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一直為是否要對療養院下最後通牒猶豫不決，而西爾維婭、亞歷杭德羅和其他輪班的護工們依然開開心心地陪著父親度過了一個又一個下午和晚上。在此期間，我也經常驅車前往療養院，陪他共度傍晚時光。
6月末的天氣已經很像夏天，7月的第一周甚至算得上炎熱。我住的那個小鎮上，十幾歲的男孩和年紀稍微大點兒的男人都帶上漁具，到橫穿鎮中心的一條河流邊釣魚。樹冠華蓋輕籠水面之際，他們常常在那裡待到日落西山。
一天晚上，跟父親同坐在陽台上時，我告訴他那天下午我看見一群男孩在我家附近的一塊凸巖下釣魚。這讓我想起小時候他經常帶我在緬因州一個湖泊中釣魚的情景。那時候，我估計才8歲或10歲。我抬起手臂，模仿拋竿，做了個大幅度的擺臂動作；他也如曾經教過我的那樣，跟著擺動了一下手臂。
我發現，他這麼做或許並沒有受到任何回憶的影響，也許只是自動模仿我的動作而已。但他的眼睛亮了，即便沒有說出任何跟往事有關的話，他還是重複了幾次拋竿動作，目光越過陽台的木製圍欄，遙遙地望向遠方，好似看到了插著魚竿的那個地方一般。
對我來說，那些釣魚之旅中發生的每件事都好似偉大的冒險，比如，走上碼頭做準備工作、進入幽暗的松林深處、抵達一平如鏡的水邊，等等。通常，我們都會租一艘船尾有馬達的划艇。在越過開闊的湖面後，我們便會關掉馬達，用船槳把艇划到清晨會有魚兒覓食的某個小灣。我們輪流站上船頭，努力選擇一處盡可能離岸較近的陰暗處拋下釣線。釣線經常卡在水面下的一塊木片上，或被睡蓮葉給纏住。每當此時，我們就得挪動划艇，盡量把手探到水下，努力解開釣線。要是解不開，便只能把線割斷，另外上餌，重頭再來一次。
父親有各種尾巴上綴著亮麗彩色羽毛的魚餌，一堆用腸線製成的細絲。我想，那些細絲一定是用來將魚餌拴到釣線上的。此外，他還有一把彎彎的大漁人刀和數罐帶窄噴口的油狀物質。每樣東西都分門別類地放在釣具箱的小格子裡。那個釣具箱和那兩根帶卷軸、側面看來如大理石般漂亮的魚竿至今仍存放在我的車庫裡。大約一個月前，我再次打開那個釣具箱時，回憶頓時如潮水般隨著那股混著其他味道的油味蜂擁而來。
我想過，某天一定要把它帶到療養院，說不定，那些銀匙狀的東西、夏威夷孑孓和其他令人著迷的誘餌，也會讓父親如我一樣，生出幾分興奮之感。我不知道自己為何始終沒有把它帶去那裡，或許，我是害怕它已經對他失去意義了吧。打開箱子後，他可能好奇地往裡張望，卻很可能一臉的困惑與迷茫。我想，我或許已經下定決心，它已經成為車庫裡的一份回憶，應該永遠待在那裡。
那個月和接下來的一個月裡，我又回到公寓，繼續跟母親聊這個話題。我想確定她沒有改變主意，但每次問她此事，她都會打斷我。
“別再老提這件事了。”她說，“不是已經告訴過你，我下定決心了嗎！”
一天晚上，她睡著後，我走到客廳，在父親辦公桌前待了一會兒，翻看他把大部分資料打包寄到我家後仍留在抽屜裡的一些文件。在一個他並未貼標籤的文件夾裡，我無意中發現了一份尤金·奧尼爾臨終遺囑[1]的副本。遺囑上的日期是1948年。雖然我不知道具體原因，但這顯然是卡洛塔交給父親，讓他存入自己資料保險箱的。（這位劇作家去世前，遺囑還會被修改兩次。）我還找到幾封卡洛塔寄給父親的信，並吃驚地發現了一封奧尼爾為其狗狗寫的遺囑。
我把文件夾和其他幾樣東西都帶回了家，以便細細察看。劇作家為這條名為斯維爾達納·恩布勒姆（奧尼爾叫它“貝勒姆”）的大麥町犬寫的遺囑[2]甜蜜、溫馨又俏皮。人們幾乎很難相信，它竟出自一個如此痛苦憂慮、暴躁不安，大多數作品都異常嚴肅的劇作家之手。
