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秋，父親遭遇了一次突發性的健康危機，那是我第一次被迫面對會失去他的可能。
他先是連續一周多胃部不太舒服，然後又接連幾天排不出大便。如果沒有及時得到正確處理，對於他這種年齡的人來說，此類胃腸病也可能致死。其他常見的致命原因，還有尿路感染、吞嚥和呼吸困難。因此，及時發現這些危險的早期預警信號，就是最重要的事。
但療養院負責照顧病人的那位醫生（他似乎很少直接接觸病人，正如露辛達曾私下向我透露的那樣，他甚至不怎麼在療養院出現）要麼沒有及時發現父親的情況，要麼就是即便有所耳聞，也沒有要求護理人員對此採取任何措施。無論出於上述哪種原因，總之值班人員既沒有調整父親的飲食，也沒有在他情況惡化前進行常規灌腸治療。結果，父親的大腸便漸漸出現了堵塞。
那一周，我在西雅圖和洛杉磯；露辛達和孩子們在亞利桑那州度假；亞歷杭德羅也不在；西爾維婭則因一個親戚的葬禮忙得不可開交。代替他們的那位新護工要麼經驗不足，要麼就是沒意識到自己有權干涉此事。
當醫生終於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卻採取了一項極端危險的處理方式：往父親直腸內強行插入一根軟管，並盡可能地推進到結腸處。
據臨時幫忙的那個人描述，父親“疼得放聲大叫”，但負責插管的那個人卻依然繼續把管子往裡推。應該為之後行為負責的那個人到底是誰，我始終沒有找到。但很顯然，父親的這段痛苦經歷不僅讓他昏迷了過去，插入的管子還有可能對他的結腸內壁造成了復合性損傷。
“他們那次檢查用的工具，”後來，一位醫生向我解釋道，“不僅長達12~16英吋，也要足夠堅韌，才能徑直穿透或避開已經像石頭一樣硬的大便進入結腸，所以會給病人帶來極大的痛苦。這種痛苦是應該被避免的。
“訓練有素的醫生早已不採用這種方法。我們教導學生用手挖出大便，這樣才不會給病人帶來結腸穿孔和血液感染的風險。
“無論如何，”他說，“只要仔細監控病人情況，都不至於走到如此地步。尤其是對你父親這麼大年紀的人來說。坦白地說，他遭遇此事，簡直是不可寬恕的錯誤。”
這一切發生時，我正在從洛杉磯返回的飛機上。飛機剛一降落，我就發現手機上有個西爾維婭打來的緊急電話，讓我盡快聯繫療養院。打通療養院電話後，護士站的一個人告訴我，她相信我父親已經被救護車送往劍橋的奧本山醫院。
抵達醫院後，有人告訴我他已經被送進重症監護室。確認了我的身份後，一名護士將我帶到父親身邊。
我從未見過那般模樣的父親。他雖然睜著眼，臉色卻極其蒼白。我俯身湊到他近旁，在他耳邊說話。他抬頭看著我，似乎想努力回話，卻什麼也說不出來。一名住院醫生將我拉到一邊，讓我做好最壞的準備，我踏上醫院陽台，琢磨著要不要給母親打個電話。我知道，要是父親真的無法生還，她一定會想見見他；但如果沒這個必要，我實在不想嚇壞她。於是，我轉而聯繫露辛達，卻沒有成功。當時，我不知道她已經離開了。除此之外，我不是待在重症監護室，就是在旁邊的候診室。午夜後不久，我被告知他的情況已經穩定下來，不會再有生命危險。
第二天，我決定將他轉到麻省總醫院。不過現在想來，幾乎可以肯定，當時已經完全沒必要轉院。我想，我只是簡單地以為，父親在麻省總醫院待了那麼長時間，對他來說，那裡肯定是最好最安全的康復之地。
不到一周，他的情況就恢復到了醫生口中的“基線”標準。這個用來描述他當前身體和精神狀態的術語，是相對他之前病危狀況而言的。那時，我不得不考慮，是否要讓他繼續留在療養院。
