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反映
我寫了份《情況反映》，準備寄給北京的一家報社。
為了寫好這份情況反映，我花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向上級和媒體反映情況一定要客觀、真實，不能有任何水分。我為此做了充分的準備。各類數據和事例都在動筆之前做了反覆的核實，援引的上級文件和領導講話我也一一做了校對。在確保一切都準確無誤的情況下，我才把材料打印好，封裝在一個大牛皮紙信封裡，把它寄給了報社。
寫這份《情況反映》純粹是我的個人行為，並不是組織或領導交給我的任務。我覺得作為一名普通的基層幹部，有責任和義務向上級部門或媒體反映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一些應該引起關注和重視的真實現象。我原本想直接把這份材料寄給中央領導，轉念一想覺得不妥，因為他們日理萬機太忙了，偌大一個國家每時每刻要發生多少大事啊！相比之下，我反映的情況太微不足道了，我可不想給他們添麻煩，耽誤他們的寶貴時間。再說我的《情況反映》寫得拉拉雜雜，瑣瑣碎碎，措辭造句也不講究，字數卻超過了五萬字，冗長而又粗糙。沒辦法，我又沒有潤色修飾的本事，只好寄給報社。如果報社的大記者大編輯們能在百忙之中翻一翻，瞄一眼，然後引起他們的關注，我就十分滿意了。我可不指望他們全文或摘要發表它。噢，對了。還有一點我得鄭重申明，我寫的可不是什麼舉報信或匿名信之類的告狀材料。我敢說我寫的材料和我的名字一樣真實。所以我把自己的通信地址和真實姓名端端正正地署在了文字材料的最後。
我做夢也沒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兩個月後，我收到了報社寄來的報紙。我的《情況反映》竟然發表在了該報的《副刊》上，而且是連載，連載了半個月。
我嚇壞了。不僅我的名字作為作者印在了報紙上，而且我材料裡出現的真人真名，也未加任何技術性處理地公開示眾。更讓我大惑不解的是，報紙把我寫的材料當成了中篇小說而刊登在「精彩閱讀」的欄目下。
於是，我就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成了「作家」，而且是「當紅作家」。
報社打電話約我寫一篇創作談，還要搞一個長篇專訪。
因為「小說」發表後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轟動。他們要窺視小說作者的私人生活。
我一連幾個月睡不踏實。我躲到一個朋友家裡，惶惶不可終日。朋友誤認為我是殺人畏罪潛逃，怕受到牽連，背著我報了警。警察呼嘯而來，不由分說就把我銬起來帶走了。好在我們生活在一個法制的社會，多數人還是能依法辦事。警官們雖然一開始把我的交代視為癡人說夢、天方夜譚，是對國家機器的戲弄和公安人員智商的嘲諷，但是最終他們還是接受了我那繪聲繪色的解釋。他們不僅把我放了，臨別時還請我在他們的調查筆錄上簽名留念。
這篇名字叫《情況反映》的「中篇小說」被多家報紙雜誌轉載，最後竟被評為當年的年度小說金獎。我一直沒敢回家，至今仍寄住在一個偏遠的親戚家裡。我不敢去參加什麼 「隆重的頒獎典禮」，更不想惹出什麼新的麻煩。我在電話裡跟老婆檢討，千錯萬錯都是自己的錯。我請她諒解並不要對孩子說出真相。我妻子在一段時間內為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她面對著蒼蠅似的記者和評論家，不得不扯些謊話，比方說「他得了傳染病不能接受採訪」或者「他面部從小燒傷無法提供照片」等等，終於阻止了媒體進一步炒作的企圖。