“我，斯維爾達納·恩布勒姆……”貝勒姆的遺囑這樣寫道，“多年的生活重擔和不堪病弱的身體讓我意識到，我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因此，我借由主人之手，寫下我的臨終遺囑……如今，我已經又瞎又聾又跛，甚至連嗅覺也喪失了。即便一隻兔子從我鼻子底下躥過，我或許都察覺不到……我想，生活已經在嘲笑我的苟延殘喘……是時候跟這世界說再見了……
“狗不像人那麼害怕死亡。對我們來說，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死了之後可能發生什麼事，誰知道？”
接下來，貝勒姆建議主人應該另外養條狗，最好也是條大麥町犬。
“我於1929年在巴黎愛馬仕訂製的項圈、皮帶、外套和雨衣都留給主人。那些東西他穿起來，肯定不如我出彩。以前，無論是在旺多姆廣場溜躂，還是後來沿著派克大道散步，所有人都一臉艷羨地盯著我瞧；但是……我肯定，他一定會盡力表現得不像條笨拙的鄉下狗。”
在它“最後一部分告別詞”中，貝勒姆向主人保證，他和女主人任何時候去它墳前探望，“無論我睡得多沉，都能聽見你們的聲音。死亡的力量，也無法阻止我的靈魂向你們歡快地搖尾巴”。
裝貝勒姆遺囑的那個信封裡，有一張它跟奧尼爾的合影：一人一狗正在一片傾斜的草坪上休息；奧尼爾倚在一邊手肘上，貝勒姆則用兩條前腿支撐著身體。照片拍攝於1931年，當時，奧尼爾住在紐約長島。
“在紐約的那年秋天，哀悼降臨。”卡洛塔把這張照片給父親時，行雲流水地在背後寫下了這句話。
卡洛塔做過很多友善的舉動，比如，她會時不時給我母親送花，通常還會附上熱情洋溢的關愛之情。即便面對她的這些舉動，父親的註釋也清楚地表明，因為她在麥克萊恩精神病院遭到的不公平對待，他始終對她抱有一種複雜的同情心理，並痛苦地認識到，無論她多麼“殘忍而充滿復仇心理”地對待他人，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厭惡他們，她也應該得到原諒。
“她依然痛恨戲劇協會的勞倫斯·蘭納。因為他叫梅裡爾‘證實’她精神失常，所以她還叫他‘婊子養的’……”
父親注意到，卡洛塔也會貶低奧尼爾。生氣的時候，她不止一次當著我父親的面，蔑視他在床上的表現。父親認為，考慮到奧尼爾虛弱的身體，這種侮辱簡直毫無根據、荒謬至極。奧尼爾也會反唇相譏，不斷地侮辱她，比如，他想讓她替自己做某件事時，就會大喊：“我的婊子在哪兒？”或者，有時候也會換成：“那該死的婊子呢？”[3]
“你這個噁心的渾蛋，”有一次，她這樣應道，“要不是我這個婊子，你如今會在哪兒？臭水溝裡！或者瘋人院！你那些劇院裡的朋友忙著兜售你的劇本時，多半會把你塞到那裡去！”
即便有如此不愉快的爭吵，我父親也再次注意到，雖然處理奧尼爾各項事務時，卡洛塔偶爾手段暴虐，但奧尼爾依然非常依賴她超強的能力。而且，除了他最急躁或最憤慨之時，每每說起卡洛塔，他都充滿感激。他感謝她在他全力工作時，充分有效地行使她的權利。她要是不動用那些權利，他需要一心一意“釋放腦中作品”（用我父親的話來說）時或許就會受到干擾。不過，起初他覺得那些作品依舊殘留在他體內。
提到卡洛塔給他提供的保護，奧尼爾說創作新劇初期漸漸沉浸其中時，他總有一種絕望之感。他說，他往往都有這樣的經歷：“要困住內心那種急欲掙脫而出的創作靈感，會給他帶來一種蝕心噬骨的罪惡感，唯一能讓我平靜下來的辦法就是寫劇本。”
