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現代文學史，我們會發現，小說最重要的主題就是啟蒙主義。幾乎每部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其中都有知識分子的形象。他們是社會變革的介入者，通常以啟蒙者的身份介入，啟蒙的對象自然是中國人的主體，也就是農民，而用來啟蒙的工具，則是來自西方的理論和知識，啟蒙的目的是要告訴人們，如果要變得富裕，如果我們這個民族國家要變得強大，那麼必須走出一條與以往不同的道路，也就是社會主義道路。
然而，從1949年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及中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突然變成了失敗者的角色。這是知識分子始料未及的重大轉折。知識分子一夜之間從啟蒙者變成了被啟蒙者，而原來的被啟蒙者，比如農民，現在則變成了啟蒙者。農民們對知識分子啟蒙的主要內容，是要知識分子跟他們學會種地，不僅要在生活上而且要在思想上過集體生活，也就是放棄個人的所有感覺——當時的術語叫「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也放棄所有批評性的觀念——眾所周知，這是知識分子的基本職能。換句話說，農民們要求他們放棄知識分子身份。
一直到「文革」結束，中國小說中的人物其實只有兩類，他們形成了一個頑固的二元對立的格局：其中一元是農民和工人，他們可以被統稱為大眾，被認為是進步、無私、勤勞、樸實、歡樂的化身，充滿著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集體主義精神；而另一元就是知識分子，他們被認為是落後、自私、虛榮、懶惰的化身，沉浸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腐化的情慾之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作家的小說，在表現知識分子和大眾的關係的時候，與其說是在向大眾致敬，不如說是在自我貶低，是以向大眾致敬的方式貶低自己。甚至可以說，在相當長的時間，中國作家實際上也放棄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起碼職能。我曾經在一批小說中表明，中國知識分子實際上「生活在自身以外」，他無法忠實地表達自身的經驗，無法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意願。他們的寫作，實際上是一種「自我閹割」。
熟悉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人都知道，1985年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那一年開始，在中國小說中，知識分子與大眾的關係得到了重新審視和調整。在莫言、王蒙、張賢亮、張承志、韓少功、劉震雲等人筆下，大眾的面孔不再千篇一律，而是形象各異。當大眾身上的弱點被重新暴露的同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也開始被重新認識。但我們必須承認，直到今天，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他與中國歷史的種種複雜糾葛，並沒有在中國小說中得到真實和相對豐富的呈現。
在我的寫作過程中，我最感興趣的話題就是知識分子的命運。2002年，我發表了長篇小說《花腔》，希望這部小說對知識分子與革命、大眾、歷史的關係，做出某種探究。當開始寫作的時候，我認識到，中國的現實狀況和寫作境況都已經有了很大變化：一方面，因為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世俗化浪潮已經席捲中國，西方發達國家的所有經濟和文化產品已經湧入中國的大街小巷；而另一方面，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在意識形態領域，歷史依然帶著強大的慣性在向前滑行。與此相適應，一方面中國好像已經進入後現代時期，與國際社會充分接軌，而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許多方面依然處於前現代時期。這是一種特殊的中國式的處境。
因為處於前現代時期，所以一種可以被稱為傳統的痛苦，比如貧困、專制、暴力、愚昧、壓抑，依然讓中國知識分子忍受著良知的折磨。有良知的中國作家，都能時刻感受到這種痛苦的「重」，一種難以承受的「重」。波蘭作家米沃什，曾經把波蘭比作「另一個歐洲」，意思是說，波蘭雖然屬於歐洲，但是波蘭人卻依然生活在歐洲的某一段早已過時的歷史過程當中，經受著那種過時的痛苦。中國目前的境況與米沃什曾經描述過的境況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中國也可以被描述成「另一個亞洲」，「另一個東方」。但是我想，無論是亞洲、非洲還是歐洲、美洲的作家，只要具有世界眼光，只要具有清醒的歷史感，他都會認識到中國作家的那種「重」的痛苦，依然具有普遍意義。
除此之外，中國已經被深深地捲入了全球化和世俗化的浪潮之中，所以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感受到另外一種痛苦，這種痛苦對中國人來說還比較新鮮。那就是在中國長達百年的烏托邦夢想破滅之後知識分子靈魂的空虛，由於現代技術對人的統治而帶來的無力感，以及被壓抑的慾望獲得釋放之後的困乏狀態。這種新鮮的痛苦，如果借用米蘭·昆德拉的說法，或許可以稱為「無法承受之輕」。更多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就在這兩種痛苦之間徘徊，並為此發出悲鳴。
我最後想說的是，對於「重」和「輕」的雙重書寫，對於「重」和「輕」的關係的繁複探究，有可能是中國小說的重要篇章。一個民族國家百年來的夢想和實踐，中國知識分子百年來的成功和失敗，也就在這「重」和「輕」的書寫中得到呈現。
（2007年11月，應「亞非作家會議」邀請，李洱赴韓國全州出席會議。此文為李洱在這次會議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