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君
最後見到海野是在五月的一個雨夜。
昏黃的燈影裡，記得海野不常穿的一襲藏藍粗布和服，似被雨濡濕了。
那個五月沒有過完，在山手線電車被棄廢的報紙上，海野化作了一小塊黑白的東京新聞——銀座某俱樂部裡，有一「牙庫匝」朝他頭顱開了一槍。
海野也是「牙庫匝」，是黑社會的人。東京人說起他們時，會把聲音壓成神秘，並在自己臉頰上拿食指比劃出一刀恐怖。
但「牙庫匝」的海野是我短暫異國人生裡的一次相遇。
我時常會斷斷續續地想起海野。
但我說不清楚，想他時何以沒有悲傷，甚至沒有日本人每每掛在唇邊，確確也是人之常情的對已逝之人的懷念。只是，有過那樣的一些片刻，比如在吞吐人流的電車站口，驀地瞥見一個不撐傘而濕液捷的背影，又比如當一片又一片的灰色風衣和手拎公文包擁擠了東京的黃昏，在那樣的一些片刻，我眼前就會一下子浮起來海野嘴角的冷漠和譏諷。接踵而來的，是一種成年人偶然迷路時的心境，有點紊亂，有點絕望。
做了「牙庫匝」的海野，是因為厭惡這個世界而被放逐？還是由於遭放逐從而厭惡起這個世界？
我說不清楚。一如我說不清楚與他忘年之交究竟忘年了多少歲，除做「牙庫匝」之外，他還在做什麼。和海野的交往，似也被放逐在人與人的日常世界之外。最初的海野就坐在他最後坐過的地方。
那張無背高腳椅在我記憶裡是一幅安靜極了的定格。
那時值歲末。
那時的東京正亢奮在大大小小忘年會的盛杯裡。在我打工不久的那家店裡，不肯歇息的卡拉OK，嘩嘩啦啦的掌聲夾雜著店老闆汗滓滓的助興咳喝，擠來擠去的客人和女招待……就那樣煙霧騰騰著那個夜晚。
就在櫃檯拐角的地方，當時我看見了唯一一張沒被威士忌燒紅的臉。那個男人正自斟自飲，目光裡佈滿陰沉。發現櫃檯裡頭的我在看他，便操起酒杯，用不變的陰沉目光與櫃檯這邊對峙起來。
他就是最初的海野。看上去十分高大，臉上寫著一些凶悍的「牙庫匝」的海野。在那個煙霧騰騰的夜晚，他在拐角的地方坐出一小片安靜，不動聲色，卻散發出威懾。
後來在煙霧裡聽到了海野的歌。
在東京，極少有人那樣唱歌的。海野握麥克的手勢有點僵，聲音十分低沉，且鼻音濃重，很深，很頗，似有一種化不開的男人的優傷。
一如後來那半年裡兒回回聽到的，海野只唱石原裕次郎。唱的最多的，是那個店裡除了海野誰也不唱的《我不悔人生》。
記得曾讀過，馳名於世的老巴爾扎克，曾手撫等身的著作，悲鏡中白髮悔一生滄桑。千古悠悠，真真經得起審問真真值得不悔的人生又在何方？
頭一次聽海野的「我不悔人生」，我突然想哭。
那個煙霧騰騰的夜晚，海野在唱，而似乎也只我一人在聽，邊聽邊洗水池裡的一堆玻璃杯。再後來，我就用濕漉漉的手為海野鼓了掌，不，為海野的「我不悔人生」，為我的想哭。
記得海野對我笑了，笑起來的時候臉上仍寫著凶悍，嘴角流露著些許譏諷。但我相信當時我是讀懂了海野的笑的。
翌日，店老闆一臉認真地囑我，櫃檯拐角的那一位是「牙庫匝」。你乍到日本大概還不曉得「牙庫匝」的厲害、兇殺、販毒、妓館、高利貸——你急用錢時只好去借「牙庫匝」，於是你也就鑽進了上吊繩。
可是老闆的一段外語裡有幾個關鍵性的新單詞。我知道他在說什麼，但弄不清楚他說了些什麼。