與此同時，他寫作時需要實現的那種孤立程度雖然得仰賴卡洛塔的幫助，但他也說，即便沒在寫作劇本（事實上，他已經好些年寫不出任何劇本了），她決心切斷一切外在干擾（包括他或許會喜歡的那些干擾）的做法也依然不減分毫。比如，他說，其他女人若稍微對他表現出些許興趣，都會被卡洛塔執拗（用我父親的話來說，她的反抗甚至可以用“兇猛”來形容）地擋開。
由此回憶往事時，奧尼爾曾向父親提起一位名叫帕特裡夏·尼爾的女演員。當時，年僅20歲的帕特裡夏參加了他一部戲劇的試鏡。[4]儘管她最終沒能得到那個角色，兩人卻很快建立起一段愉快的友誼。奧尼爾承認，他覺得她“很有吸引力”“非常漂亮”，還說他從她身上感受到了“崇拜”和“愛慕”。
劇作家和尼爾小姐的友誼日漸升溫時，他的震顫反應已經相當厲害，基本不可能與一個21歲的姑娘在肉體上發展出什麼情人關係。因此，據奧尼爾所說，兩人之間完全是清白的。他說，他曾跟她喝過一次“冰激凌蘇打水”，並輕鬆隨意地聊過幾次天。不過，他也說自己向卡洛塔隱瞞了兩人之間的會面。卡洛塔聽說了他們的事後，大為震怒。
“見鬼！跟我斤斤計較那事，根本不值得。（他指的是“追究此事”）我需要卡洛塔……她是我的庇護者——有時，我也算是她的俘虜。”
即便兩人搬到波士頓，奧尼爾開始接受我父親的治療後，卡洛塔仍對他與帕特裡夏·尼爾的友誼耿耿於懷。1952年，奧尼爾曾向父親透露，一位打算再次將其《榆樹下的慾望》搬上舞台的製片人將與帕特裡夏簽約，請她出演女主角。然而，卡洛塔迅速干預，命令製片人終止談判。
隨後，尼爾小姐的事業遭受接連打擊，令她備受腦損傷的折磨。然而，一番英勇抗爭下，她還是取得了最終的勝利。[5]重返舞台後，她參與了多場演出，大獲好評。卡洛塔反對帕特裡夏獲得那個奧尼爾認為很適合她的角色，這件事父親一直都記得。至少直到1968年，他看見《紐約時報》上一則提到帕特裡夏的消息時，對曾經刺痛他的那段回憶顯然記憶猶新。
“勇敢的女人……我告訴過你，奧尼爾非常喜歡她嗎？”
父親發現，卡洛塔對奧尼爾做決策時的壓制，甚至會無辜地牽連到他。比如，有一次，奧尼爾曾跟父親說他喜歡在收音機上聽球賽。父親立刻心領神會，問奧尼爾是否願意跟他去芬威球場（該球場離奧尼爾居住的旅館僅幾個街區遠）看場球。
父親的記錄說，奧尼爾的反應“就像個孩子”，完全是種“小男孩的興奮模樣”以及“卡洛塔卻堅決反對……”。父親不由問自己，她反對的理由是什麼。難道她認為兩人會一去不復返、“越獄潛逃”，然後決定再也不回來？即便她完全信任我父親在這種無足輕重之事上的判斷力，自己的丈夫和他的醫生去球場待一下午，卻似乎對她構成了威脅。[6]
在一張措辭更加嚴厲的便條上，她堅決抵制奧尼爾有任何想要聯繫女兒烏納的傾向。因為反對女兒過於活躍的社交生活，奧尼爾在她17歲那年便與之疏遠了。他認為，報紙大肆宣揚他女兒生活的做法，嚴重傷害了他的名譽。一年後，當她愛上比自己年長很多的演員查理·卓別林，並很快便嫁給了他時，奧尼爾更是表達了比以往更加強烈的反對之意。
從那以後，奧尼爾開始反思他對女兒的嚴厲，卡洛塔對烏納的敵意卻絲毫未減。1953年，《波士頓環球報》刊登了一張烏納和她孩子們的照片，父親寫道：“我只能偷偷摸摸地把這張照片拿給奧尼爾看。卡洛塔也發現那張照片後，立刻將報紙揉成一團，並從此取消了訂閱。”