老婆的臨危不懼和寬宏大量讓我感恩戴德。她平生討厭的就是「作家」，我也搞不懂在她的內心深處怎麼會把作家和流氓騙子畫上了等號。我通過熟人向她傳話：「等這場風波過後，我一定重新做人，決不再寫什麼《情況反映》之類的臭東西了。」
我有一支槍
區武裝部的一位中校軍官在辦公室裡跟我說：「你的那把槍，由我們保管吧！」
「槍？什麼槍？」我瞪大眼睛，十分詫異地盯著他。
「手槍，五四式的。」他斜靠在沙發上，往前傾了傾身子，把煙灰彈到煙缸裡。
「開玩笑，我哪來的什麼手槍呢，真的，假的？」我緊張地笑了笑，從他對面的椅子上站了起來，攤了攤雙手。
「真的。你確實有一把槍，是我們發給你的。」中校又往煙缸裡彈煙灰，但煙頭掉到了茶几上。他慌忙把它撿起來，又拍了拍褲子，把散落的火星拍到了地板上。
「嘁，簡直是笑話，你們什麼時候發給我槍了？」我認為這位肩上扛著「兩毛二」肩章的傢伙在惡搞。
「去年就發給你了。」他平靜而肯定地說。
「去年？我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麼會發槍給我呢？」我感到莫名其妙。
「您不是普通老百姓，您是領導幹部並分管民兵預備役工作。」中校特意用了「您」來尊稱我。
「我只是建築公司的負責人，又不是軍人，怎麼會持有槍支呢？」我還是希望他明白。
「是的，您不該自己持槍，所以我們替您保管。」他誠懇地向我解釋。
「可是我沒有槍，不存在由你們替我保管的問題。」我爭辯著。
「您有槍，這是規定。」中校一字一句地說，「您的職務和您分管的工作，都需要配給一支手槍。這是規定，也是您的待遇。您公司的職工中有相當一部分屬於預備役士兵，所以您一定要有槍。我說明白了嗎？」
「你是說明白了，可是我卻聽糊塗了。」我急得面紅耳赤，「問題是我從來就沒有見到你所說那把槍，你明白嗎？」
「是的，明白。不管您見沒見過那把槍，您實際上都擁有那把槍。手槍，五四式的。現在我們請求您把槍交給我們保管，這是槍支管理辦法裡明確規定的，請您配合。」中校從沙發上站起來，嚴肅地看著我。
「真是荒唐。我確實沒有槍，你們可以徹底地搜查嘛，誰都知道私藏槍支是違法的，我怎麼會弄把槍藏著呢？」我焦躁不安地大聲嚷著。
「您說得對。正因為私人不能持有槍支，所以我們區裡槍支管理部要統一保管。」中校保持著立正的站姿。
「可我沒有槍，你難道聽不懂我說的話？」我急得想跳起來。
「不是我沒聽懂您的話，而是您沒聽懂我的話。從理論上講，您的確有一支槍，手槍，五四式的。但它不能由您隨身攜帶，得由我們歸口管理，必須存放在上級指定的軍械庫裡。」中校耐心地告訴我。
「你等等，讓我把頭緒理一理。因為我的職務和分工，我好像應該擁有一支手槍……」
「不是好像，是真有一支手槍。」他打斷了我。
「好吧，就算我有吧。」我擺了擺手。
「不是算有，是真有。」中校又打斷了我。
「好吧，我算服了你啦！那就真有一把槍，我卻從未聽過，也從未見過，今天你專門來取這支根本就不存在的五四式手槍並要替我保管，是這樣吧？」我徹底迷惑了。
「差不多吧，就是這樣。」中校勉強地露出了一絲笑意。
「那你拿走吧。」我絕望地攤攤手。
「不行。凡事都要有程序，何況是槍支管理這種大事呢，更是馬虎不得。」他口氣威嚴。
「那好吧，什麼程序。我大喊一聲『手槍』，你聽到後回答我，『由我保管』如何？」我幾乎要瘋掉。
「沒那麼簡單，這不是兒戲。」中校邊說邊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來，「這是槍支保管委託書，請您簽字。」
「好吧，我簽。」我從桌上的筆筒裡抽出一支籤字筆。
「還有，這是兩份收據。」中校又掏出兩張薄薄的小紙條遞過來。
「這是什麼？」我不解地望著他。
