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君宜
1979年，我到北京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周揚同志住處，第一次去組《周揚文集》的書稿。當時他很躊躇，不肯點頭。我肯定地說：要弄清中國現代文學史，就離不開你的這些文章，無論怎麼說也得出。為這部稿子，我追了他幾年，到後來，終於瞭解了他整理這些舊稿時痛苦的心情。想起來，我真不應該催他審閱這些舊稿，要出的話，更應該好好地出一部註釋。這部稿子，簡直就是周揚一生的註腳啊。
周揚，這位從延安起一直長期擔任共產黨文藝領導幹部的人物，作過無數次報告。那時真的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多少作家的一生成敗都決定在他手裡。然而最後，他竟對自己生平的所作所為作了痛心的懺悔。這件事，本身就是中國文藝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文藝界講開放，講重寫文學史的最值得研究、最有價值的。
我並不熟悉他，只從頭說一點他給我的印象。
首先不瞭解他作為一個文藝理論家的最初的真實思想。可是我猜想他最初可能也有跟我這種人差不多的地方，當然深淺不同，他起初大約也真的相信自己所宣講的一切。
我最初見到周揚，是在一九五三年第二次文學工作者代表會上。我作為青年團派出的代表，聽周揚在會上講話。那時我差不多不認識任何一個作家，也不懂什麼文藝，真怕作家看不起我們。可是周揚講到我們團組織出版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時，用手指著我微笑地說：「你們出那個書，青年很需要看嘛。」會場上的人回頭看我，我心裡高興，覺得我們也得到了文藝界領導的承認。
後來，我到了作家協會，辦《文藝學習》，幾乎變成了青年團在作協的代表。我們的刊物成天介紹一些蘇聯得斯大林獎金的作品，什麼《金星英雄》《鋼與渣》等等。沒想到我這個不知文藝為何物的人，竟很快成了作協黨組成員。開起會來，周揚怎麼說我就跟著怎麼說，他總是對我微笑著。周揚說：「現在文藝界團結了，就是胡風派，這個小宗派，還有些問題。」我不知道什麼宗派問題，也不認識胡風，也就信以為真。胡風寫了一個三十萬言書，作協把它印發了，說要批判它的錯誤，我也認為其中必有錯誤。到後來，忽然在報紙上宣佈：胡風不只是文藝觀點錯誤，而是反革命集團，是潛伏的國民黨特務。這一次，大家才真的震驚了。我在武漢看過胡風的《密雲期風習小記》，雖不甚懂，卻認為總的說來還是革命的，萬想不到他竟是潛伏特務。周揚在會場上連說了幾句：「想不到，真想不到。」看樣子他也沒想到。底下他就說：「只有毛主席才能如此英明，察覺問題。我們文藝界哪一次重大問題都是毛主席發現出來的，我們就是不行。上一次，《武訓傳》是如此，《紅樓夢》問題是如此，這一次胡風問題又是如此。」他說的《武訓傳》事件，包括他自己沒有首先出來批判那部電影，因而挨過毛主席的罵，這我知道。大家唯唯，我自然也點頭稱是，只怪自己笨到如此程度。我還寫了篇文章，批判胡風，以為自己這樣做是聽黨的話，緊跟周揚。我實在不懂胡風和周揚的理論根本爭端何在，以為毛主席真的發現了匪巢。
但是後來局面越搞越大，越出越奇。從胡風發展到丁玲、馮雪峰。我不知道丁玲有什麼罪，只知道因為她提倡一個作家應當寫出一本打得響的書，叫「一本書主義」，她就屬於反黨了。而馮雪峰同意了發表俞平伯的論《紅樓夢》文章，就成了「有犯罪感」，而且說是他們想辦同人刊物（還沒辦），就是反黨刊物，由此抹掉他幾十年的革命歷史，成了右派。後來，發展到與丁玲有關的陳企霞也成了右派，然後是與陳企霞一起辦刊物的編輯被一概網羅在內，再然後是丁玲的秘書也算了進去，及至後來，與丁、陳、馮毫無關係，因自己寫了「現實主義道路」，真正和我一樣聽黨的話，老解放區出身的秦兆陽，也進去了。再以後就打到了比我還要純潔年輕的王蒙以及陳企霞在老解放區教過的學生、一味歌頌解放區的徐光耀……我的天！不懂文藝理論的我，也不能不接受現實的教育，腦筋開動起來。慢慢地在我所編的刊物《文藝學習》上，發動了關於王蒙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討論。接著，我自己也寫了不屬於口口聲聲歌功頌德的小文章，於是我就由緊跟右派突然掉到了右派的邊緣，作協黨組成員被撤掉，中直黨代表也撤了，被遣送下鄉。
