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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一年四月,俄國駐喀什領事館開張,本來這很正常,但奇怪的是,領事館裡有六十名哥薩克騎兵。這些騎兵每天早晚兩次列隊穿越市區的大廣場到城東河邊操練,還向圍觀的人群表演刀術、馬術、射擊術。俄國駐喀什的領事很有學問,名叫彼得羅夫斯基,一個英國學者曾這樣描述他:

彼得羅夫斯基是個能幹、傲慢、狡猾而精於誘惑的傢伙,任職的二十一年間對中國官員使盡了陰謀恐嚇、威脅、利誘、收買、強迫之伎倆。他的目的便是將新疆最西部的綠洲從中國瓜分出去,使俄國得以控制通往印度後門的戰略性山口。

(珍妮特·米斯基:《斯坦因:考古與探險》)

俄國要控制通往印度的後門,顯然是在挑釁英國。當時,英國不僅在印度實行殖民統治,而且已經控制了崑崙山、興都庫什山、阿姆河以南的多數地區,怎麼會允許俄國來插手?因此,後起的英國駐喀什總領事館佔地面積,是俄國領事館的整整兩倍,而且也比英國自己在烏魯木齊的領事館豪華很多。一位英國記者寫道:

在大英帝國與沙皇俄國爭奪中亞的五十多年大角逐中,喀什一直是大英帝國最前沿的一個陣地。在那場大角逐中,大英帝國為了在亞洲取得政治和經濟的主導權,與沙皇俄國進行過漫長而又撲朔迷離的爭鬥。在大英帝國駐喀什領事館上飄揚的那面英國國旗,是印度到北極之間唯一的一面。

(彼得·霍布科克:《一個外交官夫人對喀什的回憶》)

就在那隊哥薩克騎兵和那面英國國旗天天都在喀什對峙的時候,一些心在千年之前的學者也來到了這座城市。斯文·赫定來了,並從這裡出發,發現了千年前的古城丹丹烏裡克,又考察了塔里木河和羅布泊的遷徙遺址。斯坦因也來了,順著斯文·赫定的成果進一步發現了“希臘化的佛教藝術”犍陀羅的遺存,又發現了樓蘭遺址……這一系列文物,從不同方向展示了這片土地在古代無與倫比的重要性。

“在古代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隨著古代的結束而結束,第二類卻可以延伸到現代。西域發現的文物,大多屬於第二類。它們像古代智者留下的一排排巨大的數學公式,證明著幾個大空間之間的必然聯繫,以及把這種必然聯繫打通的實際可能。因此,就在這些西域考古大發現之後,歷史學家威爾斯作出判斷:“直到今天我才開始明白,塔里木河流域比約旦河流域和萊茵河流域更為重要。”

正是這種判斷,使得喀什城裡那隊哥薩克騎兵和那面英國國旗更加抖擻起來。兩國的領事,都會慇勤地接待那些考古學家,希望他們為帝國的現代野心提供更多的古代理由。但是,從種種記錄來看,那些考古學家對於兩位領事除了感謝之外並不抱有太多的尊敬。他們畢竟深諳歷史,比眼前披著外交套裝的情報政客更知道輕重。第二天他們又來到了沙漠深處,只要見到一點點古代的痕跡就會急速地跪下雙腿,用雙手輕輕地扒挖,細細地拂拭。很久很久,還跪在那裡。

如果僅僅從動作上看,考古學家,是在代表現代人跪身謝恩。

無言的大地,有多少地方值得我們跪身,又有多少地方需要我們謝恩。

想到這裡,我決定給上海援疆團隊作一次演講。我在演講中敘述了喀什在中華歷史和中亞歷史中的獨特地位,然後說:“即便從學術的立場,我也要深深感謝大家為新疆所做的一切。但是,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不能老是想著上海在支援新疆。請記住,當西域和喀什讓世界文明血脈暢通的年代,上海還是海邊荒灘。也就是說,沒有西域和喀什,就沒有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亞洲、今天的世界。當然,更不會有今天的上海。”

由此聯想到,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後我到重災區都江堰捐建三個學生圖書館,去的次數很多,有一次被上海前去救援的志願者們發現了,要我為他們作演講,我也說了類似的話。在那個揮汗如雨的大工棚裡我說:“都江堰兩千多年來灌溉的,遠不止是川西平原。我曾寫文章證明,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受到過它的滋養。現在,滋養百代的老祖宗突然受驚,我們趕過來侍奉梳洗,哪裡說得上援助?”

中華文明有一個好處,就是永遠保持著生生不息的循環記憶。在中國人的心中,哪一條古代的大路都不會成為徹底的荒路,哪一種古代的燦爛都不會熄滅得無影無蹤。正是時間和空間的大幅度回饋、反芻和互濟,使這個文明成為人類所有古文明中未曾中斷和湮滅的唯一者。更何況,我們前面說了,西域和喀什的大地上留下的一排排巨大的數學公式,永恆地證明著通向不同空間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因此,今天在那裡的種種努力,不完全是為了古代,更是為了未來。

時代已經開始證明,亞洲不會像前兩個世紀那麼瘖啞。亞洲腹地的風景,也將重新向世人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