「這是槍支保管費。一張收據是補交去年的，另一張是預交明、後兩年的。」
我趕緊讓財務部門把錢交給中校。從此以後，我也就成了一位有槍的人。
一封遺書
親愛的老師、同學們：
在你們看到這封信時，我已經離開了這個世俗的世界。天堂裡多了一位博士。
早在高中時代我就萌發了自殺的念頭。只是覺得在一個講求學歷的社會裡，沒有拿到一張大學文憑就自殺顯得太沒面子啦！於是我咬緊牙關，終於考上了大學。我計劃著在大學畢業典禮後便義無反顧地告別人生。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四年以後，我突然發現，大學學歷多如牛毛，一個小本科生簡直沒有資格去死。我只好繼續苦讀，放棄就業的機會又複習了兩年，順利地考上了碩士研究生。讀本科期間，我的父母賣菜、賣糧、賣血為我提供了高昂的學費，而攻讀碩士學位時，他們賣掉了唯一的棲身之地，三間破瓦房。
獲得碩士學位後我沒有跳樓，因為中國的教育事業突飛猛進，研究生學歷也大打折扣了。我不得不再一次推遲自殺的時間。發誓一定要拿到博士學位，為自殺者爭得一份尊重和尊嚴。現在我如願以償了，我可以無愧於兩年前為我籌措生活費而捐出腎臟的父親了。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是一個有知識高學歷的自殺者……
難啊，這年頭連自殺都得有個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成績優秀，我的博士帽已於昨天的學位授予儀式上戴上。我可以走了，走得體面踏實。
別忘了在我的骨灰盒或墓碑的名字後寫上「博士」二字。
永別了。
×××
×× 年× 月× 日
探 視
我的導師趙先生有一個特別的愛好——喜歡探視病人。
有一次他過生日時，我們幾個弟子門生為他擺了桌祝壽宴。他那天很興奮，多喝了幾盅，就把這個心底的秘密說了出來。
趙老師說，系裡的同事或自己認識的熟人或同學生病住院時，他總願意去看看，問候一番。我們很感動，內心裡對他關心別人、珍惜友情的品德欽佩不已。
趙老師接著說，我去看病號，絕不是出於什麼愛心，我是另有考慮。他又幹了幾盅白酒，興致極高。
他說，世上的競爭說到底都是個人和個人的競爭。什麼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企業與企業、學校與學校間的競爭，那都不關我的事兒，都沒有個人間的比拚有勁頭兒。競爭一般都是在熟人之間展開的，比方說同學、同事、同僚等熟悉的人，甚至包括兄弟姐妹，最容易產生競爭。陌生的人，不認識的人，你不會跟他較勁。
他很得意地告訴我們，到目前來講，他是個成功者。成功在哪裡，主要是身體健康。
他說，他每次一聽到周圍的同事或昔日的同學、朋友因病住院，他就有一種莫名的興奮感從心底迅速升騰。他要去醫院裡看望。
他說，在那一時刻，他覺得自己很滿足。別人躺在病床上，或呻吟叫喚、或齜牙咧嘴、或抽搐掙扎。那種情景讓他心花怒放。有時他會看到生病的同事、同學身上插滿了各種稀奇古怪的管子，他會慶幸那幸虧不是自己。當痛苦發生在別人身上時，最容易忍受。
他連續給我們舉了幾個實例並加以說明：
有位老師，為了評上教授竟然給領導和同行寫檢舉信，說我的一部教材有剽竊、抄襲的行為，結果把我的職稱拖了整整三年。後來他如願以償了，比我早兩年評上了教授，風光了一陣子。結果怎麼樣，住進了醫院，肝癌晚期！我是冒著大雨去病房探視他的，他痛苦不堪，連話都說不出來，我呢，談笑風生。
還有一位我過去的同班同學，留校任教後處處跟我爭高下，把本來屬於我的副主任的位子弄到手了。結果如何呢？心臟病！光搭橋就花了好幾萬。現在怎樣呢？不僅副主任的位子丟了，還欠了一屁股債。我當時也去醫院看過他，瘦得像條狗似的，真可憐吶！