那幾年，我下去又上來，上來又下去。記得在一次下去之前，聽周揚作報告，他點名大罵黃秋耘：「什麼中不溜兒的芸芸眾生？芸芸眾生就是人民大眾！你眼睛裡還有人民大眾沒有？」聽了這話不由我全身震悚，覺得周揚可以決定我們的命運。
那篇周揚署名的《文藝界的一場大辯論》，以及批判艾青等等後來成為毒草的文章，使人迷惘。令人分不清何謂香花，何謂毒草。若說這些都是毒草，是右派，試將文章譯成外文介紹出去，不告訴他們作者是誰，外國人準得說這是左派。人的是非左右觀念已經弄亂了。我就是想學，也學不來；我跟，卻跟不上。
由於我自己的逐漸明白，我自然與周揚同志越來越少接近。我下放農村工廠兩年之後，被調到作家出版社，叫我編一個欄目。後來又真是不知從何說起，我忽又變成副總編輯，然後又合併進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成了負責人。事情實在奇怪。我為了這件事，曾去周揚同志家懇請免去此職，因為這時已經知道在文藝界實在不敢言是非，自知何德何能，不能堪此。我在周揚家院子裡說：「這原是馮雪峰、王任叔這些前輩干的。怎麼讓我幹這個？完全是偶然性，我不能幹。」周揚卻坐在籐椅上喝著茶，一笑，道：「多少人幹工作都是偶然性，叫我現在做這個工作，也是偶然性嘛。」當時我聽不懂他的偶然性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周揚把我這樣的人看成什麼人。想來大概是已打倒的人太多，敢信任的人太少了，因我不屬於任何派，不必狠批狠鬥，只要平時老實聽話就可以，那就「偶然」用用吧。但是後來，我越來越不老實，為寫了兩篇小說（《月夜清歌》《訪舊》）被列名送到北戴河會議去批判。我們這些並非什麼集團亦非右派的人又一次被找出些破綻，被送下鄉。我下去之前，情況已經又有了大變化，已經開了夏衍的批鬥會。夏衍跟周揚的關係，是大家都清楚的。夏衍尚如此，何況其他人？陳荒煤、邵荃麟、齊燕銘……也無一不遭貶謫，這時只有周揚還在。我還想，文藝界竟只有他一個是正確的了。可是他經手批判過多少人啊，我是抱著必難苟免的心情下去的。
我下鄉回來，是一九六六年，整個局勢全變了，被貶謫的人關進了監獄。我一下火車就被送進了社會主義學院（文化部文藝界的總牛棚）。批鬥的大字報貼滿牆，田漢、林默涵等，都關在這裡。周揚的名字赫然在目，人已經病倒，而且抓起來了，文藝界最後一個批判人的人，自己被批判了。文藝界最重大的問題，已經全部被英明地發現出來。文藝界就此徹底瓦解。這使得像我這樣的幹部反倒放了心，反正無可系戀，去勞動改造就是。在干校，我們談起將來的前途，差不多都說：「將來若有解放回去的那一天，文藝這行決不幹了，編輯決不當了，文章更是打死我也不寫了。」
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人們好像從夢裡醒來。有一回，我到中組部招待所去看解放不久的蔣南翔。老蔣對我說：「周揚聽說你來了，他想看看你，好嗎？」我說：「行。」於是我和周揚同志在老蔣屋裡見了面。他見了我，微笑握手，好像沒有多久不見，問我：「你怎麼樣了？」我當然只能回答：「這些年，犯錯誤，受了些罪。」他仍然以從前接見我時的平和儀態向我輕輕點點頭，安慰似的說：「那沒有什麼，你是犯的小錯誤，我犯的大錯誤嘛。」後來他問我文藝界一些人的情況，大概這時他見到的人還不多。他犯的大錯誤是什麼？沒有明確告訴我。但是我已經有感覺，他不再自認為是正確的了，而且可能也不再認為那些由自己的嘴說出來的全是英明正確的了。
