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0日
拍電影對我來說是一次意外。我在寫作中尋找對方，卻不知對方在哪。電影也處在這樣一種狀態。2007年開始拍攝短片，主要是記錄面對故鄉的心情。2010年冬，村子拆遷，在拆遷響動開始在村莊喧囂起來前，我頂著2009年最後一場雪拍了「故鄉三部曲」最後一部，可以跟自己說，到此為止了。《抵達》的意義在這裡。我找不到再拍點什麼的理由。
▽2010年12月2日
一個婚禮場景，我看到朋友和他貌美的妻子。不過，這個朋友在幾個星期後忽然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可能喝醉了，一改長久以來的開心，進門一臉嚴肅。然後，我坐在沙發上聽他鄭重其事地跟我說了一個秘密。這個事一句話概括就是他的妻子漫無邊際的性索取搞得他幾乎崩潰。後來還是離婚了，朋友圈中流傳的離婚原因，照顧大多數人的對婚姻關係的認知，也就是「性格不合」。
▽2010年12月15日
「假如沒有野獸，那麼，人甚至就更加無法被理解了。」喬治-路易·布封[1]的這句話，是不是可以把主人公的某種獸性誇大了？
▽2012年1月15日
新聞說滿洲裡的一個中年男人因不滿妻子的性索取而將其殺害，並在逃亡途中不斷姦殺女性。記不清罪犯最後被捕，還是仍在逃亡。也許，這樣的案件每天都會有。當時，我產生了幾個疑問：什麼樣的性索求會讓一個男人發瘋？什麼樣的心理會讓一個恐懼性的人以姦殺為樂？於是，我把2010年朋友發生的事情和這個聯繫了起來。在敘事上安排了一個男人與妻子分開，原因是男子對女子施暴。然後，男子因壓抑產生病態的性需求，殺人逃亡——這是我對新聞裡那部分消息的改編。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給自己，也給電影裡的人物一個爆發的出口，一個神秘的追捕者，從開始就埋伏在鏡頭背後，很多角度也都是從窺視者的角度拍的，他在電影最後一章衝入畫面，以懲治者的身份對待犯罪者。
▽2012年3月
出門看景，因為住在郊區，要提早兩個小時出門，中午陽光好。路上的風景使我覺得陌生。這種在兩個城區之間穿梭的模式，雖然不是很遠，但風貌確實有變化，仔細看才看得出來。我今天要去老火車站，那裡是我小時候去過的地方，很久沒去了，天橋已經不再通行。火車也都是貨車。坐在那裡，很多想法。
▽2012年4月7日
約人在萬達廣場的茶餐廳，心裡帶著一個想法來。見面，覺得不滿意。對方介紹我和他認識，說我在找男演員，我沒說什麼。此人穿著時尚，我在觀察，他和同桌的女性友人的交流，順暢、時有幽默，眼神清亮。唯一一點，就是我發覺他對女性有種奇怪的熱情。奇怪雖然很小，但我可以體會到。這點是我的電影需要的那一部分。最後，大家散了，我心裡覺得很難找到那個人。而今天，見到的這個人好像不是。
▽2012年4月8日
東邊的天空上出現了一陣大規模的紅色流雲，十多分鐘，天空滿滿的紅色。我記得自己站在租住的房子裡，拿著很久沒用的攝影機，對著窗外，陷入了一種莫名低落的情緒中——後來，這個自然現象也用在了我的電影裡。我隱約看到了正常與非正常之間的一片灰色區域。「拍一部電影意味著講述關於某人自己的真相以及此人現實中的狀態。」2012年初，我開始在生活裡尋找角色，我要找到的是有熱情的人物，見了幾個人都不合適。我不要表演，我要生活氣息，殘酷的生活給了他們隱秘的絕望。
▽2012年4月13日