末了老闆歎了口氣，說海野那個人，還是小心為好，萬一弄出點事件來，他的生意怕也給砸了。
老闆何以喊我小心而不囑別人？莫非海野有點想殺我？抑或覺得殺我比殺別人有意思？
就在老闆關於兇殺販毒啟蒙的那個深夜，在末班電車的站台上，想著想著，不由地有些興奮了。
突然，我的肩膀從背後被人重擊，「喂——接著，剛出爐的。吃！」
話還沒聽完，手裡已捧上一隻熱乎乎的豆沙餡烤面魚。在街上吃東西並扔東西給人吃，在我的東京時光裡，是頭一回恐怕也是最後一回。
身旁站了高我一頭出去的海野。
「喂，君——」日本人通常把比自己輩份或地位低的對方喊作君，「住哪兒？」
沒等答話，出手線電車正緩緩無聲地停靠在站台邊。
海野伸出一隻大手把我和我的大衣拎進車門，順勢把我擱在乘客們小心翼翼騰出來的座椅空心裡。
我覺出車裡的東京人正一上一下偷瞟著立著的海野和坐著的我。而海野，則用東京人從來不用的大嗓門問我來日本有幾天，囑我用心學日語，之後找個能教人實實在在一技之長的中專讀，之後嫁一個像男人的男人……從上車到下車，深夜電車裡一直響亮地迴盪著海野。
店裡的「以拉夏以麻賽」之後若是踱進了海野，老闆額頭便會擰出一隻麻團。
老闆頭疼海野。
海野往酒店裡一坐，鄰桌悄悄地就空了。除非那一日特別忙，而客人們又喝昏了頭喝大了膽。日本人怕「牙庫匝」。老闆怕客人們的怕「牙庫匝」，從而不敢登門從而斷了生意。
但老闆對海野總是堆上一臉春風。
他怕海野喚了眾弟兄來砸他的店？
或者老闆自己就待在某位「牙庫匝」的樹底下乘涼因而不敢冒犯那個山頭？
有一天，老闆邊一眼一眼瞟著櫃檯對面的海野，一邊提高了聲音吩咐我，說海野先生光臨的時候，杯子可放一放的，跟海野先生聊聊天不是挺愉快麼。然後他又朝海野刮上一臉春風。
不是不明白小本經營的買賣人得有兩枚舌頭，只是拗不過自己的一份脾氣——
我一邊頭也不抬洗著杯子，一邊回答老闆，當初來這兒便是專門洗杯子的，有專門聊天的小姐呢。要是店裡不需要洗杯子的了，我可另去找一家的。
櫃檯「嘟」地給人砸了。
「君，好樣兒的！」
這樣的「嘟」地一聲以及大嗓門當然是海野。
那個瞬間，我聽見自己血管裡似乎也汩汩流淌著些許「牙庫匝」。
就從那個瞬間起，在我與海野之間，似砌起一種默契。
他操著那種不斷打嘟嚕的「牙庫匝」口音，我的半夾生日語則越想說清楚什麼越說不清什麼，隔著又長又寬的硬木櫃檯，在洗杯子的那些間隙裡，就那麼說著比劃著。
在我現在的記憶裡，海野那時的臉孔是何等明朗。
他說他去釣魚時從不釣魚。看著魚，不，看著生命在那樣純淨的水裡游動，看著那麼自然的生命狀態，不知為啥就想哭。男人也有想哭的時候。八格。他說。
他還把目光穿過壁紙厚牆，說人類真的文明麼，人對自然是何等野蠻。人有多麼貪婪，佔有佔有，能砍的，能挖的，能毀的，能幹的人都干了，轉過身來假惺惺裝天使，再下去一百年一千年……那時海野如同現代影片裡的巨怪，目光裡會濺出光和火。
偶爾，也有很長的歎息。
人呵，他說，人有了汽車，結果人腿漸漸也就廢了。人真可憐，人把自己拴進一根領帶囚進一隻公文包，斯斯文文你爭我奪……
海野是「牙庫匝」，「牙庫匝」死後是不能升天堂的。但，我面前的海野，那一個個瞬間的海野，臉上是掠過了神聖的。
但海野畢竟是不能升天堂的海野。
