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神州國光社，最初是由鄧秋枚和黃賓虹所組織的，它所刊行的大都是歷代書畫、碑帖、金石、印譜一類的書。據俞巴林的《關於神州國光社的情況》一文稱：神州國光社「用珂羅版出版了二百多種，在美術界有一定的貢獻」。它的代表刊物有《神州國光集》《神州大觀》《美術叢書》。那《美術叢書》，尤為巨製，先後共印四版，初為線裝本，經增訂後改為精裝本二十冊，配一木箱，頗為美觀。內容分初集、二集、三集、四集各十輯。以書畫為主，間有談印刻、裝潢、琉璃、鼎彝、陶瓷、杖扇、游具、茶荈、琴劍、錦繡、箋紙、文房四寶等，頗多是傳鈔而無刻本，或前人脫稿而未流行的，搜羅確很宏博。
一九二八年，神州國光社以四萬元的代價讓給陳銘樞，改出社會科學新書，發刊《讀書雜誌》《文化雜誌》《十月》《鐵甲列車》，又出了《中國社會史論戰》四大冊。該社當時較有代表性的出版物，要推《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了。這套叢書收集明清史料，後來改為《中國逸史叢書》。初版刊印，首冠蔡元培的總序，敘述該叢書的搜集情況，茲錄之如下：
「自中華民國成立，民族主義，已漸普及，凡清代所指目為違礙之書，轉為有志者所偏嗜。程演生先生有鑒於是，乃與諸同志組織中國歷史研究社，所研究之範圍，固甚廣泛，而首先注意者，則為霾蘊已久之書，多方搜輯，已得三百餘種，乃編為《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而印行之。主持印務者，仍為神州國光社，衣缽相嬗，良非偶然。方今學者，處國難嚴重之期，切於民族自決之望，得是書以增其刺激，其於中國之將來，必大有影響無疑也。」
叢書出版十五冊，有《庚子國變記》《三朝野記》《揚州十日記》《東行三錄》《避戎夜話》《信及錄》《東林始末》《東南紀事》《明武宗外記》《崇禎長編》《甲申傳信錄》《倭變事略》《烈皇小識》《客滇述》《奉使俄羅斯日記》，大都從秘本中來，確是非常珍貴的。實則每冊中即包羅十多種作品，以《客滇述》一冊而言，便有高斗樞的《守鄖紀略》，邊大綬的《虎口餘生記》，白愚的《汴圍濕襟錄》，顧山貞的《客滇述》，佚名的《思文大紀》和《平回紀略》，南園嘯客的《平吳事略》，康范生的《仿指南錄》，江之春的《安龍紀事》，徐如珂的《攻渝紀事》，文震孟的《定蜀紀》，虞山遺民的《平蜀紀事》等，依此類推，則十五冊叢書，所收作品便有數百種了。
神州國光社的代表性出版物
該書出版於一九三六年，在那時來講，編者的批判和思想分析，是比較獨特的，如《客滇述》的序文，批判了邊大綬的顛倒歷史因果，而說明末的流寇，只是當時的亂象，而不是亂源。亂源乃是那時的統治者——新地主階層之無情的剝削與殘酷的壓迫，而邊氏偏說闖不生，天下不亂，闖不死，天下不平。我們應該牢記著，邊氏這種說法，不只是他的社會分析的錯誤，並且是那上層社會的利害衝突的成見，限制了他的鑒空衡平的良心。因為沒有明朝地主階層將近三百年的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則農民不會窮而無告，四野興嗟，人心思亂，李自成、張獻忠的反叛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也不能像那樣如火燎原，不可收拾，竟然顛覆了明朝的政權。又說，凡歷史上的農民叛亂隊伍之屠殺，大都是政府軍隊和統治階層的壓迫激成的。李自成和張獻忠的屠殺正是如此。並且從這些史料中，更顯出當時統治者的屠殺手段比之張獻忠還要殘酷，還要厲害。編者這樣的說法，在當時的確是高出於那些庸碌懦怯的一般操筆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