“奧尼爾”去世幾年後，烏納從瑞士的家中給我父親寫過信。在另一個裝有兩人通信的文件夾裡，有張備忘錄這樣寫道：“後來，她曾坦言自己非常傷心……”自己父親死後十幾年一直被排斥在外的烏納，此刻卻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渴望：她想知道更多關於他的消息，瞭解我父親照料他的這些年裡，他的所思所想以及他的悔恨或回憶。她問我父親，是否同意與她在瑞士見面。
起初，父親不確定這麼做是否明智。一方面，劇作家和他女兒關係破裂已久，所以他擔心情況對烏納來說並不會好到哪兒去。長談或許無法安撫她的渴望，反而只會揭開舊日傷疤，讓她傷得更深。另一方面，奧尼爾又在一些聲明中提到自己的女兒。父親相信，在瞞著卡洛塔的情況下，那些聲明傳達了一種烏納或許沒有意識到的溫柔。比如，奧尼爾在一次回憶中，充滿愛意地聊起了小時候的烏納。此外，他也不無悔恨地想起面對烏納少年時做出的種種獨立選擇，自己的反應是那樣糟糕。
“她——那會兒還很小——給我帶來了力量，就像個天使一樣圍繞在我身邊。見鬼！我竟有些怕她，但我依然很愛這小東西。該死，我真是太自私了，”他說，“顯然，我傷害了她……她和朋友們在飯店縱情歡樂時，我卻寫信去罵她。我他媽有什麼權利這麼做？我拋棄了他們（指烏納和他的哥哥沙恩）和他們的母親（指奧尼爾的前妻——一位名叫阿格尼絲·博爾頓的作家。奧尼爾邂逅卡洛塔時，他們已經結婚）。”
說完自己拋棄妻子的事後，奧尼爾問我父親：“你知道內疚的滋味嗎？”接著，沒等父親回答，他又說道，“它還有別的形式嗎？”
提到卓別林時，奧尼爾對父親說：“她嫁給他，我只能怪自己。我把這視作一種自我懲罰。”接下來，他又立刻補了一句，“但他一定會比我做得好。”這句話後，父親用括號添了句說明：“奧尼爾在此處使用了將來時態。”這種用法讓人覺得，即將嫁作人婦的女兒，在他眼裡依然是個少女。
“哈里，”他說，“好好照顧她，她比我更應該得到幸福。”父親再次在括號裡寫道：“這話真是讓我迷惑不解。”不過，因為他並未反駁這個要求，所以父親相信，自己的確做出了某種承諾。
這個文件夾裡只有一張瑞士“美岸酒店”的信紙，由此可見，父親終究還是接受了烏納的邀請，和母親前往瑞士，與烏納夫婦在其位於科爾西耶·沃韋小鎮的家中會面。科爾西耶·沃韋離洛桑大約12英里。“我覺得自己必須遵守諾言……於是，我去了。烏納一直在輕輕嗚咽。”父親這樣寫道。雖然他們隨後還聊過幾次，但父親明顯在第一次會面後就於當天夜裡做了記錄。
父親多年前寫下的這些資料，再次讓我想起他對奧尼爾的感受。通常來說，人們往往認為奧尼爾是個冷漠疏離、只忠於自身創作的人，但父親仍覺得他非常忠誠。奧尼爾（聊天中，父親經常叫他“吉恩”）對父親與日俱增的依賴，為父親帶來了他職業生涯中最耗費精力，也最辛苦的一段醫患關係。但在那兩年半時間裡[7]，照顧這位他無比尊敬的作家，父親得到的滿足感是其他任何時候都無法比擬的。
奧尼爾相信，自己並非僅僅是個與本國其他五六位大劇作家齊名的傑出作家。我想，大多數劇院史學家應該也是這麼認為的。正如大多數評論家所見，他在戲劇上取得的偉大成就，以及他那能引人憤怒哀慟的能力，足以讓他與奧古斯特·斯特林堡、亨利克·易卜生和偉大的法國古典主義作家高乃爾·拉辛比肩。我父親也曾大膽地這樣評價道：“至少，他已經接近古希臘悲劇作家……”
現在，突然有機會瞭解這個男人全部的情感世界，並在其首肯下，想盡辦法平復他長久以來的混亂心緒，對我父親來說，無疑是他臨床治療的一段巔峰經歷。正因為如此，我才覺得自己有義務將父親托付給我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講述出來，甚至包括某些不太重要的辛辣諷刺、細枝末節的文壇逸事，或插科打諢的瑣碎趣事。
