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最出名的評論家眼中，契訶夫在短篇小說家中的地位可謂無人能及。的確，其他人在契訶夫面前都得靠邊站。讚賞他，說明你鑒賞力不錯；不喜歡他，則相當於你承認自己是庸人加外行。他的短篇小說自然成了年輕作家們學習的摹本。這很好理解，契訶夫那樣的短篇小說寫起來顯然要比莫泊桑那樣的更簡單些。
不說敘述技巧，只是虛構出一個有意思的故事其實也是極困難的，冥思苦想沒什麼用，必須得有這方面的天賦。契訶夫雖然才智出眾，卻偏偏缺少這一天賦。
如果你想給別人講他的短篇小說，會覺得講不出什麼來，因為它沒有故事，平淡，甚至流於空洞。有人想不出故事，卻照樣寫出了小說，這是很了不起的本領。只要想出兩到三個人物，把他們相互的關係介紹一下，輕輕鬆鬆，小說就寫好了。所以，只要你覺得這能稱為小說藝術，還有比小說更方便的藝術嗎？
不過話說回來，以一個作家的缺點來評價其創作，總顯得不大高明。我堅信，如果契訶夫能想出故事，肯定也是能寫出情節新奇動人的小說的。但這樣一來，就不符合他的個性了。如同所有偉大的作家一樣，他讓自己的缺點變成了優點。歌德曾說過，藝術家唯有瞭解自己的短處，才能獲得巨大成就。如果說短篇小說是一種以虛構人物形象為主的散文，那麼契訶夫的短篇小說的確無人可及。有人認為，短篇小說最好以有限的篇幅表現一系列完整的行動。對此，契訶夫並不認同。他曾明確表示自己的想法：“一個男人正乘著潛水艇準備到北極居住，這時，他的情人歇斯底里地發出一聲尖叫，然後縱身從鐘樓上跳下，這種東西有什麼寫的必要？這顯然是脫離現實的，生活中絕不可能出現這種事。而類似於彼得·塞米諾維奇如何與瑪麗亞·伊凡諾夫娜結了婚這樣平凡的事情，才是我們應該盡力去寫的。”但是，斷言作家不能以異常事件為寫作素材也是毫無道理的。每天發生的事情不見得就是最重要的。描寫日常發生的事情的好處在於，能讓人們重溫自己熟悉的生活，但從美學層面上看，這種樂趣最為低級。缺失戲劇性並不能當作短篇小說的優點。
莫泊桑偶爾也會寫普通人，但他總會盡量把普通人的生活戲劇化。他還總是努力從那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中汲取戲劇性成分。如同其他方法一樣，這個方法頗為有效，它讓小說變得更有吸引力了。可能性並非檢驗小說的唯一標準，可能性本身也會持續改變。過去人們一度以為，分開很久的親人可能會因“血緣”的親近而認出彼此；只要女人換上男裝就可能被當作男人。可能性其實只是同一時代的讀者最願意認可的一種標準。就算是契訶夫，他也只在需要時才遵循自己的原則。例如他最動人的短篇小說《主教》，雖然其中感情飽滿地描寫了主教瀕臨死亡的情景，卻並沒有說出致其死亡的可能原因。若是換作更注重可能性的作家來寫，死因會成為小說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契訶夫在指導蘇金寫作時曾說道：“與小說無關的所有內容都必須毫不留情地拋棄。如果小說的第一章講到牆上掛了一支槍，那麼到了第二或者第三章，這支槍就必須發射子彈。”既然如此，當我們閱讀《主教》，看到那個主教吃了一條腐爛的魚，不出幾天便死於傷寒時，腐爛的魚似乎更應該成為他的死因，而非傷寒，但是小說中的描寫顯然並不是食物中毒的症狀。可見，契訶夫自己也不是完全遵守這一原則的。他打算讓溫和善良的主教死去，便用了一種適當的方式讓他死了。