鑒於這明顯是那名醫務主任[1]玩忽職守的結果，這便不是一件容易解決的事。與西爾維婭和亞歷杭德羅討論過之後，我決定最好不再尋找新的療養院，而是將父親送回那個他已經熟悉的地方。我知道，如今已經回來的露辛達，一定會比平時更加仔細地照顧他。我也知道，她給予他的陪伴，在別的機構中是找不到的。因為其他任何機構的員工，都無法像她一樣，既熟知父親的過去，又能基於對父親個性的瞭解為他提供精神上的刺激。
總之，我認為這是個正確的決定。不過，在接下來的數月裡慢慢改變父親的生活環境還是有可能的。
幾周後的一天下午，我打開了幾個封好的大板條箱。這些箱子是大約12年前父親堅持送到我家裡來的。直到此時，我才覺得有必要看看這些箱子裡都裝了些什麼。剛剛目睹他經歷的這場危機，我突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渴望：無論那些包裹裡塵封著什麼樣的記憶，我都想好好地瞭解一番。
我打開的第一個板條箱中，有一批他在醫學院和之後幾年內的備忘錄、筆記本、病歷記錄和報告。在這些東西裡，有一張用便宜畫框裝裱起來的醫學畢業文憑，顯示父親畢業於1934年6月21日。箱子裡還有一張裝裱起來的證書，是他在麻省總醫院的實習證明。該證明宣稱，截至1936年1月31日，他已經忠誠地在麻省總醫院東方醫療所擔任了19個月的醫生。這張證書下是一疊用粗橡皮筋捆在一起的文件夾，裡面裝著父親1936—1938年先後在波士頓精神病醫院（即如今的馬薩諸塞州心理衛生院）和巴爾的摩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菲普斯診所擔任住院實習醫生時寫下的文件和病歷。
雖然我閱讀他手寫的這些文件有點困難，但其中一份文件的題目是“丘腦綜合征一例，治療方法：囊腫切除術”。該文件的第一部分是父親寫下的病歷，詳細描述了那位病人的情況：“一個瘦弱的中年婦女”“因為病人聲稱有突發和自發性疼痛”以及“院方希望找出該病人痛感的真實程度”，她已被醫院收治。
父親寫道，這位病人是“異卵雙胞胎中的第二個孩子”，在“眾多操作和儀器幫助下”，才通過“橫位難產”誕生。出生後，“又經歷了諸多困難，並延誤了很長時間，才建立起正常呼吸……1900年，5歲的她被送往波士頓兒童醫院接受檢查，查出左側身體出現多處攣縮，所以由此接受了數次姑息性手術治療。從7歲起，她便開始出現驚厥性發作，而且這種發作通常都出現在夜間……
“對顱側神經的檢查”結果顯示：“她左側鼻孔嗅覺極差，不是只能聞到一點氣味，就是完全聞不到任何氣味。左眼的視力也非常差……左臉有萎縮和輕癱（即局部麻痺症）症狀……左耳的聽力在持續減弱。舌頭左側的味覺不僅沒有右側靈敏，有時還會完全喪失。左側身體的感覺也明顯異常。即便產生一點感覺，也必定是不愉快的感覺，偶爾還會出現痛感……刺激性強烈和刺激性不強烈的物體作用在她身上，似乎都不會產生任何差別……她感覺不出溫暖物體的熱度，但碰到冰塊，她卻會發出尖叫聲，稱感到自己正被某物‘灼燒’。”
父親總結道，該病人感覺到的疼痛絕非幻覺。兩周後，他負責掃瞄的EEG[2]讓他相信，這個女人的右腦有一處囊腫。他叫來咨詢的那位資深醫生也相信，“幾乎可以肯定，病根來自新生兒產傷……多次討論後，他們決定為她實施手術，並立刻獲得了病人的同意……”
父親寫到，事實證明，那次手術非常成功。（“切除那處囊腫後……病人再未感覺不適，病情也沒再發作過。”）不過他也注意到一些副作用，在談及術後更樂觀的結果時，他還附上了幾條證明：“一個人對手術的狂熱”應該“受制於”上述理由。
