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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前後兩信均收到。
你聽說出版社要出版沈先生的選集，我想在後面寫幾個字，你心裡「格登一跳」。我說準備零零碎碎寫一點，你不放心，特地寫了信來，囑咐我「應當把這事當一件事來做」。你可真是個有心人！不過我告訴你，目前我還是只能零零碎碎地寫一點。這是我的老師給我出的主意。這是個好主意，一個知己知彼，切實可行的主意。
而且，我最近把沈先生的主要作品瀏覽了一遍，覺得連零零碎碎寫一點也很難。
難處之一是他已經被人們忘記了。四十年前，我有一次和沈先生到一個圖書館去，在一列一列的書架面前，他歎息道：「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書，我什麼也不想寫了。」古今中外，多少人寫了多少書呀，真是浩如煙海。在這個書海裡加進自己的一本，究竟有多大意義呢？有多少書能夠在人的心上留下一點影響呢？從這個方面看，一個人的作品被人忘記，並不是很值得惆悵的事。
但從另一方面看，一個人寫了那樣多作品，卻被人忘記得這樣乾淨，——至少在國內是如此，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原因之一，是沈先生後來不寫什麼東西，——不搞創作了。沈先生的創作最旺盛的十年是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四這十年。十年裡他寫了一本自傳，兩本散文（《湘西》和《湘行散記》），一個未完成的長篇（《長河》），四十幾個短篇小說集。《湘西》、《長河》寫於一九三八年。——編者注在數量上，同時代的作家中很少有能和他相比的，至少在短篇小說方面。四十年代他寫的東西就不多了。五十年代以後，基本上沒有寫什麼。沈先生放下搞創作的筆，已經三十年了。
解放以後不久，我曾看到過一個對文藝有著卓識和具眼的黨內負責同志給沈先生寫的信（我不能忘記那秀整的字跡和直接在信紙上勾抹塗改的那種「修辭立其誠」的坦白態度），勸他繼續寫作，並建議如果一時不能寫現實的題材，就先寫寫歷史題材。沈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小說選集的《題記》中也表示：「希望過些日子，還能夠重新拿起手中的筆，和大家一道來謳歌人民在覺醒中，在勝利中，為建設祖國、建設家鄉、保衛世界和平所貢獻的勞力，和表現的堅固信心及充沛熱情。我的生命和我手中這支筆，也自然會因此重新回復活潑而年青！」但是一晃三十年，他的那枝筆還在放著。只有你這個對沈從文小說懷有偏愛的人，才會在去年文代會期間結結巴巴地勸沈先生再回到文學上來。
這種可能性是幾乎沒有的了。他「變」成了一個文物專家。這也是命該如此。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美」的愛好者，對於由於人的勞動而創造出來的一切美的東西具有一種宗教徒式的狂熱。對於美，他永遠不缺乏一個年輕的情人那樣的驚喜與崇拜。直到現在，七十八歲了，也還是那樣。這是這個人到現在還不老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的興趣是那樣的廣。我在昆明當他的學生的時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談文學的時候，遠不如談陶瓷，談漆器，談刺繡的時候多。他不知從哪裡買了那麼多少數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幾杯茶，大家就跟著他對著這些挑花圖案一起讚歎了一個晚上。有一陣，一上街，就到處搜羅緬漆盒子。這種漆盒，大概本是盒具，圓形，竹胎，用竹筆刮繪出紅黑兩色的雲龍人物圖像，風格直接楚器，而自具緬族特點。不知道什麼道理，流入昆明很多。他搞了很多。裝印泥、圖章、郵票的，裝芙蓉糕薩其瑪的，無不是這種圓盒。