有次檢查時，奧尼爾玩性大發，脫下浴袍，非讓父親穿上不可。父親說，那件浴袍非常貴，估計是卡洛塔在巴黎或紐約的某家精品名店給他買的。“這衣服襯得你格外高雅。”奧尼爾點評道。父親說，他知道自己的樣子很滑稽，因為奧尼爾比他高，“對我來說，那件浴袍實在太大了。”他說，奧尼爾“見我穿著那件幾乎拖地的浴袍，還努力擺出一副嚴肅認真的樣子，簡直笑得前仰後合”。
這會兒，夏天幾乎已經過去。曾經給父親帶來無數愛與歡樂的“小淘氣”開始在迅速增長的惡性腫瘤下備受折磨。最近幾個月，它身上癌症的發展速度都一直低於醫生的預期；然而，上天對“小淘氣”的恩惠終究還是走到了盡頭。8月的最後一周，它徹底閉上了右眼，也沒有力氣上樓到我身邊睡覺。此外，它也開始失去胃口，除非我用手餵食，否則就不吃東西。我知道它大限將近，要是再努力將它留在這個世上，就是不對的了。
一天晚上，我把它放進車裡，帶它去見父親最後一面。它太虛弱，既無法爬上他的膝蓋，也沒法再跟父親玩他一直都很喜歡的拋接遊戲。它只能蜷在父親面前的地毯上，在他彎腰撫摸它的耳朵時舔舔他的手指，抬頭望著他。此時此刻，它能做的也只有這些了。
一年前，母親居住的那幢大樓業主更改了那裡的寵物條約。因此，母親只在8個月前的冬天見過“小淘氣”一次。當時，我成功說服看門的那位女士為我破例一次，把“小淘氣”放上樓，給母親一個生日的驚喜。
當時，“小淘氣”還沒有那般萎靡不振。它像往常一樣躥進母親房間，跳上她的床，舔了她滿頭滿臉的口水。“小淘氣”簡直是坐在了母親身上，她卻並不在意。接著，“小淘氣”又衝進客廳，在一張椅子上找到母親給它的玩具小熊，一口把它拽下來，拖到房間另一頭，毫不憐惜地搖來晃去。
一周後，母親說她夢見了“小淘氣”。“我們帶它去四季餐廳（父親生病前，他倆有時會去那吃晚飯）。一群小女孩在門廳玩耍，女孩們往它脖子上套了根長長的粉色緞帶，然後圍著它一邊轉圈，一邊唱《山谷裡的農夫》。然後，它也跟著她們跳起舞來！
“它擺動著四條小腿，跳得可好了，讓每個人都驚訝不已。”母親說，門廳的裡一個男人“是搞電影的”，他立刻撥通了一位電影經紀人的電話，稱，“他們決定拍一部‘小淘氣’在這兒跳舞的片子！”
另一天夜裡，母親又做了個關於“小淘氣”的夢。她夢見我上大學前認識的一個男孩（她向來不喜歡他）試圖殺掉“小淘氣”。夢中，我父親說：“我不相信他，看來我是對的，我一直都知道他人格扭曲。”不過，母親也說，她在夢中問自己：“這事是真的嗎？我醒了嗎？還是仍在做夢？”
接下來的幾個月，她一直向我打聽“小淘氣”的情況。她知道大樓更改規則後，我曾成功地將它帶進來，所以我不再帶它來的事讓她越來越狐疑。隨著夏季一天天過去，腫瘤也越長越大。我只得盡力用模稜兩可的理由敷衍母親。然而，她頗具鑽研精神的本能實在太過敏銳，我根本無法騙她太久。在她的連番審問下，最終，我只得告訴了她實情。
“我就知道。”因為知道我一直在騙她，她的口氣並不友善。
8月28日，她說她又做了個夢：“你睡在樓上。那有段狹窄的樓梯可以通到樓下。有時，‘小淘氣’會從床上爬起來，跑到樓下的客廳。一天夜裡，你醒來之後發現它不見了，於是也走下樓，在沙發上找到了它。你坐在它身邊，將它摟進懷裡。它抬頭看著你，眼裡卻滿是悲傷。那時，它已經一動也不能動了……”