還有與我同一年留校的老錢，能爭能搶。房子比我早分了一年半，瞧他當時得意的，恨不能滿世界顯擺，十年前，就得了腦血栓，走路得小步快跑，一剎不住閘就摔趴下了。現在跟我沒法比嘍，我一頓能吃一斤醬牛肉，喝半斤白酒。他呢，跟死人比就差一口氣。我去醫院看他的時候，那傢伙還掙扎著要坐起來，差一點背過氣去。我在病房裡當著他的面，給他表演了100 個俯臥撐，把那老頭兒氣得鼻子都歪了。我們聽了導師的酒後高論，倍感他幸福美滿、健康快樂，並對他的教誨銘記不忘。
不久前，他老人家因前列腺出了問題而動了手術，現仍住院治療。我們這些做弟子的，本應繞床服侍、終日陪護，但考慮到導師對於探視病人的獨特心態，我們推人及己，不敢貿然趨前，生怕讓我們的恩師誤解，所以至今未去探視，只能在心裡為他默默祈禱，祝他老人家早日康復並能以探視者的身份一如既往地去看望他那些患病就醫的同學、同事和朋友。
宅 人
杜先生死了。
我是從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的。有點晚了，若早一天獲知他的死訊，我至少能趕去參加遺體告別儀式。報道中稱，他的遺體已經火化，不少學界同行出席了追悼活動，一位職位很高的領導還送了花圈。
很遺憾，也很內疚。杜先生是我的老師，我是聽過他課的數以千計的學生之一。不管於情於理，我都該去送送他。可惜，我事先不知道他去世了。他死後一周才火化的，我本應該知道的。錯過了一時，便錯過了一世，我真的沒聽說他已經死了。這讓我心裡一直很糾結。如今只有寫篇文章追念他了，願他在天堂裡仍然談笑風生，不再怪罪我的冷漠。我確實是從報上才看到他的死訊，而且是火化的第二天。嚴格說來，這也不能完全怪我。
掐指算來，杜老師已臥床十年了。我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都會萌動前往探望的心願，但理智總在提醒和警告我，探望老師的學生一定絡繹不絕，時間還長著呢，你就別去湊熱鬧啦！尤其是逢年過節的時候，我去看望老師的衝動格外強烈，有幾回我差一點穿上衣服準備出門了，又是一種冷峻的聲音制止了我的腳步：衝動是魔鬼！我不得不重新坐回沙發上，掐著虎口和大腿，讓自己的血液盡量調整到正常的流速，腦袋不能過熱。中間至少有兩次，我的同學在電話裡告訴我，說先生提起了我，似乎有嗔怪我不去探訪的意思。並且這位同學還約我方便時一起去老師家裡坐坐，我遲疑了一陣子，十分為難地向他解釋我最近太忙了，等有空一定去拜見他老人家。然而，時光飛逝，日月如梭，一晃竟過去了十年。
我很慚愧，也很自責。我準備寫一篇回憶文章，用真誠感人的文字紀念他，向他表達我深情的哀思。
文章從何寫起呢？我只能實話實說：「我與杜先生是鄰居，住在同一幢公寓同一個門洞的同一層，他住6 號，我住7 號……」
請不要指責我，我的文章只寫了一半就中斷了。因為我父親病了，已住院近兩年。我是從網上看到的。在教師節前夕，一位省級主要領導去醫院裡慰問他老人家，還登了照片。父親也是位專家，名氣與我的老師杜先生不相上下。但他並不與我住一起，而是住在大樓的另一頭。雖說距離略顯遠了點，我還是決定先去看看他，然後再把那篇追憶文章寫完。
新聞線索
「消防中心著火了！」新聞熱線的電話裡傳來了一位男子急促的聲音。
「說出具體位置。」我邊問邊把記者採訪包挎在了身上。
「在蓮花門西街76 號。」對方氣喘吁吁地說道。
「什麼時間？」我問。
「大概10 分鐘前，我正好路過那裡，發現大火從後院躥出。」那位男子很著急。
「好！謝謝你提供的新聞線索，請你明天上午10 點到晚報社來領取報酬。請你把姓名和聯繫方式告訴我。」我急著四處找筆和紙。
「我姓魏，用的是公用電話，你們能給多少錢？」對方問。