昆明的熟人沒有人家裡沒有沈從文送的這種漆盒。有一次他定睛對一個直徑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撫摸著，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雜誌的封面！」有一次我陪他到故宮去看瓷器。一個蓮子盅的造型吸引了人的眼睛。沈先生小聲跟我說：「這是按照一個女人的奶子做出來的。」四十年前，我向他借閱的談工藝的書，無不經他密密地批注過，而且貼了很多條子。他的「變」，對我，以及一些熟人，並不突然。而且認為這和他的寫小說，是可以相通的。他是一個高明的鑒賞家。不過所鑒賞的對象，一為人，一為物。這種例子，在文學史上不多見，因此局外人不免覺得難於理解。不管怎麼說，在通常意義上，沈先生是改了行了，而且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了。你希望他「回來」，他只要動一動步，他的那些絲綢銅鐵就都會叫起來的：「沈老，沈老，別走，別走，我們要你！」
沈從文的「改行」，從整個文化史來說，是得是失，且容天下後世人去作結論吧，反正，他已經三十年不寫小說了。
三十年。因此現在三十歲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沈從文這個名字。四五十歲的呢？像你這樣不聲不響地讀著沈從文小說的人很少了。他們也許知道這個人，在提及時也許會點起一枝煙，翹著一隻腿，很瀟灑地說：「哈，沈從文，這個人的文字有特點！」六十歲的人，有些是讀過他的作品並且受過影響的，但是多年來他們全都保持沉默，無一例外。因此，沈從文就被人忘記了。
談話，都得大家來談，互相啟發，才可能說出精彩的，有智慧的意見。一個人說話，思想不易展開。幸虧有你這樣一個好事者，我說話才有個對象，否則直是對著虛空演講，情形不免滑稽。獨學無友，這是難處之一。
難處之二，是我自己。我「老」了。我不是說我的年齡。我偶爾讀了一些國外的研究沈從文的專家的文章，深深感到這一點。我不是說他們的見解怎麼深刻、正確，而是我覺得那種不衫不履、無拘無束，縱意而談的揮灑自如的風度，我沒有了。我的思想老化了，僵硬了。我的語言失去了彈性，失去了滋潤、柔軟。我的才華（假如我曾經有過）枯竭了。我這才發現，我的思想背上了多麼沉重的框框。我的思想穿了制服。三十年來，沒有真正執行「百花齊放」的方針，使很多人的思想都浸染了官氣，使很多人的才華沒有得到正常發育，很多人的才華過早的枯萎，這是一個看不見的嚴重的損失。
以上，我說了我寫這篇後記的難處，也許也正說出了沈先生的作品被人忘記的原因。那原因，其實是很清楚的：是政治上和藝術上的偏見。
請容許我說一兩句可能也是偏激的話：我們的現代文學史（包括古代文學史也一樣）不是文學史，是政治史，是文學運動史，文藝論爭史，文學派別史。什麼時候我們能夠排除各種門戶之見，直接從作家的作品去探討它的社會意義和美學意義呢？
現在，要出版沈從文選集，這是一件好事！這是春天的信息，這是「百花齊放」的具體體現。
你來信說，你春節溫書，讀了沈先生的小說，想著一個問題：什麼是藝術生命？你的意思是說，沈先生三十年前寫的小說，為什麼今天還有蓬勃的生命呢？你好像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我也在想著一個問題：現在出版沈從文選集，意義是什麼呢？是作為一種「資料」讓人們知道五四以來有這樣一個作家，寫過這樣一些作品，他的某些方法，某些技巧可以「借鑒」，可以「批判」地吸取？推而廣之，契訶夫有什麼意義？拉斐爾有什麼意義？貝多芬有什麼意義？演奏一首D大調奏鳴曲，只是為了讓人們「研究」？它跟我們的現實生活不發生關係？……
我的問題和你的問題也許是一個。
這個問題很不好回答。我想了幾天，後來還是在沈先生的小說裡找到了答案，那是《長河》裡天天所說的：
「好看的應該長遠存在」。
一個鄉下人對現代文明的抗議
沈從文是一個複雜的作家。他不是那種「讓組織代替他去思想」海明威語。的作家。從內容到形式，從思想到表現方法，乃至造句修辭，都有他自己的一套。
