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即對桐廬嚮往，因為看過影印的黃子久的《富春山居圖》，知道那裡有個嚴子陵釣台，還聽過一個饒有情趣的故事：嚴子陵和漢光武帝同榻，把腳丫子放在劉秀的肚子上，弄得觀察天文的太史大驚失色，次日奏道：「昨天晚上客星犯帝座」……因此，友人約作桐廬小游，便欣然同意。
桐廬確實很美。吳均《與宋元思書》是古今寫景名作。「自富陽至桐廬一百里許，奇山異水，天下獨絕」，並非虛語。嚴子陵是余姚人，為什麼會跑到桐廬來釣魚？我想大概是因為這裡的風景好。蔡襄說：「清風敦薄俗，豈是愛林泉」。恐怕「敦薄俗」是客觀效果，「愛林泉」是主觀願望。
中國叫釣魚台的地方很多，釣魚為什麼要有個台？據我的經驗，釣魚無一定去處，隨便哪裡一蹲即可，最多帶一個馬扎子坐坐，沒見過坐在台上釣魚的。「釣魚台」多半是假的。嚴子陵釣台在富春江邊山上，山有東西兩台。西台是謝翱慟哭文天祥處，東台即子陵釣台。嚴子陵怎麼會到山頂上釣魚呢？那得多長的釣竿，多長的釣絲？袁宏道詩：「路深六七尋，山高四五里，縱有百尺鉤，豈能到潭底？」詩有哲理，也很幽默。唐人崔儒《嚴先生釣台記》就提出：「呂尚父不應餌魚，任公子未必釣鰲，世人名之耳。釣台之名，亦猶是乎？」這是很有見地的話。死乞白賴地說這裡根本不是嚴子陵釣台，或者死氣白賴地去考證嚴子陵到底在哪裡垂釣，這兩種人都是「傻帽」。
對嚴子陵這個人到底該怎麼看？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有名的釣魚人，一個是姜太公，一個是嚴子陵。王世貞《釣台賦》說「渭水釣利，桐江釣名」，這說得有點刻薄。不過嚴子陵確是有爭議的人物。
他的事跡很簡單，《後漢書》有傳。大略謂：「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後漢書》未說明這是什麼季節，但後來寫詩的大都認為這是夏天。盛暑披裘，是因為沒有錢，換不下季來？還是「心靜自然涼」，不怕熱？無從猜測。於是，「乃備安車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捨北軍。」他是住在警備部隊營房裡的。劉秀派了司徒侯霸去看他，希望他晚上進宮去和劉秀說說話。嚴光不答，只口授了一封給劉秀的信，信只兩句：「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劉秀說「狂奴故態也」。於是，當天就親自去看他。嚴光躺著不起來，劉秀就在他的臥所，摸摸嚴光的肚子，說：「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嚴光不應，過了好一會兒，才張開眼睛看了光武帝，說：「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歎息而去。過兩天，又帶嚴子陵進宮敘舊，這回倒是聊了很長時間，聊困了，「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劉秀則撫摸嚴子陵的肚子，嚴子陵以足加帝腹，他們確實到了忘形的地步，君臣之間如此，很不容易。
劉秀封了嚴子陵一個官，諫議大夫。他不受。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劉秀有《與嚴子陵書》，不知是哪一年寫的，文章實在寫得好，「古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鴻業，若涉春冰，瘡痏須杖而行。若綺裡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穎水之風，非朕所敢望。」漢人文章多短峭而情致宛然。光武此書，亦足以名世。
對於嚴子陵，有不以為然的。說得直截了當的是元代的貢師泰：「百戰山河血未乾，漢家宗社要重安。當時盡著羊裘去，誰向雲台畫裡看？」說得很清楚，都像你們似的反穿皮襖當隱士，這個國家誰來管呢？劉基的詩前兩句比較委婉：「伯夷請節太公功，出處行藏豈必同。」後兩句即諷刺得很深刻：「不是雲台興帝業，桐江無用一絲風！」劉伯溫是幫助朱元璋打天下的，他當然不贊成嚴子陵的做法。
對嚴子陵頌揚的詩文甚多，不具引。最有名的是范仲淹的《嚴先生祠堂記》。范仲淹有兩篇有名的「記」，一篇是《岳陽樓記》，一篇便是《嚴先生祠堂記》。此記最後的四句歌尤為千載傳誦：「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仲淹是政治家，功業甚著，他主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很入世的，為什麼又這樣稱頌嚴子陵這樣出世的隱士呢？想了一下，覺得這是范仲淹衡量讀書人的兩種尺度，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兩面。這兩面常常同時存在於一個人的身上：立功與隱逸，或者各偏於一面，也無不可。范仲淹認為嚴子陵的風格可以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我想即到今天，這對人的精神還是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