這份材料和文件夾裡的其他病歷為何會讓我如此著迷？我想，最簡單的原因，就是我能跟著它們，詳細地一次性回顧父親在我誕生前5個月裡、數百小時內的工作情況。在那幾百個小時裡，他不僅逐漸培養出一名臨床醫生的自信，還養成了謹慎和自我批評的品質。後兩種品質為他贏得了那些他視為導師的老醫生們的尊敬。比如，我發現他劃掉了很多語句。很顯然，他一定覺得他的診查結果不足以支持那些語句。還有一件事也是顯而易見的：他非常喜歡自己的病人——“友好而為人和善……是個非常有趣且十分健談的人……她喜歡與人聊天”。他寫下了很多類似讚揚病人優秀品質的筆記。只要認為某位病人具備此類品質，他就會在個案研究中記錄下來，以備多年以後翻查。
我還看到一組讓我更感興趣的文件，那是父親對他在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30位病人診療後留下的一份長病例總結。之後的第二年，父親仍然待在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並借助一項洛克菲勒基金的資助，有幸得到瑞士裔精神病學家阿道夫·邁耶醫生的指導。父親和他共事期間，邁耶醫生是美國當時精神病學領域的開創性人物之一。（醫學歷史學家們通常認為，讓美國精神病學脫離“故步自封”狀態，真正進入世界醫療學術圈的，就是邁耶醫生。）
在這些總結中，我發現三張圖表。父親把這三張圖表分別貼在三個大紙板上。每個紙板都有三英尺高，寬度則比三英尺還要寬。顯然，他把這三張紙板都貼到了辦公室牆上，以便隨時追蹤這些病人的情況。對每份病歷的描述，他都按順序分成以下8個類別：“症狀”、“體檢結果”、“情況”因素、“條件”因素、“個性”、“遺傳性”、“療法”和“療效與追蹤情況”。不僅圖表上的每一項都寫滿了字，空白處也被他盡可能多地寫上了各種細節。
其中有份看似稍微簡單點的病例，該病例記載了一個18歲女性患者的情況。“草率的婚姻、未婚先孕、難產”，抱怨“喉頭有噎塞感……不得不大口喘氣，手部有麻痺感，似乎隨時都要昏倒”，因此非常恐慌。在“體檢結果”那一欄下，父親這樣寫道：“病人身體虛弱（即體力不足），體重偏輕；脈搏110；反射測試結果呈陽性（++）；血壓125/60；腦電圖測試結果為陰性。”“療法”一欄下寫著：“已向病人解釋體檢結果均為陰性。此外，也與這位女病人坦率地討論了可能出現的致病原因。顯然，唯恐再次懷孕導致了她的焦慮。開避孕隔膜。”而“療效與追蹤情況”一欄下則寫著：“使用避孕隔膜後，不再出現麻痺感、噎塞感和恐懼感。自此以後，也不再出現昏厥現象……如今，她與丈夫相處得非常愉快。”
還有一個病例，記錄的是一位剛剛失業的27歲男子。“病人恐慌症發作，怕死、心悸、雙臂有刺痛感、有強烈的排便感、嚴重漏汗。”失業後，“病人還對性產生了焦慮感和不安全感，雖然與深愛的女子住在佛羅里達州，卻害怕染上淋病。因此，他強烈地希望逃離，‘抽身而退，擺脫這段感情’”。“療法”一欄下這樣寫道：“和這位病人詳細討論導致這些症狀的原因。從病理學的角度進行解釋……”“療效與追蹤情況”一欄下寫道：“大有改善；症狀已經大大減輕。”數月後的第二次追蹤情況為：“佛羅里達州的那段感情進展良好，有望在一年內步入婚姻殿堂……”
還有一個明顯更複雜的病例。一名43歲、“在馬尼拉做生意的”男人覺得“喉頭發緊”“死亡逼近”，並“從1928年起便開始焦慮”。父親邀請邁耶醫生共同替他診治。