有一種流行的，輕率的說法，說沈從文是一個「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空虛」的作家。一個作家，總有他的思想，儘管他的思想可能是膚淺的，庸俗的，晦澀難懂的，或是反動的。像沈先生這樣嚴肅地，辛苦而固執地寫了二十年小說的作家，沒有思想，這種說法太離奇了。
沈先生自己也常說，他的某些小說是「習作」，是為了教學的需要，為了給學生示範，教他們學會「用不同方法處理不同問題」。或完全用對話，或一句對話也不用……如此等等。這也是事實。我在上他的「創作實習」課的時候，有一次寫了一篇作業，寫一個小縣城的小店舖傍晚上燈時來往坐歇的各色人等活動，他就介紹我看他的《腐爛》。這就給了某些評論家以口實，說沈先生的小說是從形式出發的。用這樣的辦法評論一個作家，實在太省事了。教學生「用不同方法處理問題」是一回事，作家的思想是另一回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創作本是不能教的。沈先生對一些不寫小說，不寫散文的文人兼書賈卻在那裡一本一本的出版「小說作法」、「散文作法」之類，覺得很可笑也很氣憤（這種書當時是很多的），因此想出用自己的「習作」為學生作範例。我到現在，也還覺得這是教創作的很好的，也許是唯一可行的辦法。我們，當過沈先生的學生的人，都覺得這是有效果的，實惠的。我倒願意今天大學裡教創作的老師也來試試這種辦法。只是像沈先生那樣能夠試驗多種「方法」，掌握多種「方法」的師資，恐怕很不易得。用自己的學習帶領著學生去實踐，從這個意義講，沈先生把自己的許多作品叫作「習作」，是切合實際的，不是矯情自謙。但是總得有那樣的生活，並從生活中提出思想，又用這樣的思想去透視生活，才能完成這樣的「習作」。
沈先生是很注重形式的。他的「習作」裡誠然有一些是形式重於內容的。比如《神巫之愛》和《月下小景》。《月下小景》摹仿《十日談》，這是無可諱言的。「金狼旅店」在中國找不到，這很像是從塞萬提斯的傳奇裡借用來的。《神巫之愛》裡許多抒情歌也顯然帶著濃厚的異國情調。這些寫得很美的詩讓人想起薩孚的情歌、《聖經》裡的《雅歌》。《月下小景》故事取於《法苑珠林》等書。在語言上仿照佛經的偈語，多四字為句；在敘事方法上也竭力鋪排，重複華麗，如六朝譯經體格。我們不妨說，這是沈先生對不同文體所作的嘗試。我個人認為，這不是沈先生的重要作品，只是備一招而已。就是這樣的試驗文體的作品，也不是完全不傾注作者的思想。
沈先生曾說：「這世界上或有熱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他對稱他為「空虛」的，「沒有思想」的評論家提出了無可奈何的抗議。他說他想建造神廟，這神廟裡供奉的是「人性」。——什麼是他所說的「人性」？
他的「人性」不是抽像的。不是歐洲中世紀的啟蒙主義者反對基督的那種「人性」。簡單地說，就是沒有遭到的外來的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侵略，沒有被洋油、洋布所破壞前中國土著的抒情詩一樣的品德。我們可以魯莽一點，說沈從文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沈先生對他的世界觀其實是說得很清楚的，並且一再說到。
沈先生在《長河》題記中說：「……用辰河流域一個小小的水碼頭作背景，就我所熟習的人事作題材，來寫寫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他所說的「常」與「變」是什麼？「常」就是「前一代固有的優點，尤其是長輩婦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儉治生忠厚待人處，以及在素樸自然景物下襯托簡單信仰蘊藉了多少抒情詩氣分」。所謂「變」就是這些品德「被外來洋布煤油逐漸破壞，年青人幾乎全不認識，也毫無希望從學習中去認識」。「常」就是「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變」就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常」與「變」，也就是沈先生在《邊城》題記提出的「過去」與「當前」。抒情詩消失，人的生活越來越散文化，人應當怎樣活下去，這是資本主義席捲世界之後，許多現代的作家探索和苦惱的問題。這是現代文學的壓倒的主題。這也是沈先生全部小說的一個貫串性的主題。
