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出版的字典，最完備的要算中華書局的《中華大字典》。因為《康熙字典》只收四萬七千餘字，《中華大字典》卻收四萬八千多字，凡《康熙字典》所沒有的字，可以在《中華大字典》中檢得。且近代的方言，翻譯的新字，也都錄入，內容比《康熙字典》更為廣泛，對清人的文字訓詁，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桂未谷《說文義證》、王念孫《廣雅疏證》諸書的說法，也多採用，糾正了《康熙字典》中的一些錯誤。解說文字，先注音，後釋義。在注音方面，以宋丁度等的《集韻》的音切為主，《集韻》沒有的字，兼采《廣韻》和其它韻書的音。每個音只用一個反切，加注直音，並標明該字的韻部。這比《康熙字典》的一個音並列幾個反切簡明一些，刪去以前字書中葉韻的音，更為切合實際。在釋義方面，分條解說。一條只注一義，只列一個書證。對每個字，大都先說本義，次及引伸假藉的用法。這又比《康熙字典》更有條理。此外，對於形體雖同，而音義並異的字，便另作一個字頭，排在本字之次，也比《康熙字典》眉目清朗。它還在單字之下附列一些由這個字組成的詞或人物名稱，使字書兼具詞典之用，也頗可取。
該書的編成是很不簡單的。編輯該書的動機，還在中華書局成立之前。那位主纂陸費伯鴻尚在湖北，他感到《康熙字典》有四大弊病：一、解釋欠詳確；二、訛誤甚多；三、世俗通用的字沒有采入；四、不便檢查。他當時大發厥願，準備編成一部新字典。可是他單槍匹馬，無人贊助，只得知難而退。直到辛亥革命前夕，陳協恭約了幾位同事編輯字典，恰巧中華書局成立，乃把所輯的字典稿，作股本二千元，歸該書局字典部，由伯鴻主持其事。恰巧伯鴻的一位江西朋友歐陽仲濤來滬，便把修訂之事委託給他。當時未知此中甘苦，認為編字典很容易，伯鴻和仲濤預計六個月可以完成，即售預約，料理印刷。印竣若干頁，覺得頗不稱心，而仲濤因病返贛，不得已把字典編輯部移至南昌，重新修訂，閱二年而成，郵寄來滬，伯鴻與范靜生抽閱了數卷，發現仍有不少可商之處。於是又加修訂，先後五次易稿。本擬再加修訂，詎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伯鴻和仲濤深恐曠日持久，將來大局不可預料，決意立即付排。可是排版發生困難，因通用鉛字不足七千，中華書局鉛字較多，亦不過萬餘而已。而《中華大字典》容納之字在四萬以上，臨時雕刻，費用既大，時間又長，再加校對不易，連校二十多次，仍不能保證無誤。起初以為六個月可完成，竟至六個年頭尚不能盡善盡美。參加編纂者，凡三四十人，共二千多頁，四百多萬言，編輯印刷之費，約五萬金，這個數字，在當時是很大的了。一九一五年出版，有大本，有縮本，伯鴻、仲濤都有序文，此外又有林紓、梁啟超、李家駒、熊希齡、廖平、王寵惠各作引言，並附《篆字譜》，以便學者參閱。
《中華大字典》是根據《康熙字典》修訂的，但沒有完全包含《康熙字典》的內容。且《康熙字典》錯誤的地方實在太多了，據清人王引之作《字典考證》，即糾正了《康熙字典》的引書錯誤二千五百八十八條。據近人蘄春桂末辛所著《校正增注康熙字典》一書，共校正九千四百八十六條，增注八千七百四十四條。當編輯《中華大字典》時，那《校正增注康熙字典》一書尚未寫成，以致有些差錯，以誤傳誤，一錯到底，須待以後再行訂正了。
一九七八年一月，中華書局編輯部根據一九三五年初印本重印，把書前的題詞、序文和《切韻指掌圖》一併刪汰，甚至把花過很多精力的編輯人名，也一筆抹煞，那是不妥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