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忽然改了行。他的一生分成了兩截。一九四九年以前，他是作家，寫了四十幾本小說和散文；一九四九以後，他變成了一個文物研究專家，寫了一些關於文物的書，其中最重大（真是又重又大）的一本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近十年沈先生的文學作品重新引起注意，尤其是青年當中，形成了「沈從文熱」。一些讀了他的小說的年輕一些的讀者覺得非常奇怪：他為什麼不再寫了呢？國外有些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也為之大惑不解。我是知道一點內情的，但也說不出個究竟。在他改業之初，我曾經擔心他能不能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一個名堂，因為從我和他的接觸（比如講課）中，我覺得他缺乏「科學頭腦」。後來發現他「另有一功」，能把抒情氣質和科學條理完美地結合起來，搞出了成績，我鬆了一口氣，覺得「這樣也好」。我就不大去想他的轉業的事了。沈先生去世後，沈虎雛整理沈先生遺留下來的稿件、信件。我因為刊物約稿，想起沈先生改行的事，要找虎雛談談。我愛人打電話給三姐（師母張兆和），三姐說：「叫曾祺來一趟，我有話跟他說。」我去了，虎雛拿出幾封信。一封是給一個叫吉六的青年作家的退稿信（一封很重要的信），一封是沈先生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寫給我的很長的信（這封信真長，是在練習本撕下來的紙上寫的，鋼筆小字，兩面寫，共十二頁，估計不下六千字，是在醫院裡寫的；這封信，他從醫院回家後用毛筆在竹紙上重寫了一次寄給我，這是底稿；其時我正戴了右派分子帽子，下放張家口沙嶺子勞動；（沈先生寄給我的原信我一直保存，「文化大革命」中遺失了，）還有一九四七年我由上海寄給沈先生的兩封信。看了這幾封信，我對沈先生轉業的前因後果，逐漸形成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
從一個方面說，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罵的結果。左、右都罵他。沈先生在寫給我的信上說：
「我希望有些人不要罵我，不相信，還是要罵。根本連我寫什麼也不看，只圖個痛快。於是罵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誰的損失？」
沈先生的挨罵，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對他的大罵，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約在一九四二年頃，從桂林發動，有幾篇很銳利的文章。我記得有一篇是聶紺弩寫的。聶紺弩我後來認識，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他後來也因黃永玉之介去看過沈先生，認為那全是一場誤會。聶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無芥蒂。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沈先生寫了兩篇雜文，引來一場圍攻。那時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說，勸從文不要寫這樣的雜論，還是寫他的小說。巴金先生很以為然。我給沈先生寫的兩封信，說的便是這樣的意思。
第三次是從香港發動的。一九四八年三月，香港出了一本《大眾文藝叢刊》，撰稿人為黨內外的理論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寫的《斥反動文藝》，文中說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這對沈先生是致命的一擊。可以說，是郭沫若的這篇文章，把沈從文從一個作家罵成了一個文物研究者。事隔三十年，沈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卻由前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寫了序。人事變幻，雲水悠悠，逝者如斯，誰能逆料？這也是歷史。
已經有幾篇文章披露了沈先生在解放前後神經混亂的事（我本來是不願意提及這件事的），但是在這以前，沈先生對形勢的估計和對自己前途的設想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寫給吉六君的信中說：
「大局玄黃未定……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
基於這樣的信念，才使沈先生在北平解放前下決心留下來。留下來不走的，還有朱光潛先生、楊振聲先生。朱先生和沈先生同住在中老胡同，楊先生也常來串門。對於「玄黃未定」之際的行止，他們肯定是多次商量過的。他們決定不走，但是心境是惶然的。
一天，北京大學貼出了一期壁報，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不知道這是地下黨的授意，還是進步學生社團自己幹的。在那樣的時候，貼出這樣的大字報，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為淵驅魚」，把本來應該爭取，可以爭取的高級知識分子一齊推出去麼？這究竟是誰的主意，誰的決策？
這篇壁報對沈先生的壓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經極度緊張，到患了類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懷疑有人監視他，製造一些尖銳聲音來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這張大字壁報。
沈先生在精神瀕臨崩潰的時候，腦子卻又異常清楚，所說的一些話常有很大的預見性。四十年前說的話，今天看起來還是很準確。
「一切終得變」，沈先生是竭力想適應這種「變」的。他在寫給吉六君的信上說：