母親做那個夢時，“小淘氣”已經虛弱得連屋外的花園都去不了了。我把報紙放在廚房門口，它又恢復了小時候的習慣（還是小狗崽時，我便那樣訓練過它）。但那一天終究還是到了。即便我拿著它最愛的食物引誘它，它也不肯再吃東西。我給打小就照顧它的那位獸醫打電話，他真是非常好心，決定開車到我家，幫助“小淘氣”長眠。
把它葬在過去經常玩耍的花園後，我驅車前往波士頓母親的家中。剛提到“小淘氣”的名字，一句話還沒說話，母親便抬起她那只患了關節炎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朱莉婭陪我們坐在臥室。後來，她注意到我母親並未像以往那樣脆弱而迷離地陷入她時常依賴的幻境中，反而異常堅定地直面痛苦的現實。
“這是我們要接受的懲罰。”母親說。
“考澤爾太太，這怎麼是懲罰呢？”朱莉婭問。
“愛的懲罰。”母親輕聲回應道。
隨後，朱莉婭去了廚房。茶點準備好後，我們攙扶著母親來到餐廳。
朱莉婭熟練地將母親安頓在椅子上。喝完茶後，母親問我是否能去臥室寫字檯裡找張“小淘氣”小時候的照片來。把照片遞到她手中後，她說她想單獨在餐廳待一會兒。
“你現在可以走了。”她命令道。
朱莉婭和我一起來到走廊。我想，她知道我想待在這，再多陪陪她。那突如其來的空虛感正在家中等著我，我一定會覺得非常難熬。
到了9月中旬，父親的事我已經耽誤了整整一個夏天。最終讓我下定決心的，既不是母親堅定的決心，也不是那些給我意見之人的支持。迫使我不得不採取行動的是父親信託律師提供的一條意想不到的信息。
他替我父母投資了幾筆資金。前幾年，我問過他幾次，那些錢是否還夠支付療養院高昂的開支（保險公司或老人醫療保險系統都無法報銷這部分費用）、父親需要的額外護工、母親需要的護工，以及母親的房租和住在公寓裡的一切其他開銷。他總是例行公事地說上一句“你父母的經濟情況良好”之類的話，表示沒什麼好擔心的。三年前，在他的努力下，他們的資產已經接近200萬美元。
現在，情況卻突然變了。而且，只有當我問起，他才告訴我因為當年和前兩年市場低迷，他們的總資產已經縮水了1/4。而且，照他們目前的消費速度，剩下的錢只夠支撐18個月左右。
一次會面中，我們粗略地做了一番計算。最後，他總結道：除養老院的開支和一些額外的支出，我或許需要承擔上門護工的費用。這樣的話，我父母的資產估計還能支撐3年多。屆時，他們（或其中的一人）若依然在世，就將一貧如洗。
第二天，我坐到西爾維婭面前，問她是否有可能抽身於目前效力的機構，避開那份必須履行的職責，以省下該機構對外收取的那一大部分服務費。她告訴我，她覺得這應該不成問題。（該機構總監瞭解相關情況後，同意了她為我們服務的請求。）西爾維婭還說，她想再跟朱莉婭談談。如此一來，她們就能估算出到底還需要多少人，尤其是她或朱莉婭都離開的時候。
過去，我經常就西爾維婭“接管一切”的強烈願望開玩笑；如今，我卻發現自己非常感激她的這些品質。她做起事來總是乾脆果決、雷厲風行，讓我得以自由地著手很多其他需要盡快處理的細節。
告訴露辛達我已經下定決心時，她答應在盡其他義務的時候，至少定期監督我父親的身體狀況。儘管已經做好免費幫忙的準備，我還是說服她接受我微薄的酬勞，因為她不僅要供養家庭，還得支付執業護士的學費。
然而，我最依賴的兩個人必定還是西爾維婭和朱莉婭。要是沒有她們，我根本無法將父親帶回家。雖然根據制定的日程表，兩人有足夠長的共同工作時間，可以協助對方解決一些無法獨自完成的任務，但每天還是有很長一段時間她們得完全靠自己。