再約，我們兩個人在公園。我拿著相機試拍一些特寫和空鏡。他問我，這個片子要什麼時候開始拍，他先要去外地旅行。我說，等你回來再說，然後補充一句，你在路上可以拍回來一些風光和有趣的東西。後來，我們又聊了一些電影，正好因為同齡很多經歷相似，他表演的熱情比上次見面增長很多。他從外地旅行回來，狀態已經低沉了許多。我和他去了一些曾看過的場景，不拍攝，邊走邊聊。他說，這次去玩拍了很多風景，導遊看到他到一個景點就拿出三四個DV覺得很奇怪。其實，我這邊還沒有覺得他很像那個兇手。但我覺得，他可以用那種熱情去接近那個形象，關鍵在於我要判斷他對女人、愛情、生活、絕望的一些基本看法。
▽2012年4月15—20日
連續拍攝，我內心覺得沒有進入狀態，但我在期待從這個演員身上發現一些地方，是我沒有想到的，並且讓電影閃光的地方。我們每天下午開始拍攝，有時到凌晨，我住在他租住的房子裡。有時，下雨，我們就凌晨跑去拍一些鏡頭回來接著睡。
▽2012年5月
他變成了我想要拍攝的那個人，當然沒事我們在一塊兒聊天，我從他那裡得知了很多關於女人的故事，他的經歷其實與我看到的那個新聞完全無關。隱秘的聯繫是，一種變異的情感。他和初戀女友的關係——故事中男主人公對妻子的暴力——也可以看成是對他記憶的一個回應。
▽2012年5月10日
想的很多。影片中的「滿洲裡」作為一個邊境小城，不放大地域性，男主角與這個地方的關係若隱若現。電影叫這個名字，我只用了很少的實景鏡頭點清一個逃亡的起點。電影的重心在離開之後如何走入深淵，如何不能自拔——男子逃回故鄉，前妻回到兩人曾居住的房子企圖找到男子，發現樓房被拆遷，往日情境再現。她企圖阻止犯罪，卻陷入了受虐的回憶。這是一部關於回憶的電影。
▽2012年5—6月
拍攝，無狀態。但一直在繼續，一直在發現彼此，他在我這裡發現他要扮演的這個人的基本狀況，我在他身上發現人性中一部分惡的展現。這時，還沒有女主角。
▽2012年7月28日
拍攝的故事是虛構的，但對人物的紀錄基於大部分真實。要忠實於「心理」，而非故事。我覺得他不能理解我要展示的生活，或者說我有點懷疑他的勇氣。我就帶著他四處亂拍，其實是為了讓我們熟悉起來和消除他的鏡頭感。我把這段拍攝稱為「遊蕩的蹤跡」。我慶幸得到了信任，拍到了幾個性心理的變化過程。可以說，我們在這個故事中最後變成了一個對性癮的探討者。
▽2012年9月5日
女主角是男演員推薦的。在火車站試一些鏡頭。其實，我在取景器中看到了那張臉就覺得很生活。但是我沒有表達我的高興，而是繼續嚴肅地試鏡頭。男演員就在一旁不斷地問我，行嗎，行嗎？很多人會相信這個角色。我覺得我能在她身上感到一種我這部電影之外的絕望。我信任她。鏡頭就跟著她，我沒有對她過多要求。我只是告訴男演員在肢體上帶動一下她。她像一個廢棄的機器似的，連她本人都以為自己無法融入我們這個看似胡鬧的拍攝流程，然而我覺得我找到了她的開關，展現了她的瘋狂運轉。
▽2012年11月2日
出門拍攝，日曬風吹，拍累就歇幾天。我跟演員約定隨時等我電話，天氣越不好，我越想借助這種天然的風景來拍攝。很多氛圍是我想用到電影裡的，我要和最早拍攝到的一組紅色的流雲鏡頭呼應，在每段都要有呼應……晚上也失眠，於是在本子上記下了這樣的話：「我們想要的是讓我們的生活處於危險之中的東西。」危險、性、死亡、神聖等等詞彙，在一段時間內使我有了拍攝的慾望；還有薩德的話：「你必須坦白你的性，我就能判斷出你的道德和人性。」這就是一個導演在挑戰面前，繼續著他個人對「道德與人性」的坦白。對了，這天下起了雪，我們在雪地裡拍了電影開頭的打鬥戲。
▽2012年11—12月
面對大量素材，陷入無狀態。
▽2013年12月20日