多數現代作家對這個問題是絕望的。他們的調子是低沉的，哀悼的，尖刻的，憤世疾俗的，冷嘲的。沈從文不是這樣的人。他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一九四五年，在他離開昆明之際，他還鄭重地跟我說：「千萬不要冷嘲。」這是對我的作人和作文的一個非常有份量的警告。最近我提及某些作品的玩世不恭的傾向，他又說：「這不好。對現實可以不滿，但一定要有感情。就是開玩笑，也要有感情。」《長河》的題記裡說：「橫在我們面前許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卻不用悲觀。驟然而來的風雨，說不定會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捲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於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後來者以極大鼓勵的！」沈從文的小說的調子自然不是昂揚的，但是是明朗的，引人向上的。
他歎息民族品德的消失，思索著品德的重造，並考慮從什麼地方下手。他把希望寄托於「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長在這個環境中幾個小兒女的性情上的天真純粹」。
沈先生有時在他的作品中發議論。《長河》是個有意用「夾敘夾議」的方法來寫的作品。其他小說中也常常從正反兩個方面闡述他的「民族品德重造論」。但是更多的時候他把他的思想包藏在形象中。
《從文自傳》中說：
「我記得迭更司的《冰雪因緣》、《滑稽外史》、《賊史》這三部書，反覆約佔去了我兩個月的時間。我歡喜這種書，因為他告給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他不如別的言說道理，他只記下一些現象。即使他說的還是一種很陳腐的道理，但他卻有本領把道理包含在現象中。」
沈先生那時大概沒有讀過恩格斯的書，然而他的認識和恩格斯的傾向性不要特別地說出，是很相近的。沈先生自己也正是這樣做的。他把他的思想深深地隱藏在人物和故事的後面。以至當時就有很多人不知道他要說什麼。他們不知道沈從文說的是什麼，他們就以為他沒有說什麼。沈先生有些不平了。他在《從文小說習作選》的題記裡說：「你們都欣賞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說他的作品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於「買櫝還珠」。這原是難怪的，因為這種熱情和悲痛不在表面上。
其實這也不錯。作品的思想和它的詩意究竟不是「櫝」和「珠」的關係，它是水果的營養價值和紅、香、酸甜的關係。人們吃水果不是吃營養。營養是看不見，嘗不出來的。然而他看見了顏色，聞到了香氣，入口覺得很爽快，這就很好了。
我不想討論沈先生的民族品德重造論。沈先生在觀察中國的問題時用的也不是一個社會學家或一個主教的眼睛。他是一個詩人。他說：
「我看一切，卻並不把那個社會價值攙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我永遠不厭倦的是『看』一切。宇宙萬匯在動中，在靜止中，我皆能抓定它的最美麗與最調和的風度，但我的愛好卻不能同一切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類生活相聯結時的美惡，另外一句話說來，就是我不大能領會倫理的美。接近人生時我永遠是個藝術家的感情」。