兩位女士異乎尋常的道德感賦予了她們極強的責任心。儘管我一直渴望對病人的這種密切關注，事實上，那些不久就會成為父親主治醫生的波士頓老年病學專家卻並非總是指望得上。因此在父親最後的幾年裡，完全可靠並能迅速為他提供健康服務的人，就只有西爾維婭和朱莉婭。
為老年人提供家庭看護和家庭陪伴的人往往不受尊重，獲得的薪酬也勢必遠遠低於醫生和其他在醫療產業中從事更高層面工作的人。但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才是唯一真正瞭解病人，並盡最大努力為此奔走呼號的人。比起“臨床醫生”這個稱呼，我父親更喜歡“醫生”這個詞，因為後者顯得更直接，永遠不會讓他與自己需要照顧的病人之間顯得太過疏離。因此，從這方面來說，永遠忠誠、時刻警醒的朱莉婭和西爾維婭就成了父親實際意義上的臨床醫生。她們在以下兩個方面的表現，更是證明了這一點：首先，她們會十分專業地向露辛達提出各種疑問；其次，通過密切觀察父親的情況，她們會在需要的時候派訪視護士到公寓替他檢查身體。
然而，這一切仍是後話。說服自己一切都盡在西爾維婭和朱莉婭掌握之中後，我正式通知療養院，父親將於10月10日離開。
“我們要回家了嗎？”陪他在療養院度過最後一晚後，父親像往常很多次那樣，帶著些許可稱為焦急，也可以說是渴望的神色，問出了這句話。
“沒錯，爸爸，”我應道，“這次，我們真的要回家了。”
[1] 我在父親辦公桌裡找到的這份遺囑副本寫於1948年6月。根據父親寫給羅伯特·梅澤夫（卡洛塔聘請的一位波士頓律師）的信來看，後來這份1948年寫下的遺囑被1951年3月5日寫下的另一份新遺囑取代。新遺囑是奧尼爾趁卡洛塔在麥克萊恩精神病院時，在梅裡爾·穆爾的催促下簽署的。隨後，那份遺囑也被撤銷，由第三份遺囑取而代之。我相信，第三份遺囑是由梅澤夫起草的。
[2] 我第一次讀到的斯維爾達納·恩布勒姆·奧尼爾的遺囑，是一份打印的文件，文件上的落款是這樣寫的：“大道別墅，1940年12月17日。”奧尼爾去世6年後，卡洛塔把這份遺囑的私人印刷副本寄給了父親。她在副本上題寫道：“來自奧尼爾、貝勒姆和卡洛塔。”
[3] 父親引用尤金·奧尼爾的話、奧尼爾與卡洛塔之間的爭吵以及提起女兒時，奧尼爾表達出的悔意——本書在此處及其他地方對上述場景的描述，主要的參考資料均為我父親手寫的筆記和他打印的更為詳細的記錄。那些記錄源自與奧尼爾的交談，以及之後不久，父親自己定期記錄下來的觀察、思考和總結。他與奧尼爾的女兒烏納在其位於瑞士家中那些最初和隨後的談話，也通過他的筆記和兩人的通信保存了下來。
[4] 帕特裡夏參與試鏡的那部戲叫《月照不幸人》（A Moon for the Misbegotten）。1947年，該劇雖在幾個城市巡演，但在劇作家有生之年裡，它卻並未登上百老匯舞台。尼爾小姐在她的自傳《平凡如我》（As I am）（紐約：西蒙與舒斯特出版公司，1988年）中，曾談起與奧尼爾的那些會面和兩人之間的友誼。
[5] 據2010年8月9日《紐約時報》刊發的帕特裡夏·尼爾訃告來看，1964年，這位女演員憑借《原野鐵漢》（Hud）一片獲得奧斯卡獎後，於1965年突發腦溢血。然而，她成功地於1968年重返影壇。
[6] 據父親的筆記稱，後來她還告訴旅館的工作人員：“沒有她的允許，奧尼爾不得離開大樓半步。”
[7] 父親對奧尼爾的治療始於1951年5月中，一直持續到1953年11月27日劇作家逝世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