有人說，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像是生活的片段。我不是很明白這句話中的意思，這是不是在說他的短篇小說為我們展示的是典型現實生活中的某些畫面？如果是這樣的意思的話，那我認為他即便是在當時也並沒能做到這一點。我認為契訶夫是有特殊才華的，與其說他的那些短篇小說寫得真實，倒不如說它們寫得相當生動，不過同時也帶些消極、憂鬱和倦怠式的病人的偏見。這樣說並非想指責他什麼。每個作家都是在用自己的眼光瞭解世界，他們給讀者刻畫的，往往是他們所看到的圖畫。囿於生活經驗是不利於作家去追求藝術目標的，但它又是一種規範限制，作家不得不遵循它，否則他的筆下就會寫出誇張而沒有常識的東西。在契訶夫眼中，生活就像打檯球，你既不能把紅球打入袋中，也不能打出一球將另一球撞入袋中，難得僥倖擊中了球，卻又十有八九把檯布戳穿了。他哀歎著廢材沒出息，懶漢不願工作，騙子嘴裡沒真話，酒鬼從早到晚神志不清，無知的人欠缺修養。我想，他筆下的人物之所以看起來都那麼消沉，恐怕正是來自他本身的這種態度。他寥寥幾筆就勾畫出一幅人物肖像，也正是這幾筆把人物刻畫得如此自然而逼真，毫不刻意。他筆下的男人儘是些影子式的人物，意志軟弱，又滿懷空想，無能且言行不一，嘴上說著豪言壯語，卻從不付諸行動。他筆下的已婚女子也全都是唉聲歎氣、懶惰軟弱的樣子，她們一邊認為通姦是一種罪孽，一邊卻又隨便跟人通姦。這並不是她們情慾難忍或想要通姦，實在是她們覺得拒絕男人的通姦要求太麻煩罷了。只有在描寫到少女時，他似乎才真正動了些惻隱之心。“哦！這些可憐的小傢伙天生命薄，卻玩得那麼起勁。”他為她們的秀美、笑顏和天真活潑而遺憾，因為這一切無論怎樣都將化作泡影。她們沒什麼追求幸福的能力，一旦遇到人生旅途中的障礙，便只能任人擺佈了。
不過，請讀者們不要以為，我提出了以上這些看法就說明我對契訶夫是毫無敬意的。我再次強調，沒有任何一個作家是完美無缺的。對一個作家的長處大加讚賞，這沒什麼問題；但若是對他的短處視而不見，甚至一味地讚美的話，恐怕反而會有損他的名譽。我覺得契訶夫的作品可讀性很高，這一點對一個作家來說相當重要，卻往往強調得不夠。這方面他和莫泊桑很像。他們都是以寫作為職業的作家，需要定期寫出小說來。就和醫生看病、律師辦案沒什麼兩樣，寫作可以說是他們的日常工作。他們必須得寫些讀者愛看的東西。他們並不總是憑靈感寫作，因此偶爾才會出現一篇傑作，但至少他們寫出來的東西對讀者有吸引力。他們都曾為報紙或者雜誌寫過稿，有些批評家甚至輕蔑地把他們的短篇小說叫作“報刊小說”。這相當愚蠢，要知道，任何藝術形式都是在需求下產生的，若那些報紙或雜誌從不刊登短篇小說，誰還會去寫它呢？報刊小說其實可以說是短篇小說的源頭。任何作家都是在某種條件下進行寫作的，從來不曾聽說有哪個優秀作家因為打算以某種方式發表作品，而無法寫出好作品來了。這根本是那些平庸作家為自己沒有好作品而找的借口罷了。在我看來，契訶夫能有文筆簡潔這一優點，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那些報紙或者雜誌篇幅有限。
契訶夫說，短篇小說應該沒有頭尾。當然，你不能真的照字面意思理解這句話；就好比說，你想要一條無頭又無尾的魚，這就不是一條魚了。事實上，契訶夫本人的短篇小說往往有著非常出色的開頭，總是幾句話就把事情交代清楚了，簡明扼要，文不加點，一讀就能瞭解下面將是怎樣的環境、出現怎樣的人物。而莫泊桑的短篇小說，為了讓讀者先進入某種情緒狀態，通常都有一段開場白。不過這種方法很容易出問題，一不小心就會顯得沉悶冗余，讓讀者不耐煩起來。如果你一開始引導讀者的興趣走向某些人物，但在接下來的篇幅裡遲遲不講有關這些人物的情況，反而又把讀者引入另一環境中的另一些人物，便可能會把讀者搞暈。契訶夫極力推崇簡潔，但其實在他比較長的幾篇小說中，他並沒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他曾經被有些人指責不關心道德和社會問題，因此他苦惱不堪。為了彌補這一“過錯”，如果篇幅允許，他就會趁機在其中表明，他關心這些問題的程度實際上並不亞於任何擁有正義感的思想家。為此，他筆下的人物時不時便會發表長篇大論，甚至不厭其煩地反覆表述他自己的信念：無論眼下情況怎樣，俄國人民終將在不遠的未來（如1934年之類）獲得自由，到那時，專制統治將消亡，窮人將不再挨餓，俄羅斯將沐浴在幸福、安寧和友愛之中，等等。他說這些題外話，根本原因是迫於一種輿論壓力（其實各國都有這種壓力）——要求小說家既是先知，又是社會改革家，還得是哲學家。
