一隊，上絞刑架。如今我們要去的，是在原來的行刑室裡建立的紀念地。
那是間紅磚的平房，因為年代久了，牆上的紅磚已經有點發黑。不像德國別處的老磚房，牆上常常爬滿了常春籐，這房子四周什麼也不長。院子裡倒是長著高高的樹和草，難得的，在六月的院落裡沒有看到玫瑰花樹。但是看到了一個石頭做的骨灰罐，裡面裝著一九四五年蘇聯軍隊到柏林時，從德國各地的監獄裡清理出來的犯人骨灰。但我想，那石頭罐子裡面肯定不會有普勞森湖監獄的犯人的骨殖，因為他們被處死後，屍體都被馬上送到醫學院去，當了那裡的教具。他們大概不會有骨灰留下來的。因為在波蘭的奧斯維辛死亡營我已經見到過用骨灰粉做的沙漏，所以經過石頭骨灰罐的時候，心裡並沒有很大的震動。但是也想，猶太人死亡營裡有自己的骨灰，德國的監獄裡也有同樣的東西啊。
一條平常的小路繞著房子，我們向小路導引的地方走去。這房子看上去更像一間鍋爐房，或者放園藝工具的院子裡的工具間，或者小倉庫。我們能聽到自己的鞋底擦著平地的聲音，還有外面遠遠的大街上，車輪經過的沙沙聲。四周就像柏林的禮拜天那麼靜。
我看到了高牆對面的樓房，一時不能確定那棟房子是否就是從前的死亡屋，在英國飛機轟炸柏林以前，那棟靠行刑室最近的牢房裡，關著的是第二天清晨要被處決的犯人，他們在那裡的小牢房裡度過自己的最後一夜，整夜，他們都被綁著雙手。監獄裡的人，把那棟房子叫作死亡屋。在一九四四年九月，這房子被晚上的空襲炸毀，當時，裡面有三百個人正在小牢房裡等待他們的絞刑。在空襲的夜裡，也是普勞森湖監獄加快處決犯人的夜裡，犯人們在死亡屋和行刑室中間的空地上等著，有一次飛機就在附近投炸彈，劊子手暫停了絞刑，把等待在外面的犯人都送回到死亡屋裡去，等待空襲警報解除以後，重新開始。那天工作得晚了，他到第二天早上八點才結束自己的工作。
我看到了一扇打開的木頭門，於是我們走過去。突然就到了行刑室內。室內很昏暗，而且冷。劈面看到的，就是一條結實的鋼樑，上面吊著六個粗大的鐵環，然後我意識到，那大概就是絞刑架上的鉤子，用來拴絞索的。它們後面有兩扇圓圓的長窗，窗外的陽光像刀片一樣明晃晃的，陽光下閃閃發光的樹葉也像刀片一樣明晃晃的。那樹十分高大，該在這裡長了幾十年了，當它還是棵細細的小樹時，它大概就從窗外見識過行刑室裡的情形吧。它在窗外的風裡輕輕搖動，但是奇怪，站在室內，聽不到一點樹葉的聲音。寂靜像一隻有力的大手那樣緊緊將人按住了。好像能聽到一個帶著柏林口音的陰沉的、一絲不苟的聲音，在宣讀人民法庭的死亡判決書。對反對希特勒的人，無論用任何形式，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共產黨員，在火車上對人說希特勒是蠢豬的毛頭小伙子，幫助青年逃避當兵的修女，因為太餓而偷了商店東西的法國少年，想要謀殺希特勒以結束戰爭的貴族軍官們，統統由柏林的人民法庭經過三個法官的審理，簽發了死刑判決書，由行刑室的職業劊子手執行死刑，然後將死刑的過程寫成文件，上報給人民法庭備案。通常他們是被絞死的，也有的人上了斷頭台。在房間中間的水泥地上，我看見一個大大的下水口，用結實的鐵網罩著的，要是用斷頭台殺人的話，那些噴薄而出的鮮血大概要順著這個下水道流下去吧。那個柏林的修女艾米·菜登，幫助青年逃避當兵，然後被發現了，被送到這裡，在監獄的勞動營裡工作了幾年以後，等來了人民法庭對她的死刑判決。六月九日，柏林春天中的一天，她死在行刑室的斷頭台上。我在牆上的陳列物裡見到了她的行刑報告，她很安靜，劊子手只用了幾分鐘就完成了。她的屍體也被送到柏林的醫學院去當實驗品了。
現在，這裡什麼血跡也看不到了，也沒有斷頭台陳列。也看不到絞索。聞不到血的腥氣，也聞不到那個普勞森湖監獄的職業劊子手愛抽的香煙的氣味。光光的地上，放著一個鮮花做的花圈。地上到底還有一些看上去可疑的痕跡。還有我們的影子，被大門外的陽光長長地投到行刑室紀念地的地上。
