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從事歷史學的，都知道「斷代為史」。自從辛亥革命，清皇朝便告結束，那麼清史應當從事編寫，列入傳統正史中，成為二十五史（開明書局雖刊行二十五史，但列入的是新元史，不是清史）。民國初年，袁氏稱帝，他為羈縻一班前清遺老，特辟清史館修纂《清史》。聘趙爾巽為館長，柯紹忞、王樹楠、吳廷燮、夏孫桐為總纂，金兆蕃、章鈺、金兆豐為纂修，俞陛雲、李岳瑞、姚永概、吳昌綬等為協修；又袁金鎧總理史稿發刊事宜，金梁總理史稿校刻。其他尚有提調多人，共計一百餘位。
初開館時經費尚充，這班遺老每天聚著談談，隨便撰寫一些，全無條例，有如一盤散沙。後來覺得這樣做下去，是不會有成績的，就公議推金兆蕃擔任寫雍正乾隆時期的人物和典章制度，夏孫桐擔任寫嘉慶道光時期，王樹楠任鹹同，馬通百任光宣，鄧效先、金雪生為助手，兩年才得告成。可是很多地方違反凡例，鹹、同，光、宣四朝都不合用，重推柯紹忞、夏孫桐加以整理，柯推諉不幹，改歸金兆蕃。然時局混亂，經費緊縮，館中議論紛歧，莫衷一是。夏金兩人，都沒有著筆；既而混亂更甚，經費完全告絕，以致全局停頓，館長趙爾巽向軍閥籌款，又得苟延殘喘。但館中諸人已多散去，留者重行分配工作：「本紀」歸柯紹忞、奭召南、李惺樵編寫；「志」歸王樹楠、吳蓮溪、俞陛雲、金雪生，戴海珊、朱少濱任之；「表」歸吳廷燮；「列傳」由夏孫桐、金兆蕃執筆，夏任嘉慶以後，金任乾隆以前，定期三年完稿。
不料僅半年左右，館長趙爾巽覺得自己八十多歲，風燭殘年，又復體衰多病，深恐遷延下去，不及目睹這書的問世，即毅然要把這書付印，夏孫桐力爭以為不可。然當時附和館長付印者多，相持之下，而館長病重，大有迫不及待之勢，恰巧這時袁金鎧自東三省來，願任印書一切事宜，招金梁為總校，付印便決。孫桐所任各朝，鹹同時期事最繁重；王樹楠的稿，核之實錄，抵牾太多，且立傳太濫而卷帙又繁，更須重作，期限既促，光宣兩朝，推歸他人趕寫，一時沒有人肯接手，結果由金梁一手為之。沒有多時，趙爾巽病故，柯紹忞繼任館長，柯和袁金鎧、金梁意見不合，交稿不閱，便付金梁，金梁幾執全權。及印書將畢，尚有曾左李三篇專傳沒有脫稿，金梁等不及，逕取他人初稿付印，且館中始終無總閱之人，因此傳有重複，竟至把重要人物漏掉。志中當詳而略，當略而詳，尤多疏誤，總之雜亂無章，謬訛百出。印了一年，只出上半部五十冊，發售預約，取價一百元，下半部五十冊，預定民國十七年端午節前刊竣。可是印成沒有交易，只遼寧方面取去數百部。
北伐軍隊到達北京，史館由故宮博物院接收，十八年十二月，該院具呈當局，謂《清史稿》乖謬百出，開千古未有之奇，列舉反革命及藐視先烈等十九項，並稱該書不宜再流行海內，應永遠封存。當局准其所請，遂將史館所有印本及史料捆載而南。淨存二百四十五部，又殘本二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冊。然在禁令之下，除國外圖書館及租界內或私人收藏者不計外，國內公開收藏的，有北京圖書館（時稱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南京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公家機關，私立大學有燕京大學圖書館、輔仁大學圖書館、嶺南大學圖書館，從前都預約購得前半部的，也就再花巨金重購全部，因此這書名義上雖已禁止，實際上等於沒有禁；況國外大學聞訊，往往不惜重價收買下來，只有一般窮苦學者無力購置，不易寓目。
民國廿二年，孟森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三卷四號中，發表《清史稿應否禁錮之商榷》一文，廿三年九月，容庚複寫一文：《清史稿解禁議》，刊於《大公報·史地週刊》創刊號，都為《清史稿》解禁而呼籲。廿四年一月三日，偽行政院院長汪兆銘，也以該《清史稿》關係學術很大，便呈請把該《清史稿》發交該院若幹部，聘歷史家先後檢校，正其謬誤，等到勘正編定後，再予印行：一方面再呈請解禁，一方面即請曾編纂《廬山志》的吳宗慈擔任檢校之責，擬於六個月內完成。可是那些偽官漢奸，除獻媚敵人外，一切都是能說不能行的。直到民國三十二年三月，該《清史稿》原封不動，將錯就錯，由精華印刷公司印行，聯合書店發行，那印刷公司和書店都沒有地址。最矛盾的，該書底頁卻載著發售者各大書店，而版權旁又列「非賣品」三個字，完全掩耳盜鈴，故弄狡獪。印成的是布面洋裝兩大冊，計本紀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傳三百十六卷，共五百三十六卷，字跡小於蟻足，閱覽很費目力。自抗戰勝利，總以為可把該書切實修葺了。不料仍舊不加措施，真令人望眼欲穿；最近聞政府當局，在重視文獻史料、從事文化建設之下，已在統盤計劃，大加增刪，使它成為一部完善的史書。這是多麼興奮的好消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