儘管如此，在契訶夫一些較短的作品中，那種簡潔的風格幾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的才華無與倫比，能將某個地域、風景、對話或者人物描畫得栩栩如生，這恐怕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氣氛吧。契訶夫營造氣氛時，不需詳細解說或長篇贅述，只需精確地把事物勾勒出來便可。我想，這和他善於用異常質樸、求是的眼光觀察事物的習慣不無關聯。俄羅斯人算是半開化的民族，他們似乎仍生活在原始的真實狀態中，保留著用自然的眼光看待事物的能力，就好似都能看到“物自體”一樣。而以西方文化的複雜程度，我們看待事情時總不免聯繫到千百年來的文明積累。多數西方作家，尤以居住在國外的為甚，近幾年裡常會遇到一些來自俄羅斯的流亡者。這些俄羅斯人經常會拿出自己的小說給他們看，並希望能有個地方發表，換幾個錢。雖然他們寫的是當代題材的小說，但讀起來很像是劣質版的契訶夫作品。他們寫出來的東西往往很真誠，而且透著一股對事物的直覺，這應該算是民族天賦，而契訶夫的這種天賦顯然比其他俄羅斯人更為突出。
講到這兒，我好像仍舊沒能講清楚契訶夫的最大特點。因為我並非專業批評家，無法準確地運用各種術語，只能盡可能就自己的觀點隨便談談。契訶夫的人物通常並不是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物，他們似乎都過著一種奇特而非人間的生活，但又沒有莫泊桑筆下人物的那種粗獷甚至充滿野性的活力。契訶夫有著某種異乎尋常的能力，將他的人物置於某種氣氛中。他們和生活在太陽底下的普通人不一樣，他們是躲藏在神秘陰影裡的一群遊魂。雖然你知道他們在裡面活動著，但你只能看到靈魂態的他們。他們就像是意識的化身，互相可以直接交流而不必使用語言。這些奇特卻沒什麼用的人物——對他們的外表描寫完全像是放在博物館藏品旁的陳述，僅僅是一種說明罷了——都是行動詭秘的樣子，就像但丁在地獄裡看到的那些遭受各種折磨的鬼魂一樣。看到他們，你彷彿感覺置身幽冥世界，一群黑幽幽的人影在那裡沒有目標地四處遊蕩，你因此驚惶不定。我在前面說過，契訶夫並沒有創造並塑造各種人物形象的才能。同樣的人，頂著不同的姓名，反覆出現於不同的環境裡，你看到的彷彿就只是一些靈魂，剝掉了他們迥異的外表，剩下的其實不過是些大同小異的東西。他的人物並沒有固定的個性，而是在臨時構思下奇妙地糅合而成的，所以他們實質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群體。
一個作家能否維持自己的地位，一般來說取決於能否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特性。我以為，契訶夫比任何作家都更加深刻而有力地表現出了人與人的精神交流。相比之下，莫泊桑甚至給人一種膚淺和庸俗的感覺。莫泊桑止步於觀察人們的肉體生活，契訶夫則專注於探索人們的精神生活。但令人驚訝的是，儘管莫泊桑和契訶夫觀察生活的方式並不相同，卻殊途同歸地得出了一致的結論，那就是：人人皆卑劣、愚蠢而可憐，生活總是令人厭倦而毫無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