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我們常說的「市民文化」，港台那邊叫「小市民」，這種小市民道德跟過去上海的小市民一脈貫通嗎？
陳丹青：不太一樣。最近我見到網上一篇文章，寫得很有意思，說去過上海的人最受不了上海人一句話——「你們鄉下人」。作者為這句話辯護，說上海是第一個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城市，也是第一個居民群體自願擺脫古老的、農民式的價值觀的地方；上海人說「你們鄉下人」，不是因為你來自鄉下，而是你的行為不文明。他舉了很多不文明的例子，講得蠻有道理。
竇文濤：過去說上海人「勢利眼」，看來沒錯（笑）！
陳丹青：並不是說，你是鄉下的，他是城裡的。不是這意思，是文明問題。
竇文濤：就像有些西方人看到中國遊客在那兒大聲喧嘩，隨地吐痰，會有些瞧不起。
陳丹青：這是一種禮。過去江南人家，哪怕是弄堂裡的貧民，出門見人也會弄一弄頭髮、拉一拉衣服，不會這麼直接出去見人的。這種禮古代就有，後來向西方禮儀靠攏。我記得小時候有些有錢同學的姨媽或者家裡人都有一個英文名字，他們出門不講，悄悄在家裡講。這是1949年以後他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力圖保留的西化習慣，包括稱呼上的。上海市民過去假想自己是倫敦或巴黎那樣的居民，後來這個過程被中斷了，跟大家一樣被鄉村化，但是有一些家庭還保留了這個。
我不覺得今天還有「江南水鄉」這回事，剩下的只是碎片、殘骸，像動物園一樣保護起來的空間。
今日江南不是一個有機的現實，而是一個歷史詞語。不過這一詞語變成商業招牌，還有開發價值，還能賺錢。
江南水鄉沒有了。我從國外回到上海，發現上海也沒有了。
——陳丹青《退步集·古鎮：衰敗與淪亡》
竇文濤：我們中國人的老傳統是人與人之間交往要溫、良、恭、儉、讓。禮的內在實質是尊重，莊靜自強。
梁文道：但是今天人的火氣好像都很大，許多知識分子開座談會互相辯論的時候，都先把對方從立場上挖起，全盤否定，全盤推倒，說話自然沒禮貌。最後大家都不按規矩來了，本來很好的一個辯論，最後變成「我讓你的教授升不成」「我找人報復你」之類的。
竇文濤：我們發表一個觀點時，說話的腔調、姿態往往超過內容本身，到最後變成吵架了，誰聲音高，誰就能壓倒誰；誰罵得損，誰就佔上風！旁觀者也在看戲。
梁文道：其實，說話越有道理姿態越低。我小時候在香港看電視，英國國會辯論得那麼激烈，可是兩個議員即使彼此開火，也總會說一句「我很可能是錯的」「我這麼說，您或許會不同意」。中國人看了，可能覺得這太虛偽了。
竇文濤：是啊，咱把這個叫「造勢」。據說當年一幫人聯名寫信反對愛因斯坦，愛因斯坦說如果我真是錯的話，一個人就夠了，一百個人有什麼用呢？這就是科學家！科學家論是非，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陳丹青：沒有數量的關係。
竇文濤：咱就是以多為勝。
陳丹青：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我想往深了說是集體性對這個時代的不信任。在不信任裡，他不安全，所以才會對任何跟他意見、話語不一樣的人產生對抗。
竇文濤：不安全會產生受迫害妄想症，是吧（笑）？
陳丹青：美國人或英國人開座談會，大家不會那麼躁動，急著要說服別人。因為大家是在談學問，不會牽涉其他事情，大家信任整個狀況。而不信任指的是什麼呢？現在學者、藝術家或經濟學家聚在一塊兒，其實他們心裡還有另外一個算盤——我的觀點出來後，我在這裡面能得到什麼好處？我會失去什麼？他在想這個。這就是不信任，不安全。
梁文道：所以有些會上有人說「我不同意」，我都不敢斷定他是不是真的不同意。
陳丹青：也許他真的不同意，但不同意的原因他卻不能說出來。
竇文濤：現在很多人和事兒沒法聊了，比如我有時候說話，一邊說一邊想，我是不是得罪他了？是不是傷害他的利益了？他到底是什麼意思？進入了一個人琢磨人的狀態，永無寧日！我覺得人跟人之間有些東西是不言自明的，這就是常識！而現在我們的常識越來越亂七八糟，很危險。比如街上賣糖葫蘆的，要是真沒道德底線了，那你把錢遞給他，他當時就可以說，你沒給我錢啊！這就崩潰了。
陳丹青：這個東西失去以後再找回來會非常困難。一個規矩不能破，大家約定俗成的那些東西一旦沒了真的很可怕。我們現在還是要面對60年代被徹底破壞掉的那些「四舊」：舊風俗、舊習慣、舊道德、舊文化。
竇文濤：你覺得沒有希望立新了嗎？
陳丹青：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不知道它會以什麼樣的形態恢復到當初那個狀況。
梁文道：我稍微樂觀一點兒，它可能會透過現實的互動產生一些變化，比如那些不言自明的規矩。人很聰明，規矩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自然而然、慢慢產生的，有時候環境的變化會讓大家改變。今天大家都說香港在華人社會裡很整潔、很文明、很有秩序，公務員奉公守法，不貪污。但我親眼目睹了這個過程的發生，70年代它還不是這樣。那時在香港坐小渡輪過海，船頭有一塊牌子，特別舊，上頭寫著「不准隨地吐痰」，這說明香港人以前也是隨地吐痰的。但短短十幾二十年過後，就不再這樣了。所以，要變的話會很快，十幾年就可以。每次人家對我說，不文明、不禮貌是國人的劣根性，我都會說，不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