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保山，有一個願望：打聽楊升庵的蹤跡。我請市文聯的同志給我找幾本地方志。感謝他們，找到了。
我對升庵並沒有多少瞭解。五十年代在北京看過一出川戲《文武打》。這是一出格調古淡的很奇怪的戲，寫的是一個迂闊的書生，路上碰到一個酒醉的莽漢，醉漢打了書生幾砣，後來又認了錯，讓書生打他，書生怕打重了，乃以草棍輕擊了醉漢幾下。這齣戲說不上有什麼情節。事隔三十多年，我連那點幾乎沒有的情節也淡忘了。但這兩個人物的扮相卻分明記得：莽漢穿白布短衫，脖領裡斜插了一隻紅布的燈籠；書生穿青褶子，臉上塗得雪白，濃墨描眉，眼角下彎，兩片殷紅的嘴唇，像戴了一個面具。這齣戲以醜行應工，但完全沒有後來丑角的科諢，演得十分古樸。有人告訴我，這齣戲是楊升庵寫的。我想這是可能的。我還想，很有可能楊升庵當時這齣戲就是這樣演的，這可以讓我們窺見明雜劇的一種演法，這是一件活文物。我曾經搞過幾年民間文學，讀了升庵輯錄的古今謠諺。因此，對升庵頗有好感。
七十年代，我到過四川新都，這是楊升庵的老家。新都有個桂湖，環湖都植桂花。湖畔有升庵祠。桂湖不大，逛一圈毫不吃力。看了一點關於升庵的材料，想了四句詩：
桂湖老桂弄新姿，
湖上升庵舊有祠。
一種風流誰得似，
狀元詞曲罪臣詩。
升庵名慎，字用修，升庵乃其別號。他年輕時即負才名。正德間試進士第一，其時他大概是十八九歲，可謂少年得志。到明世宗時以「議大禮」得罪，謫戍永昌，這時他大概三十四歲左右。他死於一五五九年，七十一歲，一直流放在永昌，未能歸蜀。永昌府在明代管屬地區甚廣，一直延及西雙版納，但是府治在今保山。楊升庵也以住保山的時候為多。算起來，他在保山呆了大概有三十七年左右。可謂久矣。
楊慎在保山是如何度過這三十七年的呢？
曾在一本書裡看到，他醉則乘籃輿過市，插花滿頭。陳老蓮曾畫升庵醉後圖，面色酡紅，相當胖，插花滿頭，但是由侍兒扶著步走，並未乘輿。
《康熙通志》曰：「楊慎戍永昌，遍游諸郡，所至攜倡伶以隨。曼酋欲求其詩不可得，乃以白綾作裓，遣服之。酒後乞詩，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揮滿裙袖，重價購歸。楊知之更以為快。」
「裓」字未經見，《辭海》也不收，我懷疑這是倡伶的水袖。
這樣看起來，升庵在保山是仍然保持詩人氣質，放誕不羈的。「所至攜倡伶以隨」，生活也相當優裕，不像是下放勞動，靠掙工分吃飯。但是他的內心是痛苦的。放誕，正是痛苦的一種表現。他在保山，多虧了他的世叔保山張志淳和忘年詩友張志淳的兒子張含的照顧。張含《丙寅除夕簡楊用修》詩曰：「征途易老百年身，底事光陰改換頻。子美生涯渾爛醉，叔倫寥落又逢春。詩魂寥落不可捉，鄉夢渺茫何足真。獨把一杯餞殘歲，盡情燈火伴愁人。」丙寅是一五六六年，其時升庵已經死了七年了，「寅」字可能是個錯字，或當作「丙辰」。丙辰是一五五六年，距升庵謫戍已經有多年了，這些年他只能於爛醉中度過。
增加楊升庵生活的悲劇性，是他和夫人黃娥的長期離別。黃娥也是才女，能詩。
《永昌府志》曰：「楊用修久戍滇中，婦黃氏寄一律曰：『雁飛曾不到衡湘，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憐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這首詩我在升庵祠的壁上曾見過石刻的原跡。我很懷疑這只是黃夫人獨自的思念，沒有寄到升庵手裡，「錦字何由寄永昌」，只是欲寄而不達，說得很清楚。一個女詩人，盼丈夫回來，盼了三十多年，想一想，能不令人淚下？
「何日金雞下夜郎？」楊慎本來可以赦回四川了，但是，《康熙通志》曰：「楊慎歸蜀，年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撫臣王昺者。昺，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鐺鎖來滇。慎不得已，至滇，則昺以墨敗；然慎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歿。」
乍一看這一條材料，我頗覺新奇，「以銀鐺鎖來滇」，用銀練子把楊升庵鎖回雲南，那是很好看的。後來一想，這「銀」字是個刻錯了的字，原字當是「鋃」。「鋃鐺」是鐵練。楊升庵還是被用鐵鏈鎖回來的。王昺是個「俗戾人」，不會幹出用銀練鎖人這樣的韻事。這位王昺不過是地區和省一級之間的幹部，竟能隨便把一位詩人用鐵練鎖回來，令人髮指！王昺因貪污而垮台（「以墨敗」），然而楊慎卻以七十餘歲的高齡病死在寺廟裡了。
楊慎到底犯了什麼罪？「議大禮」。「議大禮」是怎麼回事？我沒有弄清楚。也不大容易弄清楚，因為《升庵集》大概不會收這篇文章。但是想起來不外是於當時的某種制度發表了一通議論，楊升庵犯的是言論自由罪。
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