「用筆者求其有意義，有作用，傳統寫作方式以及對社會態度，實值得嚴肅認真加以檢討，有所抉擇。對於過去種種，得決心放棄，從新起始來學習，來從事。這個新的起始，並不一定即能配合當前需要，惟必能把握住一個進步原則來肯定，來證實，來促進。」
但是他又估計自己很難適應：
「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不幸而言中。沈先生對自己擱筆的原因分析得再清楚不過了。不斷挨罵，是客觀原因；不能適應，有主觀成分，也有客觀因素。解放後擱筆的，在沈先生一代人中不止沈先生一個人，不過不像沈先生擱得那樣徹底，那樣明顯，其原因，也不外是「思」與「信」的矛盾。三十多年來，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文藝的主要問題也是強調「信」，忽略「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新時期十年文學的轉機，也正是由「信」回復到「思」，作家可以真正地獨立思考，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生活，用自己的腦和心思索生活，用自己的手表現生活了。
北平一解放，我們就覺得沈先生無法再寫作，也無法再在北京大學教書。教什麼呢？在課堂上他能說些什麼話呢？他的那一套肯定是不行的。
沈先生為自己找到一條出路，也可以說是一條退路：改行。
沈先生的改行並不是沒有準備、沒有條件的。據沈虎雛說，他對文物的興趣比對文學的興趣產生得更早一些。他十八歲時曾在一個統領官身邊作書記。這位統領官收藏了百來軸自宋至明清的舊畫，幾十件銅器及古瓷，還有十來箱書籍，一大批碑帖。這些東西都由沈先生登記管理。由於應用，沈先生學會了許多知識。無事可做時，就把那些古畫一軸一軸地取出，掛到壁間獨自欣賞，或翻開《西清古鑒》、《薛氏彝器鐘鼎款識》來看。「我從這方面對於這個民族在一段長長的年份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種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由於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鑒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見《從文自傳·學歷史的地方》）沈先生對文物的興趣，自始至終，一直是從這一點出發的，是出於對於民族，對於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的深愛。他的文學創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愛國主義的感情。從熱愛祖國這一點上看，也可以說沈先生並沒有改行。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愛國愛民，始終如一，只是改變了一下工作方式。
沈先生的轉業並不是十分突然的，是逐漸完成的。北平解放前一年，北大成立了博物館系，並設立了一個小小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是在楊振聲、沈從文等幾位熱心的教授的贊助下搞起來的，館中的陳列品很多是沈先生從家裡搬去的。歷史博物館成立以後，因與館長很熟，時常跑去幫忙。後來就離開北大，乾脆調過去了。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時很痛苦，有時又覺得很輕鬆。他名心很淡，不大計較得失。沈先生到了歷史博物館，除了鑒定文物，還當講解員。常書鴻先生帶了很多敦煌壁畫的摹本在午門樓上展覽，他自告奮勇，每天都去。我就親眼看見他非常熱情興奮地向觀眾講解。一個青年問我：「這人是誰？他怎麼懂得這麼多？」從一個大學教授到當講解員，沈先生不覺有什麼「丟份」。他那樣子不但是自得其樂，簡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裡總不免有些淒然。
沈先生對於寫作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跛者不忌履」，一個人寫了三十年小說，總不會徹底忘情，有時是會感到手癢的。他對自己寫作是很有信心的。在寫給我的信上說：「拿破侖是偉人，可是我們羨慕也學不來。至於雨果、莫裡哀、托爾斯泰、契訶夫等等的工作，想傚法卻不太難（我初來北京還不懂標點時，就想到這並不太難）。」直到一九六一年寫給我的長信上還說，因為高血壓，館（歷史博物館）中已決定「全休」，他想用一年時間「寫本故事」（一個長篇），寫三姐家堂兄三代鬧革命。他為此兩次到宣化去，「已得到十萬字材料，估計寫出來必不會太壞……」想重新提筆，反反覆覆，經過多次。終於沒有實現，一是客觀環境不允許，他自己心理障礙很大。他在寫給我的信上說：「幻想……照我的老辦法，呆頭呆腦用契訶夫作個假對象，競賽下去，也許還會寫個十來個本本的。……可是萬一有個什麼人在刊物上尋章摘句，以為這是什麼『修正主義』，如此或如彼的一說，我還是招架不住，也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於白費。想到這一點，重新動筆的勇氣，不免就消失一半。」二是，他後來一頭扎進了文物，「越陷越深」，提筆之念，就淡忘了。他手裡有幾十個研究選題待完成，他有很大的責任感和緊迫感，時間精力全為文物佔去，實在顧不上再想寫作了。
從寫小說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豐碩的成果，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個人說，無所謂得失。就國家來說，失去一個作家，得到一個傑出的文物研究專家，也許是划得來的。但是從一個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這算不算損失？如果是損失，那麼，是誰的損失？誰為為之？孰令致之？這問題還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我們應該從沈從文的轉業得出應有的歷史教訓。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