有詩意還是沒有詩意，這是沈先生評價一切人和事物的唯一標準。他懷念祖母或老姑母們，是她們身上「蘊藉了多少抒情氣分」。他討厭「時髦青年」，是討厭他們的唯實唯利的庸俗人生觀」。沈從文的世界是一個充滿鄉土氣息的抒情詩的世界。他一直把他的詩人氣質完好地保存到七十八歲。文物，是他現在陶醉在裡面的詩。只是由於這種陶醉，他卻積累了一大堆嚇人的知識。
水邊的抒情詩人
大概每一個人都曾在一個時候保持著對於家鄉的新鮮的記憶。他會清清楚楚地記得從自己的家走到所讀的小學沿街的各種店舖、作坊、市招、響器、小廟、安放水龍的「局子」、火災後留下的焦牆、糖坊煮麥芽的氣味、竹廠烤竹子的氣味……他可以挨著門數過去，一處不差。故鄉的瓜果常常是遠方的遊子難忍的蠱惑。故鄉的景物一定會在三四十歲時還會常常入夢的。一個人對生長居住的地方失去新鮮感，像一個貪吃的人失去食慾一樣，那他也就寫不出什麼東西了。鄉情的衰退的同時，就是詩情的銳減。可惜呀，我們很多人的鄉情和詩情在多年的無情的生活折損中變得遲鈍了。
沈先生是幸福的，他在三十幾歲時寫了一本《從文自傳》。
這是一本奇妙的書。這樣的書本來應該很多，但是卻很少。在中國，好像只有這樣一本。這本自傳沒有記載驚天動地的大事，沒有幹過大事的歷史人物，也沒有個人思想感情上的雷霆風暴，只是不加誇飾地記錄了一個小地方，一個小小的人的所見、所聞、所感。文字非常樸素。在沈先生的作品中，《自傳》的文字不是最講究、最成熟的，然而卻是最流暢的。沈先生說他寫東西很少有一氣呵成的時候。他的文章是「一個字一個字地雕出來的」。這本書是一個例外（寫得比較順暢的，另外還有一個《邊城》）。沈先生說他寫出一篇就拿去排印，連看一遍都沒有，少有。這本書寫得那樣的生動、親切、自然，曾經感動過很多人，當時有一個雜誌（好像是《宇宙風》），向一些知名作家徵求他本年最愛讀的三本書，一向很不輕易地稱許人的周作人，頭一本就舉了《從文自傳》。為什麼寫那樣順暢，而又那樣生動、親切、自然，是因為：
「我就生長到這樣一個小城裡，將近十五歲時方離開。出門兩年半回過那小城一次以後，直到現在為止，那城門我還不再進去過。但那地方我是熟習的。現在還有許多人生活在那個城市裡，我卻常常生活在那個小城過去給我的印象裡。」
這是一本文學自傳。它告訴我們一個人是怎樣成為作家的，一個作家需要具備哪些素質，接受哪些「教育」。「教育」的意思不是指他在《自傳》已提到的《辭源》、迭更斯、《薛氏彝器圖錄》和索靖的《出師頌》……沈先生是把各種人事、風景，自然界的各種顏色、聲音、氣味加於他的印象、感覺都算是對自己的教育的。
如果我說：一個作家應該有個好的鼻子，你將會認為這是一句開玩笑的話。不！我是很嚴肅的。
「薄暮的空氣極其溫柔，微風搖蕩大氣中，有稻草香味，有爛熟了山果香味，有甲蟲類氣味，有泥土氣味。一切在成熟，在開始結束一個夏天陽光雨露所及長養生成的一切。……」
我最近到沈先生家去，說起他的《月下小景》，我說：「你對於顏色、聲音很敏感，對於氣味……」
我說：「『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裡』，這寫得很美，但是我還沒有見到一個作家寫到甲蟲的氣味！……」
我的師母張兆和，我習慣上叫她三姐，因為我發現了這一點而很興奮，說：
「哎！甲蟲的氣味！」
沈先生笑迷迷地說：「甲蟲的分泌物。」
我說：「我小時玩過天牛。我知道天牛的氣味，很香，很甜！……」
沈先生還是笑迷迷地說：「天牛是香的，金龜子也有氣味。」
師母說：「他的鼻子很靈！什麼東西一聞……」
沈從文是一個風景畫的大師，一個橫絕一代，無與倫比的風景畫家。——除了魯迅的《故鄉》、《社戲》，還沒有人畫出過這樣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風景畫。
他的風景畫多是混和了顏色、聲音和氣味的。
舉幾個例：
從碾坊往上看，看到堡子裡比屋連牆，嘉樹成蔭，正是十分興旺的樣子。往下看，夾溪有無數山田，如堆積蒸糕；因此種田人借用水力，用大竹紮了無數水車，用椿木做成橫軸同撐住，圓圓的如一面鑼，大小不等豎立在水邊。這一群水車，就同一群游手好閒人一樣，成日成夜不知疲倦的伊伊呀呀唱著意義含糊的歌。
