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朋友聚會的時候，一個小說家突然當眾宣佈：小說已經死了。我聽了一愣，因為我知道他剛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在場的很多人都讓他說出理由，他瞪著眼說，還用說嗎，現在還有誰在看小說？人們都在看電視，跳舞，炒股。那時候，還沒有人上網，所以他沒有提到網絡。眾人不以為意，開始討論他的長篇小說，他聽得很認真，表示下一部一定好好寫。
沒想到，真的沒想到，後來宣稱小說死了的人越來越多。因為說這話的人大都是些名角，所以，媒體也往往跟著炒作一陣。炒一陣也就說過去，直到又有一個名角站出來，宣佈小說死了，新一輪炒作才會開始。
我感到納悶，為什麼那麼多人站出來宣佈小說死了？而且還要反反覆覆宣佈。死就死了，宣佈一次就行了嘛。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三次總可以了吧？要知道，在那個著名的「狼來了」的故事裡，數到第三次的時候，狼就來了，就把人給吃了。由此看來，小說還沒有死。
想想也是，小說怎麼會死呢？
雖然人們對小說的理解千差萬別，但小說是用虛構的方式，用文學語言來表現人類的生活，這一點大概是沒有疑義的。虛構就意味著假定，對小說家來說，他是要用假定的方式，來表現他對生活的認知和情感，是要把一個大活人，放到一個假定的情景當中，讓他在一定的時間內，一定的空間內，呈現出所有人都可能有的喜怒哀樂。這是小說家的權利，當今的小說家似乎並沒有放棄這種權利的打算，對小說家來說這幾乎是一種本能的權利。
而對讀者來說呢？讀者之所以讀小說，是因為他想知道別人是怎麼活著，如果處在那種假定的情景當中，自己又當如何活著。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而在提心吊膽之餘，幸災樂禍之餘，自己如何起高樓，起了高樓又如何呢？也就是說，此時的讀者也生活在了假定的情景當中，生活在了小說當中。巴赫金說，「我根據他人的視界給自己以形象」。哪個人有那麼大的本事，竟能剝奪讀者這種假定的權利，這種「給自己以形象」的權利？
有人本能地要寫，有人本能地要讀，你怎麼能夠說小說死了呢？小說當然不會死。只要我們對這個世界還有疑問，只要人類還有記憶，只要人類還沒有變成動物還需要通過語言來交流，小說就不會死，那些發問、描述和解釋，那些命名、獨白和冥想，就依然存在。
說到死，其實人類是唯一知道自己會死的動物。別的動物，比如貓，比如狗，它可能知道自己會死，但它並不知道，所有的貓，所有的狗，都會死去。這說明，人在經驗領域是一種可以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動物。而這，正是小說可以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礎。但問題也就出在這裡，很多人往往因此而把自己的經驗放大；將自己的感受說成所有人的感受。我曾經遇見過一個人，此人原來也寫小說，後來不寫了，到大學當老師教別人寫小說去了，就是這個人曾多次宣佈小說死了。這個人有痔瘡，他因此認為所有人都有痔瘡。我曾勸他到醫院看一看，看了之後，他知道自己的痔瘡是內痔，於是他就認為，所有人的痔瘡都是內痔。我告訴他，有內痔，也有外痔，不然就沒必要區分內外了。他說，外痔？那肯定是內痔的初級階段，早晚會轉成內痔的。唉！
事實上，與其討論小說是不是死了，不如討論如何根據世事變化而對小說敘事做出必要的調整。比如，小說如何有效地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間重新建立起聯繫，如何有效地對當下現實作出必要的應對；既然別的藝術門類都曾從小說中吸取過營養，小說又該如何從別的門類中吸取智慧，等等。這些討論才有意思。當然，我不得不承認，小說也有死亡的那一天，肯定有。不過，那時候，已經沒人來得及宣佈小說死了，因為那時候已經沒有人類了。
應何銳先生之邀，我匆匆寫下的這幾段話，其實也都是廢話，不該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