對我來說，一方面是把本來處於黑暗中的想法曝光；另一方面是通過注視它，而獲得勇氣與真誠。眾所周知，這個話題是禁忌的。而我們為這故事的合理性尋找著一種可貴的表達——我覺得我完成了自己的計劃。我將會和大部分觀眾一樣面臨挑戰。首先是意識上的不遮掩，紀錄片般的粗野。最近，有了閒工夫，看一些所謂人針對紀錄片渲染故事引來的質疑。從觀眾的角度，我有同樣的疑問。是被事件感動了，還是紀錄片的主體本身？性癮像一列慾望火車，它出發了。對於我來說，它的增減，和我在拍攝中與這些日常人物對這件事的看法組成了判斷這個心理，及這部電影的蹤跡。
▽2014年5月
與策劃人亞璇女士聯繫，彼時她在比利時，打不開國內網址，只能另外傳到一個郵箱。時差關係，我們總是半夜簡單溝通。此時，我正處於茫然狀態，片子在手上，觀眾卻看不到。一個月後，再次與她郵件，她說好像我很著急，自己還有很多事，就把一個電影節選片人的郵件轉給我，亞璇說，剛給對方回復，他們討論著我的電影。我用在線翻譯譯成中文，大意是：「這部電影非常令人不安……但很好，還有幾部電影有破壞的力量呢？」其中，「從未見過的中國電影」來自溫哥華電影節選片人謝楓先生郵件所寫。
▽2014年10月
第一個回音：「真的有人這樣拍了一部電影。」回復陸續來了。一個人深夜問我，在如此晃動的光影中到底想提示什麼？這個詞使我覺得必須嚴肅面對。我感興趣人物，從犯罪到逃跑再到犯罪的內心轉變。換句話說就是觀眾因此而想到的那部分，而不是看到的那部分。所以，鏡頭裡出現了一些令人不舒服的東西，大家對故事的依賴遭到破壞——灰暗的天空、突然的追擊、男性的暴躁，及女性回故鄉後面對家被拆掉時的那種情緒……這在我的眼前和生活中都是真實的。還有人說，片子太冷漠了。冷漠來自我看到的人物，那種生活中隨處可見，只不過沒有這麼集中的冷漠，讓我產生了一種以前在寫作中才有的慾望。
▽2014年12月
這部電影迎來了「年度十大高逼格電影」的標籤，與戈達爾並列。我想，這又會讓很多人對電影多了一點惡意，當然還有期待。我和這個影評人因為這部電影結識。他覺得，這部電影將來會被罵得很慘。我沒有影響影評人的判斷，我們足夠寬容，我們期待一些改變。感謝朋友們。
▽2015年3月23日
凌晨五點的飛機。一夜無眠，過海關，換港幣時，窗口裡的小姐給了我一張「外幣兌換水單」，並說一年內再換港幣就不收手續費了。睏倦，飛機起飛，我還想不出幾個小時後香港的樣子。中午到了，休息一下，窗外就是一片海，下樓看地標牌子叫「維多利亞港」。進入地鐵叫「尖沙咀東」，兩元的地鐵，從尖沙咀東到中環。會展中心舉辦電影節開幕，到時有人陸續進場，記者很多。我在找我們之前約定香港見的朋友，一個也沒找到。候場時，我想到的不是接下來多麼風光，而是待會沒有任何攝影師拍照該如何收場。當主持人念到我們電影的名字，我什麼也沒想，緊張地走了上去。紅毯之行是在絲毫不亞於明星式的閃光燈的照耀下收場的，走過人群，我鬆了一口氣。這是香港觀眾對這部無名小片巨大的禮貌。一夜安靜，以為會失眠，卻沒有；以為會起來看看窗外的維多利亞港，也沒有。
▽2015年3月24日
電影節主辦方安排我住在香港的一家酒店，後面就是有名的維多利亞港，星光大道有很多雕像，我記得由西向東，第一個是李小龍，第二個是梅艷芳。中午約在星光大道，這條路是我最熟悉的。與開幕式上未見過面的朋友約見，我說在梅艷芳雕像對面。為什麼不是李小龍對面？因為李小龍對面的椅子上正好坐滿了人。因為有採訪任務，簡單聊天，約定明日再見。他問去逛了嗎？我說坐了地鐵。他笑說，你在北京沒坐夠地鐵嗎？然後，才知道碼頭就在維多利亞港旁邊。下午，走廟街、重慶大廈、廉政公署、百老匯書店、銅鑼灣、旺角、尖沙咀、油麻地、皇后大道……每天都在這些地方穿梭。晚上獨自出行，不敢走太遠，從星光大道開始，經自由女神像到盡頭的渡輪碼頭。3月底的香港很冷。晚上和演員約在廟街吃大排檔，店家收人民幣。回酒店路上見一些服飾清涼的小姐站在街頭，用奇怪的手勢對過客擺手。深夜時分，獨自去看夜晚的維多利亞港，據說這是它最漂亮的時候。看了，就滿足了一種說法。回酒店路上再見一些服飾清涼的小姐披著大衣，匆匆穿過街頭。