他重新和大家接觸之後，我又一次聽到他的報告。會場上人不算太多，他坐在沒有檯子的主席台橫位上，我坐在直位上，離主席位不遠。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講話流淚，雖然他沒有當眾一一批判過去的事，但是明確地說了：「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對不起大家……」
那以後不久，我去上海，曾和一些青年作者座談，記得其中有張勝友、孫顒、葉辛這些當時才露頭角的人。他們正在思想剛剛得到解放的火頭上，提出來：「像周揚這種人，整掉了文藝界那麼多人，我們現在為什麼不跟他講一講理？」我不能完全代替周揚聲明他的苦衷，只覺得摸到一點門，只說了一句：「事情看來很複雜。」
廣州召開文代會，那是很熱烈的一次會。周揚、夏衍、張光年、林默涵、李季……全都去了。我並無資格專程前往，卻由於組稿，也碰巧去了。會上這幾位領導都講了話，批駁了江青的「黑八論」之說。會後幾個人同游肇慶七星巖，林默涵、光年和我像青年一樣，奮勇登山，周揚、夏衍上不去，笑著站在山坡下指點。那個晚上，大家同宿波月樓，各人執筆題詩，詩人張光年、李季寫了，不會寫詩的也都寫了。十年苦難不能見面，此時真是逸興遄飛。詩寫完了，大家賞月，又坐在周揚屋裡閒談話舊，談得無拘無束，記得周揚同志笑著，指著我說：「王作民告訴過我，你原來是個大家閨秀出身哪，怪不得會寫詩。」大家做打油詩說：「兩條漢子又重來……」人們笑著，享受著這二十年來從未有過的朋友的氣氛。
廣東之遊後回到北京，就逐漸有點故事了。有一次周揚住院，我去探望，他雖很簡單但很懇切地告訴我：「我跟默涵說了，我們批評錯了很多問題，我們應該認錯，我希望他和我一起改。」
為了組《周揚文集》的稿子，我開始跑中組部招待所。一開始，周揚是一般地推托，說稿子太多，自己全部看一遍來不及，稿子沒有傳世價值……但是到後來我去得多了，要這部稿子的誠意表達明白了，他終於跟我說了很簡單的實話：「這裡邊有些文章，有些段落，是毛主席改的，還有毛主席寫的。那篇大辯論就是。如果要用我的名字發表，我必須一一說明。所以很費事。」後來我們才又找了別的同志幫他整理加注。但是叫他給自己的文章加上這樣的「註明」，並一一過目，這無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他進行得很慢，到後來他提出：「慢點出第二卷吧（就是批判文章最多的那一卷），先出最後的一卷（也即「四人幫」垮後屬於他自己的文章）。」他的意思其實很明白，他希望讀者群眾能瞭解他本人，本人真實的思想！他不願意拿那「偶然」的正確面目再和讀者相見。但是作為編輯的我，卻希望出全集，因為這樣才能表現周揚這個人的歷史全貌。在這件事上，我實在是對不起周揚同志，讓過去的矛盾和痛苦更深地折磨了他。
那幾年，聽說了周揚跟好幾個被他批過整過的同志談話道歉。我自己也聽周揚說過：「要說劃艾青右派，我本來不主張的。」可是不主張怎麼又劃上了呢？他沒告訴我。我見過胡風來開會，周揚跟他握手。馮雪峰跟周揚歷來不對，這我知道。我們為雪峰補開追悼會，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主持。我在門口張望，心裡一直不安，不知周揚會不會來，但是最後他居然來了，站在群眾隊裡。而且後來還聽說，周揚自己剛釋放出獄還沒有徹底解決問題的時候，就早寫過一個意見，提出恢復雪峰的黨籍了。我想：啊！原來如此。
他在懺悔了。他在開始把自己的內心拿出來與朋友們相見了。這是使二十多年遍體瘡痍的文藝界大家歡喜、大家彈冠相慶的事情。人們全身放鬆，都同情了周揚，諒解了說真話的周揚。他自己也開始把自己的思想寫成文章，這就是他所要出版的那一本近作。他在文藝界也開始按他自己的意見做工作。任免幹部，我們又開始有事情去找周揚了。
