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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發生糾葛的書

中華書局的出版,一向是比較穩重的,可是也發生過糾葛。這裡先談《閒話揚州》一書的情況。

《閒話揚州》一書,在一九三四年春,由中華書局刊行。作者易君左,本名家鉞,是湖南漢壽詩人易實甫的兒子。他有些才氣,頗為自負。早年他反對父親的作品,中年後,卻又十分推崇他父親的作品。他到過很多地方,對於揚州的情況相當熟悉,因此寫成了《閒話揚州》一書,凡數萬言。內容分三部分:一、揚州人的生活;二、揚州的風景;三、附錄。關於揚州參考一斑、揚州的形勢、揚州的沿革、揚州的雜話等等,都包括在附錄中,並有小金山、平山幽徑、萬松嶺、徐園一角、綠楊村、梅花嶺、瘦西湖等銅版照相,可謂應有盡有。

該書內容,頗有辱及揚州人的地方,如書中說:「一個上午,就只有皮包水,一個下午就只有水包皮,這一天就完了。」它的意思就是說揚州人懶得不事生產,上午孵在茶館中,下午呆在澡堂裡,消磨一天。實則這是揚州少數有閒階級的情況,而不包括廣大勞動人民。尤其辱及揚州婦女更甚,所以該書出版僅兩個月,江都婦女協會就向鎮江法院對發行人陸費逵提起控訴,並組織了「揚州各界追究《閒話揚州》書籍案聯合會」,專門負責追究此事。揚州八邑旅滬同鄉會登報要求政府封閉中華書局。婦女代表郭堅忍延請韓國華律師,控告寫作人易君左及中華書局發行人陸費逵的誹謗罪。認為「此事對整個揚州,類多捏造事實,惡意誹謗,而以毀損揚州全體婦女之名譽為尤甚。如硬指煙花三月下揚州,是揚州包辦全國妓女,且誹謗揚州婦女,以不當妓女為恥。又如大家小姐充打手(即燒鴉片泡者),及門坎內的女傭(即上炕老媽子),均專對揚州婦女存心譭謗,故特提起控訴」。這時周佛海任國民黨江蘇省教育廳長,易君左任江蘇教育廳編審主任,訴訟事起,周佛海就囑易君左暫時避開。中華書局方面登報道歉,且把所有《閒話揚州》的存書以及紙型,完全付諸一炬,才把事情緩和下來。當時有人曾出上聯,請對下聯,如云:「易君左閒話揚州,引起揚州閒話,易君左矣」,被徵得的,有:「林子超主席國府,不愧國府主席,林子超哉」(其時林森為國民黨政府主席,子超是林森的字)。大家作為趣談。在舊社會中,一般寫作者態度不夠嚴肅,隨筆揮寫,任意渲染,往往不符事實,以致引起糾紛,而出版當局審閱稿件,也太粗枝大葉,因此造成這種不良後果,這是應當引以為戒的。

這裡還要談到《武昌革命真史》一書。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所謂「出版自由」,那是根本談不到的。當時不但和它的政策相反的刊物不能出版,有的即使符合它的政策,也由於其內部傾軋嫉妒,往往毫無理由地加以禁止,致使出版者遭到莫大的損失。

一九三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一部《武昌革命真史》,精裝一冊,紙面平裝的共三冊,出於曹亞伯手筆。曹亞伯是怎樣一個人物呢?得先介紹一下。他是湖北陽新縣人,清末,他和禹之謨、黃克強、劉揆一、宋教仁、張難先、陳天華、吳兆麟等,同為革命團體日知會會員。甲辰(一九四年)九月,黃克強、劉揆一謀在湖南起義,曹至長沙為之援助,不幸事機不密被洩,黃克強潛避長沙吉長巷黃吉亭寓所,後黃乘一小轎,垂下轎簾,曹懷手槍,緊隨轎後,得以脫險。孫中山在海外為革命奔走,曹亞伯等款助孫中山。辛亥(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軍起,全國響應,曹亞伯和孫中山結伴歸國。此後孫中山起兵護法,及督師北伐,曹亞伯贊襄其間,具有相當功績。孫中山逝世後,他目睹政局混亂,便在昆山購地數十畝,經營農場,植樹栽花,過著隱居生活。自國民黨改組後,有些知識淺薄的年輕人,往往數典忘祖,莫明是非。他認為這是不知革命歷史所致。他由此產生了寫作動機,努力整理他多年珍藏的日知會文書筆記,及辛亥武昌革命一切文告等,寫成《武昌革命真史》,凡數十萬言。曹亞伯和中華書局主持人陸費伯鴻同隸日知會,該書即歸中華書局發行,一九二九年交稿,至一九三年春間出版。

不料書甫出版,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參事吳醒亞就大為反對,藉口該書抹煞起義的各團體,而獨歸功於日知會,有欠公道,便聯名呈請國民黨中央黨部禁止該書發行。於是偽黨部強令中華書局把所有成書,不論精裝平裝,一律繳出,不得隱藏,且派了一大批惡徒,挾著鍘刀,當場把所有成書攔腰鍘毀,謔者說是《武昌革命真史》被腰斬。腰斬了的書,字跡只有一半,文義不相連屬,不成其為書了。

至於該書的內容,不妨在這裡談一下。首列一敘,那是曹亞伯自己撰寫的。正文分十五章:一、黃克強長沙革命之失敗;二、武昌日知會之運動;三、同盟會之成立及吳樾炸五大臣;四、陳天華投海;五、孫文革命之追記;六、歐洲學生之革命潮;七、武昌日知會之破案;八、殷子衡之日記;九、被難各人略述;十、禹之謨之死難;十一、徐錫麟刺恩銘;十二、各地紛起革命軍;十三、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十四、楊篤生蹈海;十五、鐵路國有問題與武昌起義前之準備。附錄為武昌首義人名表,銅版印著很多遺像,如鄒容、史堅如、黃克強、宋教仁、孫中山、陳天華、吳樾、劉敬安、季雨霖、徐錫麟、秋瑾、陳伯平、馬宗漢、熊成基、溫生才、蔣大同、趙聲、楊卓霖、楊毓麟、楊德麟、袁禮彬等凡二十餘幅。又有長沙日知會賬目,劉敬安辦日知會時之墨跡,孫中山遺墨,馮啟鈞之名片,殷子衡在獄中之肖像,黃克強、胡展堂對黃花岡一役報告書真跡,都是值得重視的歷史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