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參加這次對話。「小說與當下生活」，這是我非常感興趣的題目，也是我思考最多的題目，但同時它又是我最難談論的題目。如果把這個題目，放在中國作家與西方作家的交流的背景下談論，它就變得更加複雜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革。這些變革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文化想像和知識積累。有統計數字表明，現在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大型起重設備，百分之七十的水泥，都在中國境內。一個外國記者告訴我，他曾經以為中國的國鳥是仙鶴。當飛機飛臨中國大地的時候，他看到機翼之下仙鶴成群。後來他才發現，那其實是用來拆房子和建房子的大吊車。我們都知道，「鶴」這個詞的英文詞「crane，就包含有大吊車的意思。也有人把中國的英文名字China，直譯成漢語，譯成「拆哪」。前年秋天，我到瑞士出席一個文學節，在房東家的院子裡看到一株蘋果樹，我雖然品嚐了樹上的蘋果，但仍然沒有認出它是蘋果樹。因為它高聳入雲，猶如中國古寺中的千年銀杏。它的真實年齡是一百零四歲。我相信，如果不出意外，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不到這樣一株蘋果樹。百歲老人在中國比較常見，但百歲的蘋果樹，還真的沒有。中國的蘋果樹的樹齡一般不會超過十年，十年之內必定砍掉，栽上新的品種的蘋果樹。而中國現實變化之快，在我看來很可能已經超過了蘋果樹品種的更新速度。但是，這些變化，是從今天才開始的嗎？現實是一夜之間變成這個樣子的嗎？
任何一個從二十世紀走出來的中國人，只要他是一個有歷史感的人，他都擁有三種不同的經驗：一種是社會主義的經驗，一種是市場化的經驗，還有一種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深深捲入全球化之後所獲得的全球化的經驗。這三種經驗分別對應於三種不同的時代，而一個時代既可以看成是對另一個時代的發展，又可以看成是對另一個時代的報應。對於一個有歷史感的文學寫作者來說，這三種經驗其實是疊加在一起的。它們相互疊加、相互滲透、進而如地殼中的岩漿一般翻騰激盪。但是，當我們真正試圖用小說的方式來描述這種複雜經驗的時候，我們又覺得困難重重。因為兩千多年的中國文學史，從詩詞曲賦，到明清小說，到魯迅，到西方人喜歡的沈從文，他們的作品都從來沒有涉及這方面的經驗；西方現代主義運動以來，從福樓拜到薩特，從普魯斯特到羅勃—格裡耶，都曾在某一個階段影響到中國作家的創作，但所有這些作家，他們的作品也從來沒有涉及這方面的經驗。這使得現階段的中國作家的寫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成為一種獨自的探索。前段時間，在馬德里，在跟西班牙作家對話的時候，我說，中國作家面對如此複雜的經驗，其寫作時候的身影令人想起挑戰風車的那個堂·吉訶德。但是，對於中國作家在處理這種複雜經驗時所取得的成就，西方的作家、記者和出版機構又能理解多少呢？
我不止一次聽到批評家們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長篇小說數量的激增，是受到了市場化的影響。但批評家們，包括一些文學史家，卻無法解釋這樣一種現象：雖然現代生活的節奏越來越快，人們本來應該去讀短篇小說的，但是讀者卻奇怪地選擇購買更加耗費時間的長篇小說。對長篇小說市場的這種空前繁榮——有些人稱為畸形繁榮，人們自然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解釋。但在我看來，有一個原因很可能是決定性的，也可以說更為內在的原因，即：長篇小說與別的文學樣式相比，有可能容納更多更複雜的經驗；讀者也希望自己的複雜經驗，能夠在長篇小說中得到驗證。於是，我們看到，當代重要的作家，幾乎都投身於長篇小說的創作，而且我們的小說越寫越長，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山東作家張煒先生的長篇小說竟然長達四百五十萬字，我懷疑這是人類歷史上至今為止最長的長篇小說了。另外一個例子是剛剛去世的作家史鐵生先生，歷史或許將證明，史鐵生先生在文學史上地位足以與魯迅先生比肩。但我這裡要說的不是他的文學地位問題，而是這樣一個行動不便、日常生活的半徑相對而言比較狹窄的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也致力於長篇小說的創作，而且篇幅浩繁。中國作家的這種創作實踐，往往不能為外國的批評家所理解。我本人就不止一次親耳聽到外國批評家，批評中國作家的長篇小說越寫越長。他們認為，這是中國作家懶惰的標誌，說明了中國作家對讀者的不負責任。事實上，只有充分理解中國經驗的複雜性，才能夠理解中國作家為什麼會做出如此艱苦卓絕的努力，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
讓我再次回到我前面提到的在瑞士參加的那個文學節，提到那株蘋果樹。我記得在那個文學節的節目單上，印著公元八世紀的中國詩人杜甫的詩句：「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這句古詩可以勉強譯為：我們所身處的世界如此艱難，誰又願意敞開胸懷說出自己的真情實感。在隨後的討論中，我認為與會的中國作家確實響應了杜甫的感召，在瑞士這樣一個中立的國家，非常坦誠地說出了自己對文學，對中國現實的看法。但在私下的交談中，我仍然非常明顯地感受到，與會的翻譯家、批評家和記者，大都傾向於認為，中國作家並沒有說出自己真正想說的話。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中國作家其實深深地將自己的心肝掩藏了起來。這個事實很可能說明，中國作家對當下生活的真實感受，並不符合西方作家對於中國的想像。在溫暖的友情和溫柔的笑容背後，我們對於中國現實的理解其實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去年春天，我們終於有機會能夠再次溝通，能夠讓對方看到自己的「心肝」。這是因為，瑞士文學節的一個主辦者來到了中國，這一次我才知道她不僅是個詩人，是歐洲某文學基金會的負責人，而且是個攝影家，而且還是瑞士某地方議會的議員。我們之間又進行了非常坦誠的交流。比如，我知道她一個人在議會中佔據了兩個席位，因為她所在的黨派只有她一個人，而這個黨派在議會中有兩個席位。她本人既是組織，又是個人，既是領袖，又是群眾。我曾問她，何不把自己的丈夫和女兒發展成自己的黨員？她說，她的丈夫和女兒壓根兒就不知道她的黨叫什麼名字。當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女兒屬於什麼黨派。所有這些情況，都讓我大開眼界。有一天下午，我和北大德語系主任黃燎宇先生陪著她去了北京的郊外，在郊外看到了一片蘋果樹林。就像我當初的房東為我認不出那株樹是蘋果樹而吃驚一樣，這位瑞士朋友也認不出眼前正在盛開的蘋果樹是什麼樹。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們終於有機會詳細討論中國的蘋果樹與瑞士的蘋果樹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差異。我們在許多方面都達成了共識。當然，我必須提到的是，我們之所以有機會進行詳細的討論，是因為冰島的火山爆發所形成的火山灰，阻隔了她的行程。於是，接下來，我們又共同討論起了歐洲的火山灰。我們意識到，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雖然火山灰遠在歐洲，雖然它只是灰塵而已，但是它的影響卻波及到了遙遠的中國，並使我與這位瑞士朋友能夠結下深厚的友誼。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