「一百塊！」我答。
「才一百塊，這不是一般的火災新聞啊！你有沒有搞錯，這可是消防隊著火了。我又是第一時間向你們報告。怎麼也不止一百塊吧？」對方在討價還價。
「對、對、對，魏先生，你說得對！我現在需要馬上趕到現場，如果你說的是事實的話，這條新聞線索確實值錢，至少會給你五百塊。」
「絕對是真的，大火正著著呢！說定了，五百塊，我明天去領。」對方掛了電話。
我趕到現場時，大火剛被撲滅，濃煙還在冒著，看來損失不算大。消防隊員們正在垂頭喪氣地清理火場。「×× 市消防中心」的大牌子被火燒得變了形，但字跡依然清晰。我趕緊抓拍了幾個鏡頭，採訪了幾個目擊者。
當日趕印出來的晚報把這次事故的消息放在了頭版顯著位置，還配發了幾幅照片，特別是「消防中心」那塊大牌子在濃煙和消防隊員的襯托下顯得格外具有諷刺意味。
第二天，那位姓魏的男子應約來到了報社，高興地領走了500 塊錢。新聞線索提供人獎勵制度的建立確實很有效果，我和同人們再一次慨歎道。
五天以後，正巧還是我值班。新聞熱線的電話又響了，我拿起話筒：「喂，這裡是新聞熱線，有話請講。」
「喂，我姓魏。」對方的聲音很急促，「前幾天，消防中心著火的案子破了，是人為縱火，嫌犯已被公安局抓獲。」
「喂，喂，喂，你是誰？」還沒等我問明情況，那邊的電話就掛上了。聽聲音有點熟悉，有點像前些天那位提供消防中心火災新聞線索的男子。
我急忙趕到公安局，請求採訪犯罪嫌疑人。
警察一邊審查我的記者證件，一邊調侃說：「你們記者的鼻子可真靈，比我們的警犬反應得都快。行啊，看來不是吃白飯的。」
等了將近三個小時，我才被獲准前往一個看守所採訪。
在預審室裡，我第一眼就認出了那位縱火嫌疑犯——正是當時提供新聞線索的那位「魏先生」。
「剛才是你打的電話吧？」我不解地問。
「對、對、對，正是我，這次能給多少錢？」姓魏的有些迫不及待了。
「先別說錢，你是怎麼給我打的電話？」我越發迷糊了。
「他們抓捕我的時候，我知道跑不掉了，就衝到一個公共電話亭裡給報社打了電話。剛說了兩句，警察就一擁而上把我按倒了。」聽口氣他有些遺憾。
「消防中心的火是你放的？」
「是的。」
「為什麼？就為了領那500 塊錢？」
「不光是為了錢，消防隊著火了，你不覺得有意思嗎？
多好玩啊！太有趣了。新聞得有刺激性，生活也需要刺激，你說對不對？你該謝謝我才是，說不定你拍的照片還能獲得新聞攝影大獎呢……」 他興奮得兩眼放光。
後來我瞭解到，這個姓魏的犯罪嫌疑人曾經讀過大學新聞專業，大三時因病退學。
夙 願
「我不願意當官，我總是把機會讓給別人。」老師逢人便講。課堂上，開會時，只要一有機會他就重複他已經講過上百遍的話題。
老師去世時享年75 歲，我最後一次聽他表白，大約在他死前一年，也就是他74 歲的時候。那一天是他的生日，我記得很清楚。我和幾位同學去祝壽，像往年一樣，送去了一個大大的蛋糕。
老師很興奮，一邊嗔怪我們太破費了，一邊動手切蛋糕。喝酒時，他批評我們說：「你們這些當官的，不要自以為了不起，其實，很多人都比你們有本事、有能耐，只是他們不願意選擇當官而已。」我們點頭稱是，但對於老師把我們這幾個小科長、小處長也稱為「官」，心裡總不是滋味。
「比方說我吧，」老師的話匣子一打開就以自己為例，現身說法，「讀中學時老師曾讓我當班長，我不幹，好事要讓給別人。後來就選了一個成績比我差的人當班長，這個班長畢業時被推薦進政府當通訊員，再後來他當上了市長，離休時是市裡的政協主席，佔了不少便宜。
「大學畢業時，我可以進機關，可我不願意當官，這你們是知道的。我堅持留在學校教書，同學中凡是畢業進政府部門的，後來都當上了局長、司長，還有兩個當上了副部長。他們個個威風，哼！
「1962 年7 月，系裡讓我兼任辦公室主任，我表示自己志不在此，水平也不夠，就把位子讓給了我們教研室的老董。他後來放棄了教學，慢慢爬到了學校秘書長的位置，住房比我大多了，工資也比我高。