這裡沒有別人。
當年的死亡判決書和監獄的文件靜靜地陳列在牆上的玻璃架子上，用一九四零年的老式德文打字機打出來的文件，導致了這裡二千五百個犯人的被處決。連照亮它們的燈都是靜靜的，沒有通常燈發出的輕微的電流聲。當年在普勞森湖監獄工作的天主教神父，為每一個將要去行刑室的犯人做最後的祈禱，後來他回憶說，在三百多個犯人被處決的「血腥之夜」裡，犯人們無聲地站在行刑室和死亡屋之間的空地上等待，什麼聲音也沒有，只能聽到兩個神父在犯人中的祈禱聲。我相信普勞森湖監獄的行刑室總是這樣靜的，那是一種酷厲的靜。牆上的文件裡總是說，絞刑和砍頭，通常是在幾分鐘裡安靜地、有秩序地完成了，絞死八十六個參加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謀殺希特勒政變的那些陸軍中將和上將的時候，安靜地完成了。絞死剛滿十八歲的法國少年的時候，也是安靜地完成了。馬丁·尼爾繆勒也在這裡被安靜地處死了，他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語錄：「當納粹帶走共產黨人的時候，我保持了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當他們又帶走社會民主黨人的時候、我又保持了沉默，因為我也不是社會民主黨人。當他們帶走猶太人的時候，我還是保持沉默，因為我也不是猶太人。現在，當他們帶走我的時候，已經找不到能對此提出抗議的人來了。」那是他在普勞森湖監獄裡發出的最後的布道的聲音。我的朋友在為我翻譯他的話的時候，突然熱淚盈眶。「每次我重複他的話，我的心都很難過。」她說。
普勞森湖監獄發信給死刑犯的家人，通知他們執行了死刑，同時寄給家屬的是兩張清單。
一張是死刑犯留在監獄裡的遺物清單。菜登修女的遺物清單被陳列在牆上，她留下了二十四點三九帝國馬克的零用錢，三十五點七帝國馬克的勞動津貼。還有信夾一隻，手袋一隻，發刷兩把，手帕九條，手套一副，髮夾一隻，大衣兩件，襪子四雙，護領一根，襯衣一件，茄克兩件，裙子兩條，襯裙三條，睡衣兩件，褲子四條，乳罩一隻，梳子一把，羊毛衫兩件，毛巾兩條，男式襯衣一件，緊身胸衣一件，兩套禮服幾件衣服，這些都一個不少地留在清單裡，她臨刑時指定了一個叫列保爾德的女士繼承她的遺物。她可以憑這張清單從監獄裡拿到這些東西。
另一張清單，是家屬必須支付的死刑費用，包括死刑判決費用三百帝國馬克，將判決書遞送到家的郵資二點七帝國馬克，給檢查官付的費用八十一點六帝國馬克，關押在監獄等待判決的住宿費一天一點五帝國馬克，關押在死亡屋的看守費用一天一點五帝國馬克，還有執行死刑時的費用一百五十八點一八帝國馬克，最後一項，是把付費通知和清單寄到家裡的郵局收費零點一二帝國馬克。一個陳列在行刑室牆上的死亡清單，家屬一共要向監獄支付七百六十六點八帝國馬克。
說起來，也真的是一絲不苟的秩序。在「血腥之夜」的第二天，監獄就發現因為死刑判決書改用電話口頭傳達，出現了錯誤，有些名字相近的人被誤殺。於是，普勞森湖監獄正式向下達死刑判決書的部門要求不再用電話，恢復書面的死亡令，免得再出現類似錯誤。
我和我的朋友望著那些白紙黑字上的文件和申訴，驚異地笑出來。「哈！」那突然響起的短促笑聲，像受驚的中國麻雀一樣驚恐而迅疾地飛上行刑室寂靜的屋頂。不曉得還有什麼比這樣的文件更荒謬。