可是，大家天真地、隨心所欲說真話的時間並不算太久，就發生了關於人道主義問題的爭論——別人寫了文章，認為可以講。周揚也發了一篇，卻為這文章受了批判。而且與批判唱反調的文章不許登。一時，我們這些緊張慣了的人又緊張起來，又得紛紛表態。
我們社裡一位同志說：「我前兩天剛看了周揚這篇文章，覺得很對。今天再看了批判，才知道錯在哪裡了。」這種調子是人們這些年當眾表態的常態。適逢這年春節，我去周揚家拜年，與老李同車，他問我：「若有人問起周揚這篇人道主義文章，該怎麼表態啊？」我說：「我作為一社之長，那只能推。就說這是哲學問題，我不懂。要是機靈人，還聽不出我的態度？」
到了周揚家，果然一會兒他就談起這個問題，神情很壓抑，說：「我想不到這麼一篇文章會引起領導上這樣重視。」然後就問，「你們的態度怎樣？」這時正巧又有兩位客人，我當即不假思索地按原準備的回答，以「不懂哲學」四字打馬虎眼。我當時以為，我在這時趕到他家來，不是同情慰問他還能是什麼？態度已明，不必再多說了。
後來周揚就又不大管事了，也不再在公開會場上露面。我雖然再見過周揚，從來也沒提過一句他挨批判的事。
這年冬天，周揚跟幾個作家去廣東遊覽散心。黃秋耘接待了他們。不久，秋耘來京，告訴我：周揚這次在廣州曾經單獨與他深談，懺悔自己過去對他那個「中不溜兒芸芸眾生」的錯誤批判，同時談到我們大家能否認識自己的錯誤，提到了我，說：「韋君宜這個人嘛，對是非分不大清。」這句話給我震驚很大，他怎麼會認為我是非分不清？我自認為是非還是分得清的。我沒想到他這樣看我，我心裡難受。
周揚回京以後，不久就病了。我曾到醫院去看他，因為有別人在座，沒有提出我心裡的問題。
我聽說了周揚這些日子的鬱悶，我反覆想過自己向周揚說過的話。想起那句「不懂哲學」，不禁越想越愧汗難禁。我知道錯了，完全錯了。我以為自己已經改正了過去多年沒有思想，跟著周揚閉著眼睛跑的毛病，其實沒有。我還是那個不分是非，不敢在是非面前挺身而出的舊我。我分不清是非嗎？頭腦裡沒有是非嗎？應該是有的，可是我為什麼不敢在周揚面前和別的客人面前響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個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見！」
周揚是犯過錯誤，說過許多錯話，可是現在他懺悔了。他以前說的讚美卓婭的話，批判《武訓傳》《紅樓夢》文章的話，大約都是真話，但是後來他知道錯了。他說了實話，就以為我們這些人都在說實話了。他沒有想到，我還在他面前說為「表態」而推諉的話，還在說要他猜測的含糊世故的話。比我長十歲的周揚是天真的，而在他面前做世故性表態的我，卻是虛偽的！
我覺得我應該在周揚面前懺悔。後來，我就又一次假借看望別人的名義，鑽進了已禁止探望的周揚病房。抬頭一看，周揚閉目張嘴躺在床上，一動不動，完全昏迷，不省人事，已不可能聽我再說一句了。我只得默默地在床前站了一會兒，然後悄悄退去。
周揚現在還活在人世，我多麼希望他能醒來聽我的懺悔啊。我還等著。
我探病那時候，正是作協開代表會，周揚不能來了。當主席台上念到他的賀詞時，台下掌聲如雷，達三分鐘之久。然後又有青年代表發起給周揚寫慰問信，響應簽名的不分老少，幾乎是全體（包括我）。許多年輕人不會熟悉他，並不甚瞭解他幹過的具體整人的事，但他們為他鼓掌。可見他的懺悔之心已經傳遍了文藝界，為大家所諒解了。
周揚仍然懷著一腔天真的痛苦，不能聽，不能談，躺在病床上。虛偽了一番，而又不想虛偽的我，常常想起周揚。「四人幫」垮台，波月樓那一次，難道依然是一場夢？朋友的氣氛呢？懺悔真誠呢？我又不敢信了。
韋君宜（1917—2002），原名魏蓁，湖北建始人，生於北京。歷任《文藝學習》主編，《人民文學》副主編，作家出版社（後併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總編輯、黨委副書記、副社長、社長，直到1986年離休。著有《思痛錄》《露沙的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