「『文革』後，對，也就是1977 年8 月學校組織部找我談話，說是教務處缺一位副處長，希望我能考慮。我婉言謝絕，又把機會讓給了同事。這位同事雖然水平不如我，但工作熱情高，幹了幾年後調到另外一所學校當上了副院長，享受的待遇比我強多了。
「1983 年4 月，校長親自動員我擔任工會副主席，這個級別在當時可不算低，我猶豫了半天，還是放棄了。我建議學校要多提拔年輕人。那位頂替我的副主席，現在升為主席了，享受副校級待遇，還出了三次國。
「退休時，學校老幹部處還想聘我做顧問，雖然沒什麼級別可也有不少實惠，我又沒有接受。嗨，我從小就不願意當官，這也怪不得別人，沒辦法。對於官，我不感興趣。再說，人不能光想著自己，要把好事讓給別人，你們說是不是啊？我是不是常這麼說啊？」
「是，是，是……」我們連聲附和，爭先恐後地頌揚老師高風亮節，淡泊名利，不求聞達於處局級。老師樂了，樂得有些勉強。
老師去世時，我們這些做弟子的前去弔唁，並協助料理後事。師母告訴我們，老師臨終前一再叮囑，要求組織上在他的生平裡一定要寫上他不願意為官，多次謝絕做官的經歷。人事部門很為難，終未能形成文字。師母不甘，曾私下問我，治喪小組組長的職務能否由死者擔任。我搖頭，她歎氣。為了了卻恩師的生前夙願，我追記此事，以示緬懷。
三 笑
丁丑是個嚴肅的人，平常一臉正經，神色莊重，不苟言笑。據丁丑講，他這一輩子記憶中只笑過三回。而且每次都
以笑開始，以哭告終。因此，在丁丑看來，笑不是個好東西，禍從笑生。他認為自己這一輩子就倒霉在這僅有的三次笑上了。
丁丑五六歲那年，爸爸在一次吃飯時不小心讓魚刺卡住了嗓子。他爸爸先是往嘴裡塞滿了窩窩頭，試圖靠吞嚥把那該死的刺兒帶下去，他兩眼瞪得溜圓，滿臉憋得通紅，吃了三個窩頭還無濟於事。接下來把手指頭伸進嗓子眼兒裡摳，又把吃進去的所有食物統統吐了出來仍不見魚刺的蹤影。一個小小的魚刺兒把這位膀大腰圓的中年漢子折騰得滿地打滾，四處亂蹦，丁丑像看表演一樣目不轉睛地欣賞著爸爸的滑稽動作，忍不住哈哈大笑。他父親痛苦至極，惱羞成怒掄著巴掌給了兒子一大耳光。那一瞬間，丁醜的耳朵聾了，爸爸的嗓子通了。
丁丑第二次開心大笑是中學時代。有一回，上課鈴聲響了，丁丑還在座位上大聲喧嘩，因為他有一隻耳朵不好使，經常聽不見有用的東西。老師從他側面悄悄地走過來，用拳頭在他的腦袋上狠狠地捶了兩下，同學們哄堂大笑。丁丑羞得無地自容。就在老師得意地轉過身走向講台時，不知是哪位搗亂的同學把啃剩下的西瓜皮反扣在地上，老師正巧踩了上去，滑了個仰面朝天，後腦勺結結實實地砸在一位女同學的膝蓋上。同學們嚇呆了，只有丁丑一個人大笑不止。結果，老師的後腦勺上起了個大包，女生的膝蓋粉碎性骨折，而丁丑被退了學。
丁丑後來花了很多錢才把耳聾的毛病治好。他還參了軍，在部隊當話務兵。
復員轉業後他分配到了縣政府的機關工作。工作了十幾年，凡是認識他的人都從未看見他笑過。丁丑因此得了個綽號，叫「丁老闆」，就是老闆著臉的意思。同事們想盡辦法逗他樂，他卻永遠地皺著眉頭。有一次，朋友拿丁丑打賭，把他按在地上不停地抓他的腋下，撓他的腳心，最後丁丑哭了，朋友輸了。
丁醜的第三次大笑發生在兩年前的一個追悼會上，他所在的那個局的局長因喝酒過量猝死，被定為因公殉職而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那場面莊嚴肅穆。在哀樂停下來後，上級領導開始致悼詞。悼詞中回顧了局長光輝而短暫的一生，高度評價了局長生前的豐功偉績和高風亮節，參加追悼活動的許多人都被感動了，會場內一片抽泣聲。丁丑皺著眉頭，神色凝重、聚精會神地逐字逐句聽著悼詞的內容。他突然覺得他好像參加錯了追悼會，要麼是死錯了人，要麼是領導念錯了稿子。當領導用低沉的聲音念到「我們今天悼念的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時，他才恍然大悟，忙問身邊的同事，今天到底死了幾個人？怎麼這麼多人同時開一個追悼會？同事不解地看著他，嘴角向上動了動。