▽2015年3月25日
香港太空館是一個怪異的球型建築，在我看來怪異的形狀符合我的電影，我在電影裡發現，而不是製造出來的那個世界，就很像太空，空曠而孤獨的空間。中午，從天空館走過，在熟悉的那個廣場上遇上很多對結婚的新人。以為拍電影，上電梯時才發覺電影節辦公室樓下就是婚姻登記處。吃完飯，電影節策劃王慶鏘老師和總監李焯桃老師，跟我走出了飯店，我以為他們送我，怕耽誤他們時間，連說幾次「你們忙別的去吧」。媒體拍照，記者約談，觀眾來了，人一多，等我再想找他們時，他們已經不見了。下午，又坐上天星小輪，我喜歡這個交通方式，多過我要去的地方。到中環，吃了晚飯，與友人分開，他們去看老電影修復，我好像對電影的興趣一下變小，聽說蘭桂坊近，就非要去看看，然後去找《重慶森林》裡梁朝偉每天上班要坐的那個扶梯，兩側都是人家，我以為還有一個精靈般的女子藏在某間房子裡對茫然的自己喊話。
▽2015年3月26日
醒了，這次站在窗前看了好久窗外的海，那年春天，寧靜的海。下樓吃飯，在與友人自助餐時，見到蔡明亮導演，上前說了幾句，他都是祝賀，加油。離開時，跟他道別，遠遠地，又見到朝我比劃加油打手勢。到大廳，退房，退押金，等演員來。有人把他抓去維多利亞港採訪去了。大巴車上問他，他沒告訴我記者問了什麼。香港之行內心的不安，不是時間短促造成的。我想，即使待再久，這種不安不會消減——當然這種不安已經不是電影中的那種了。我始終會記得從北京登上飛機到見到香港的海，帶著我的電影，我黑暗的想法來到了我未曾期待過的地方，還有在首映式上，第一次聽到了以前在報道裡說的導演電影結束後的掌聲。
▽2015年4月3日
回到老家，繼續寫作，一路好累，想暫時離開電影了。又是朋友告訴我，電影節期間看過片的人對電影的反饋，很多話令人無奈。這些都是提前想到的。
▽2015年4月13日
給電影節的藝術總監寫郵件時，內心溫暖，因為很多人在網上批評電影會說香港電影節的選片有問題。打開郵件看到了那句話：「謝謝你能來。」這句重複的話很像我對他的印象，他的特點是把同一個詞、同一句話在你面前，認真地念很多遍。好像生怕你沒聽到一樣，說完後他會看著你。
▽2015年5月10日
《南方週末》編輯約寫一文。內容從電影風格開始——「很多時候等光調好，攝影機焦點對好，人物已完全不在那個狀態了。鏡頭裡的光好好的，焦點實實的，而他們特別彆扭，一副不知所以的茫然。對畫面的要求從拍攝中期開始已從光線和構圖，下降到了抓到多少是多少，一點也不要讓他們離開鏡頭的注視。在『合格的光影形式』和『人物』這兩點上，雖然兩者很明顯並不對立，但對於這部具體而意外的電影來說，對於那時那刻，對於沒有時間等待的我，寧願選擇站在人物這邊……」這篇文章是電影首映後首次企圖與觀眾交流，最終沒有發表出來，這是它的命運。
[1]布封（Buffon，1707—1788），原名喬治-路易·勒克萊爾（George-LouisLeclerc），因繼承關係，改姓德·布封。18世紀法國作家、博物學家，著有《自然史》3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