行刑室紀念地裡看不到一張照片，不像在奧斯維辛死亡營的牆上，滿滿的都是犯人進死亡營時的照片，到處都是明知屠殺逼近時大睜的眼睛和雪亮的眼神。可我在原來的陸軍司令部七月二十日政變指揮部原址的紀念館裡見到過許多照片，那些都是參加政變的德國人的照片，也用了滿滿的一面牆。那都是些德國人嚴肅的臉，是誠實、陰鬱而驕傲的灰藍色的眼睛，他們中的許多人被處死在普勞森湖監獄的行刑室裡。他們被行刑的過程，被拍成紀錄片，在德國軍隊中播放。但是，甚至在那樣的臉上，總是會想到從前關於二次大戰的電影裡納粹的樣子，許多人穿著那時的德國陸軍軍裝，他們是德國的職業軍人，參加了許多次戰爭。那次政變中軍銜最高的，是隆美爾元帥，他率領的德國軍隊曾經是最英勇善戰的，政變失敗以後，他在希特勒的勸說之下自殺，使深受德國人信賴的隆美爾元帥起意謀殺希特勒，以結束德國注定要失敗的戰爭這樣的事實得以掩蓋，保護德國人對第三帝國的信任。自殺的還有貝克上將，在七月二十日晚上，知道刺殺希特勒失敗的消息，他就在陸軍司令部的辦公室裡自殺，但是他沒有死成，他聽到院子裡蓋世太保槍殺他的下屬的槍聲。然後他被嚴刑審訊後，死於普勞森湖的絞刑架下。他的辦公室現在成了同樣寂靜的紀念7月20日政變的紀念館，他和他的同僚的照片靜靜地掛在牆上，望著來參觀的人。在那裡還可以看到一些他們和家人在一起的照片，他們中的一些人，穿著軍服，但沒有帶帽子，輕鬆地笑著，抱著自己的金髮的小孩，肩上靠著自己穿了花連衣裙的年輕的妻子，那也是幸福的一家人，在樹林裡過自己的假日。
而那時侯，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正日夜趕往奧斯維辛赴死，成千上萬的聖彼得堡人正死於九百天被德軍圍困的大饑荒中，成千上萬的盟軍士兵正死在歐洲的戰場上，成千上萬的德國建築和德國人被夜夜不停的英國轟炸機炸成碎片。
我不知道為什麼想到了這些。
我的思想變得混亂了，我應該在普勞森湖監獄行刑室的寂靜中想到這些嗎？
那地方是那樣寂靜，像一隻大手緊緊將人的心按住一樣的靜，像要捏碎一隻小鳥一樣的靜，像一個沒有開始解開的死結那樣靜，像一個從來沒有被猜出來的謎語那樣靜。
二千五百個人死在普勞森湖監獄的行刑室裡了。
這個六月，是我第六次到柏林來，但是，是我第一次到這個幾乎稱不上是個小博物館的紀念地來參觀。九年以前，我去了達號死亡營，八年以前，我去了奧斯維辛死亡營，而在一個月前，一個在上海的德國問題專家給了我普勞森湖監獄的地址，我才知道這地方，才請老朋友帶我來這裡，在我們一起去了柏林不少地方以後。我和我的老友一言不發地離開那裡。
在高牆外面，我們找到被太陽曬得滾燙的車，等車裡熱氣散出來的幾分鐘裡，我們看到了紀念地門口那條單車道的小馬路的路牌，就是死在行刑室斷頭台上那個修女的名字。
「原來萊登路，是用她的姓來命名的。」我的朋友說。
小馬路上沒有人。
「為什麼都沒有人提起這地方，也沒有人來，柏林的旅遊書上也不介紹。」我說。
我的朋友說：「按照大家的想法，是我們德國發動的戰爭，我們要多說自己的錯和責任，不應該多說我們的痛苦，我們德國人的被殺，與猶太人的被殺相比，就不那麼重要。而且，而且，」我的朋友伸出一隻手指來強調，「也並不是有許多人對這樣的地方感興趣，大家到柏林來，更願意去看漂亮的地方，宮殿、博物館、咖啡館，不想過一個痛苦的六月的禮拜天下午。」
在我們就要離開的時候，我們看到有一輛車停了下來，一對男女往四下裡張望，不知道他們是找不到入口的地方呢，還是他們走錯了路。如今繁花似錦的德國到底還要走多久，才能從希特勒的影子裡走出來呢？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可那條離開陰影的道路，看起來仍舊是那麼漫長。
陳丹燕（1958—），生於北京，八歲起移居上海。1982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著有《女中學生三部曲》《心動如水》《紐約假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