丁丑再也憋不住了，爆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笑聲。他笑得直不起腰，捂著肚子蹲到了地上，死者的家屬憤怒地衝過來對他拳腳相加，還是止不住他那遏制不住的笑聲。不少參加葬禮的人被丁丑肆無忌憚的笑聲感染了，終於跟著不自覺地「哈哈」、「嘿嘿」起來。
後來丁丑被分流了。他現在開了一家小水果店，仍是一副不苟言笑的嚴肅面孔。人們勸他隨和一點，和氣才能生財。丁丑正色道：「那不行，禍從笑中來。」
早晨起來欠了一屁股的債
與我合租同一處簡易平房的出租車司機老李在共用的同一間廁所裡與我相遇了。
他一手拎著褲子，騰出另一隻手抹眼屎。他擦完眼屎，抖了抖下身，側過臉來瞄了我一眼。我誤以為這是一種問候，相當於喊一句「早安」。我衝他笑了笑，用目光問他「早晨好！」
老李又瞄了我一眼，臉紅紅的，還點了點頭兒。
在系褲帶的那一瞬間，老李突然開了口：「能借我點錢嗎？」那聲音如炸雷般，嚇得我一哆嗦，褲腿差點沾到地上的污水。太突然了！老李的臉色發紫，兩眼裡佈滿了血絲。在廁所裡吼著借錢，發出的是爆破音，有搶劫的嫌疑。我定了定神兒，笑容僵在臉上，邊扣腰帶邊故作輕鬆地問：「有困難？」
老李終於打開了話匣子，在刺鼻的騷臭味中向我敞開了心扉：「他媽的，這叫他媽的什麼事嘛！早晨一睜眼就欠了一屁股債。你知道的，每天車沒上路就先欠300 塊份子錢。老婆上禮拜犯了闌尾炎，一個小門診手術花了5000 多元，麻醉師、主刀大夫和護士長個個都得給個紅包；女兒幼兒園的老師生孩子給家長發短信，又交了100 塊；我公司一個狗屁小頭兒的丈母娘死了，又收走了200……從這個月開始，房租、水電費又漲價了，再拖欠房東就他媽的讓我捲上鋪蓋滾蛋，實在是挺不住了。老兄，你屬於白領，掙錢比我容易，救救急，幫我一把吧！」
白領？我心裡一陣酸楚，淚水順著臉頰流了下來。我抹了把鼻涕告訴老李：白領白領，就是說一個月下來，掙的那點錢除了交房租、水電和孩子的學費以及買點米面油鹽，基本上兩手空空，那份工資算是白領了。
老李失望地跟著我走出廁所：「聽說你是部門經理，哪至於呢？」「啥，部門經理？我跟你說實話吧，我在一家小公司替人賣山寨版電腦送配件，每天擠公交鑽地鐵，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臉土，從不敢打出租。兒子上小學還要交贊助費，欠了一大筆饑荒，就差賣血賣腎了。前天兒子的班主任老師發來請柬，說是下星期天要結婚，我正犯愁呢。昨天英語課老師又把我喊到學校，劈頭蓋臉地教訓了我一頓，說孩子在課堂上說髒話罵人，要我交罰款，這不是第一次了。前些日子德育老師就因為我兒子罵人罰我二十塊錢，這次又是英語老師，要罰四十元。我問怎麼罰款還漲價？老師說，沒漲呀，二十塊錢交德育老師，二十塊錢歸英語老師。我問為什麼？她認真地解釋說：罵人是品德問題，罰二十。在英語課上罵人要用英語，若不會用英語罵就得多罰二十。你孩子是用中文說髒話，這是水平問題，必須罰雙份！老李，你說說這叫什麼事嘛！我昨天只帶了二十塊錢，今天還得去補上欠下的……」
老李是個通情達理的豪爽人，他不僅沒有怪我，還特意回屋裡取了十塊錢塞給我，讓我先用著，他說學好英語是大事兒，可別耽誤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