我聽見過他粗聲粗氣罵錯放了唱盤的招待——那個可憐的女人可能因為怕海野，而把海野心愛的石原裕次郎一緊張放成一首「百分百的男女交際」。八格牙路。那東西也叫歌，人也能唱？！瞪紅了眼睛的海野像搧某個男人耳光一樣一掌打在那個女孩屁股上。
這樣的事情是東京人絕不做的。
東京人無論心裡多麼窩火當時也會說「沒什麼」。
的確有很多的東京人真真沒什麼。當然也有這樣的東京人——由錯放了歌轉而責怪你怎麼能把啤酒瓶蓋兒擱進煙灰缸，或者找一個更不像是找茬兒的茬兒釋放窩火。而東京的色鬼通常是在滿員電車的女孩子背後偷偷摸摸。
從海野嘴裡，似乎就沒聽到過哪怕一句的「沒什麼」。東京人該做的他幾乎都不做，抑或不會——譬如頻頻地朝人鞠躬問候，分寸恰切地微笑，等等等等。儘管聽人們說，「牙庫匝」的頭目們總是筆挺的雙排扣英國紳士服，優雅之極。而海野，搭眼一看就不是頭目。
海野曾邀我一塊兒去喝酒。他說你不會喝酒可以喝烏龍茶，可以看我喝酒。那會兒聊天時你用不著洗杯子。
海野的邀請也用不變的大嗓門，像是要把全店的人都邀了去，且毫無商量。
一旁的老闆臉上升起詭秘兮兮的微笑。
八格牙路。海野在罵人。他說東京就這麼點出息，就知道男人女人。
就在我既無悲傷又無懷念地斷斷續續寫著海野時，名氣很大的富士電視台，一邊穿插著有趣的狗罐頭廣告，一邊播放著一位著名節目主持人的噩耗。
不久前，也在這個節目裡，活著但已相當憔悴的他，宣佈著自己的身患癌症與斗癌意志。為著朝島國一億觀眾的宣告，他被掏空了大部的內臟，承受了一個肉體生命的極限。
但他死了。死在聖誕節的華燈亮起時靈台被裝飾成美麗聖潔的天堂。
他在著名的電視台上亮相了二十個春秋，電視屏幕寫下了他不變的和藹親切。最後，他的兒子陪他的靈樞，朝他亮相過二十個春秋的電視台一一訣別……一位泣不成聲的同樣的節目主持人說，謝謝你，我們和我們的觀眾都感謝你，安心地走吧。
那時我哭了許久。
我不知道為什麼哭，為誰而哭。莫非為著一直到死後仍是演員而不是哭過笑過恨過哪怕對著人們喊一句「真疼呵，不想忍受了」的不幸的主持人？也為著化作了一小塊黑白的東京新聞的海野？既然白色的天堂花與黑色的地獄花皆隨最後一道鐘聲而失去顏色，我又如何能夠判斷自已的何以哭為誰哭？
海野死後，在那家酒店裡，海野的名字從沒有喝完的半瓶威士忌掛牌上，也從常客們的酒後閒談裡，痕跡全無。
不久，那家店也倒閉了。再後來換了新的霓虹招牌，自然也易了店主。
於君（1956—），原名張育華，山東泰安人。1982年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文藝系。歷任北京廣播學院文藝系教師，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留學生，明治大學客座研究員，北京廣播學院廣播電視文學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1982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散文隨筆集《列島默片》《裸足的黃昏》，散文《無名草》《還原》《長生鳥》《斑駁的德富蘆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