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我記得查建英跟我講過當時的氣氛，她跟另一個女大學生冒著寒風穿巷過街，走到一個小胡同，一群人在一個人家裡朗誦詩歌，整晚上都在幹這個。
劉索拉：1971年我第一次接觸這幫人。那時候非常仰望他們，他們寫現代詩，創作現代畫，居然還模仿高更的風格、野獸派的風格。
竇文濤：那時候女孩喜歡詩人，喜歡畫家。
劉索拉：不敢喜歡，不敢想（笑）。
陳丹青：當時北京的高幹文藝子弟在「文革」中就能聽披頭士，聽貓王，看《第二十二條軍規》《麥田里的守望者》。北京胡同裡的一些文藝子弟也開始接觸二戰以後的西方藝術信息，但非常有限。1978年以後，整個國家峰迴路轉，氣候對了，這些人很快就翻到地面上來了，社會民眾也介入進來，氣氛非常熱烈。此後就再也沒有這種現象了，民眾不再介入現代藝術。
那時國家初度浩劫，百事待興。文化廢墟走出兩群人，以兩種方式向兩種方向凝聚，並日漸分殊：一是學院再度成為學院，由「文革」的惡性混亂重歸秩序；一是學院門牆外渴望表達的人，趁「文革」後的良性混亂，迅即尋求表達。
——陳丹青《荒廢集·仍然在野》
竇文濤：那時候你們腦子裡在想什麼？憂國憂民還是時代責任在肩？
陳丹青：我們的人格基因基本上動不動就是「天下大事、國家興亡」這些。
劉索拉：那是你，丹青！我不是（笑）！
陳丹青：你跟我歲數相差不大，但算是兩代人。我是知青一代，知青就喜歡宏大敘事，這個很要命，很難改掉。我非常肯定後來一些年輕人幹的事兒，他們終於擺脫了我們這代人身上一個話語習慣，拋棄了宏大敘事，個人主義開始出現。這大概是從90年代，甚至70後用身體寫作之後才慢慢出現。
劉索拉：星星畫會的人，我們到現在還是像粉絲一樣看他們。那時候個人主義開始了，比如我小時候看到的那些模仿野獸派或現代派的畫，就是個人主義的發洩，但那是小孩子式的個人主義。
陳丹青：而且表達方式還非常政治化，他也必須政治化。
劉索拉：有政治因素，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那時候星星畫會影響了北京一群小孩，除了後來被記錄進史冊的以外，還有一大批可能沒有名字的人，他們使北京形成了一種風氣——大家都在家畫畫，我還有畫箱、油畫板呢。大街上提著油畫箱、背著帆布畫夾是一種風潮，到家以後有人彈吉他，有人畫畫，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
竇文濤：你說的就是我哥！我小時候就崇拜我哥整天玩這個，騎自行車、背畫夾、彈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