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散文，是摟草打兔子，捎帶腳。不過我以為寫任何形式的文學，都得首先把散文寫好。因此陸陸續續寫了一些。
中國是個散文的大國，歷史悠久。《世說新語》記人事，《水經注》寫風景，精彩生動，世無其匹。唐宋以文章取士。會寫文章，才能做官，別的國家，大概無此制度。唐宋八家，在結構上，語言上，試驗了各種可能性。宋人筆記，簡潔瀟灑，讀起來比典冊高文更為親切，《容齋隨筆》可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傳世，還得靠古文。歸有光、張岱，各有特點。「桐城派」並非都是謬種，他們總結了寫散文的一些經驗，不可忽視。龔定庵造語奇崛，影響頗大。「五四」以後，散文是興旺的。魯迅、周作人，沉鬱沖淡，形成兩支。朱自清的《背影》現在讀起來還是非常感人。但是近二三十年，散文似乎不怎麼發達，不知是什麼原因。其實，如果一個國家的散文不興旺，很難說這個國家的文學有了真正的興旺。散文如同布帛麥菽，是不可須臾離開的。
「五四」以後的新文學的形式，如新詩、戲劇，是外來的。小說也受了外國很大的影響。獨有散文，卻是土產。那時翻譯了一些外國的散文，如法國蒙田的、挪威的別倫·別爾生的、英國蘭姆的，但是影響不大，很少人摹仿他們那樣去寫。屠格涅夫和波特萊爾的散文詩譯過來了，有影響。但是散文詩是詩，不是散文。近十年文學，相當一部分努力接受西方影響，被稱為新潮或現代派。但是，新潮派的詩、小說、戲劇，我們大體知道是什麼樣子，新潮派的散文是什麼樣子呢，想像不出。新潮派的詩人、戲劇家、小說家，到了他們寫散文的時候，就不大看得出怎麼新潮了，和不是新潮的人寫的散文也差不多。這對於新潮派作家，是無可奈何的事。看來所有的人寫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國的傳統。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傳統，簡直就寫不好一篇散文。不過話說回來，既然我們自己的散文傳統這樣深厚，為什麼一定要拒絕接受呢？我認為二三十年來散文不發達，原因之一，可能是對於傳統重視不夠。包括我自己。到我意識到的時候，已經晚了。老年讀書，過目便忘。水過地皮濕，吸入不多，風一吹，就干了。假我十年以學，我的散文也許會寫得好一些。
二三十年來的散文的一個特點，是過分重視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為兩大類：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點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稱散文。散文的天地本來很廣闊，因為強調抒情，反而把散文的範圍弄得狹窄了。過度抒情，不知節制，容易流於傷感主義。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學）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小姑娘似的話，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但有時恐怕也不免「為賦新詞強說愁」，感情不那麼真實。
我寫散文，是捎帶腳，寫的時候，沒有想到要出一個集子，發表之後，剪存了一些，但是隨手亂塞，散佚了不少。承作家出版社的好意，要我自己編一本散文集，只能將找得到的歸攏歸攏，成了現在的這樣。我還會寫寫散文，如有機會出第二個集子，也許會把舊作找補一點回來。但這不知是哪年的事了。
我的住處在東蒲橋邊，故將書名定為《蒲橋集》。東蒲橋在修立交橋，修成後是不是還叫東蒲橋，不知道。不過好賴總還是有一座橋的。即使橋沒有了，叫做《蒲橋集》，也無妨。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