——《三三》
辰河中部小口岸呂家坪，河下游約有四里一個小土坡上，名叫「楓樹坳」，坳上有個滕姓祠堂。祠堂前後十幾株老楓木樹，葉子已被幾個早上的嚴霜，鍍上一片黃，一片紅，一片紫。楓樹下到處是這種彩色斑駁的美麗落葉。祠堂前楓樹下有個擺小攤子的，放了三個大小不一的簸箕，簸箕中零星貨物上也是這種美麗的落葉。祠堂位置在山坳上，地點較高，向對河望去，但見千山草黃，起野火處有白煙如雲。村落中鄉下人為耕牛過冬預備的稻草，傍附樹根堆積，無不如塔如墳。銀杏白楊樹成行高矗，大小葉片在微陽下翻飛，黃綠雜彩相間，如旗纛，如羽葆。又如有所招邀，有所期待。沿河橘子園尤呈奇觀，綠葉濃翠，綿延小河兩岸，綴繫在枝頭的果實，丹朱明黃，繁密如天上星子，遠望但見一片光明，幻異不可形容。河下船埠邊，有從土地上得來的蘿蔔，薯芋，以及各種農產物，一堆堆放在那裡，等待裝運下船。三五個小孩子，坐在這種龐大堆積物上，相互扭打遊戲。河中乘流而下行駛的小船，也多數裝滿了這種深秋收穫物，並裝滿了弄船人歡欣與希望，向辰谿縣、浦市、辰州各個碼頭集中，到地後再把它卸到乾涸河灘上去等待主顧。更遠處有皮鼓銅鑼聲音，說明某一處村中人對於這一年來人與自然合作的結果，因為得到滿意的收成，正在野地上舉行謝土的儀式，向神表示感激，並預約「明年照常」的簡單願心。
土地已經疲勞了，似乎行將休息，雲物因之轉增妍媚，天宇澄清，河水澄清。
——《長河·秋（動中有靜）》
在小說描寫人物心情時，時或揉進景物的描寫，這種描寫也無不充滿著顏色、聲音與氣味，與人的心情相襯托，相一致。如：
到午時，各處船上都已經有人在燒飯了。濕柴燒不燃，煙子各處竄，使人流淚打嚏。柴煙平鋪到水面時如薄綢。聽到河街館子裡大師傅用鏟子敲打鍋邊的聲音，聽到鄰船上白菜落鍋的聲音，老七還不見回來。
——《丈夫》
在同一地方，另外一些小屋子裡，一定也還有那種能夠在小灶裡塞上一點濕柴，升起晚餐煙火的人家，濕柴畢畢剝剝的在灶肚中燃著，滿屋便竄著嗆人的煙子。屋中人，藉著灶口的火光，或另一小小的油燈光明，向那個黑色的鍋裡，倒下一碗魚內臟或一把辣子，於是辛辣的氣味同煙霧混合，屋中人皆打著噴嚏，把臉掉向另一方去。
——《泥塗》
對於顏色、聲音、氣味的敏感，是一個畫家，一個詩人必需具備的條件。這種敏感是要從小培養的。沈先生在給我們上課時就說過：要訓練自己的感覺。學生之中有人學會一點感覺，從沈先生的談吐裡，從他的書裡。沈先生說他從小就愛到處看，到處聽，還到處嗅聞。「我的心總得為一種新鮮聲音，新鮮顏色，新鮮氣味而跳。」（《從文自傳》）就是一些聲音、顏色、氣味的記錄。當然，主要的還是人。聲音、顏色、氣味都是附著於人的。沈先生的小說裡的人物大都在《自傳》裡可以找到影子。可以說，《自傳》是他所有的小說的提要；他的小說是《自傳》的合編。
沈先生的最好的小說是寫他的家鄉的。更具體地說，是寫家鄉的水的。沈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我的寫作與水的關係》。「我幼小時較美麗的生活，大部分都與水不能分離。我的學校可以說是在水邊的。我認識美，學會思索，水對我有極大關係」（《自傳》）。湘西的一條辰河，流過沈從文的全部作品。他的小說的背景多在水邊，隨時出現的是廣舶子、渡船、木筏、葷煙劃子，磨坊、碼頭、吊腳樓……小說的人物是水邊生活，靠水吃水的人，三三、夭夭、翠翠、天保、儺送、老七、水保……關於這條河有說不盡的故事。沈先生寫了多少篇關於辰河、沅水、商水的小說，即每一篇都有近似的色調，然而每一篇又各有特色，每一篇都有不同動人的藝術魅力。河水是不老的，沈先生的小說也永遠是清新的。一個人不知疲倦地寫著一條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個：他愛家鄉。
如果說沈先生的作品是鄉土文學，只取這個名詞的最好的意義，我想也許沈先生不會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