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成立於民國元年元旦，距今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了。它的誕生，有那麼一段小故事：
中華的創辦人陸費伯鴻，他是編纂《四庫全書》桐鄉陸費墀的後人，名逵，以父名芷滄，因字少滄，任職文明書局。這時商務印書館的代表高夢旦常出席於書業商會，和文明書局的陸費伯鴻時常晤見。高夢旦發覺他不僅能掌握印刷發行業務，而且對於編輯工作也有相當經驗，認為這樣的人才是不可多得的。於是和張元濟商量，用優厚的薪金聘請他為出版部主任。高夢旦以後又把侄女嫁給他。豈知伯鴻別有雄心壯志，不受羈縻，頗思另創基業，圖謀發展。
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
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的革命潮流，奔騰澎湃，不可遏止。這時商務當局對於發行下學期的教科書大為躊躇。他們覺得，如果仍舊印那些「龍旗向日飄，皇帝萬萬歲」的課文，深恐革命成功，數量很多的封建陳腐的教科書，就將成為廢紙，這不是一筆很大的損失嗎！但又覺得，要是編印革命教科書，卻又不能公開，萬一革命不成功，那就要觸犯清廷，如何得了。考慮再三，均無妥善之計。商務當局想到了那個被稱為「智多星」的陸費伯鴻，於是便找他來商量辦法，他卻很肯定地說：「清室有二百多年的基業，那些督撫疆吏都是能員，偵緝革命黨，何等嚴密，且政府擁有相當兵力，雖不能抵抗外敵，但處理內亂卻是綽綽有餘，所以革命決非短時期所能成功。下學期的教科書，還是一仍其舊，毋需更動。」商務當局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決定印行舊本了。實際上，陸費伯鴻所說的話，不是由衷之言，他是有他的打算的。他自以為「蛟龍非池中物」，這正是別謀發展的大好時機。他目光銳利，看到清政府朝政日非，民情激昂，革命黨人抱著犧牲精神，僕一起百，再接再厲，革命成功，即在眼前。所以他一方面若無其事地敷衍商務，一方面秘密地邀請了幾個關係比較密切的同事，如戴克敦、陳協恭、沈頤、沈知方等，每晚集合在寶山路寶興西裡他的家中，商討編撰新教科書事宜。但編成了不能公開付印，因為一方面不給商務當局知道，一方面又須避清吏的耳目，普通印刷所也不敢承印這種所謂「大逆不道」的革命書冊。不得已，托鴨綠江路日本人所經營的作新印刷所，付諸鉛印，大都為二號字，圖為木刻。伯鴻的三弟叔辰親往校對，進行迅速，到武昌起義時，書已十成八九。這時，伯鴻立辭商務職，商務願月酬四百元挽留他，伯鴻以別有組織，和克敦、知方等毅然不顧，而自創基業，資本二萬五千元，發行所設於福州路，為二層樓房，於民國元年元旦開幕，命名為中華書局，伯鴻為總經理，戴克敦為編輯長（直至一九二六年克敦逝世，編輯長由伯鴻兼任）。一套合於新時代的新課本稱為《中華教科書》，趕印齊全，春季開學，各校都採用《中華教科書》，銷數很好。商務所印的許多內容陳舊的春季課本，頓時成為廢紙，欲另編新本，已措手不及了。這使高夢旦非常難堪。蔣維喬調笑高夢旦說：「這一下，你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啊！」
中華書局印刷機
中華書局精刻銅墨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