“病人向邁耶醫生描述焦慮的症狀：‘那感覺彷彿從高樓墜落，十分恐怖，完全是種無計可施的感覺！你知道，自己完蛋了，只能等待觸地的那一刻！’”接下來，父親又繼續記錄道，“該病人由患有癔病的姨媽帶大……童年時經常看醫生，有多年臆想症病史。同時，病人一直有閹割恐懼症症狀……”在“遺傳性”那一欄下，父親寫道：“叔叔自殺身亡。父親酗酒。母親極不負責、喜愛奢華，最終拋下孩子，與另一個男人私奔了。病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還有個姐姐，人很漂亮，生活卻很奢侈，結過三次婚……”看起來，這位病人痊癒之前，父親的實習似乎就結束了。他筆記的最後一行是另一個醫生的名字。或許，接手照顧這位病人的也是一名實習醫生。
後來，我把這些文件帶給波士頓的一名精神科醫生看。他說，因為我們最近在腦生理學方面取得的一些突破，從極少的幾個方面來說，或許有人會認為這些臨床報告中強調的重點和使用的語言已經過時。他也指出，這些圖表中的條目都極有歷史意義，因為它們忠實地反映了邁耶廣為人知的整體理論和“情景與社會因素在疾病成因”中的體現，以及童年創傷不完全，甚至並不佔主導地位的影響。據他觀察，被“弗洛伊德理論蒙蔽了雙眼”的“頑固又武斷的精神分析學家們”往往會忽視這些與病根同時存在的因素。
他還說，邁耶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或許就是他始終堅持十分詳細的記錄。在他那個時代的美國精神病機構中，這種做法並不常見。這些圖表在我打開的第一個板條箱裡已經被折疊了數次，但父親在準備它們時表現出的勤勉，為他整個職業生涯的病歷寫作樹立起了模範，即事無鉅細地記錄每一個細節。
那個板條箱裡還有很多個人物品和與眾不同的珍寶。比如，有父親曾經在波士頓精神病醫院擔任住院醫生時，他曾經的病人寄來的信件。那位病人康復後寫信來表示感謝。而且，那位病人顯然相信，相比其他更有經驗的上級醫生，一個從醫學院畢業還不到兩年的年輕醫生竟創造出“如此奇跡”，完全值得這般褒獎。的確，早在1931年，身為醫學院學生的父親，就已經於夜間在哈佛大學麥克連附屬醫院兼職。當時，他幫助照看過一位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女病人。那位病人曾寫信問他，如果她與丈夫坐火車到波士頓，他是否有時間替她做一次“複診”！這封信上有一張生銹的回形針夾著的便條。便條措辭溫和，是父親寫的。便條中，父親向她解釋了自己是一名醫學院的學生，還沒有成為正式的醫生。
在這些東西裡，還有一堆看似很不和諧的信件。信件用一根粗線捆得緊緊的，從蓋在每個信封一角上那張橙黃色2美分郵票上的郵戳來看，它們都是父親在麻省總醫院實習期間，母親寫給他的。我數了一下，總共51封信。也就是說，兩人分開期間，除了有一天寄出兩封信以外，其他時候，母親都是每隔一天寄出一封信。我只打開了其中的三封，感覺自己真像個間諜。這些信件都是那種很柔情、很老派的情書。那些信下面有一本俏皮的愛情詩集，書很薄，作者是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這本書到底是父親送給母親的，還是母親送給父親的，我也說不清。
接下來的幾周裡，只要有時間，我都會逐一翻看存在我屋裡的其他幾個箱子。迄今為止，在那些箱子裡找到的所有東西中，勾起我最深記憶的是一個黑色的舊醫療包，父親去醫院或療養院看望病人時總會背上它。一個用了這麼多年的包，的確已經出現多處磨損和撕裂的痕跡（提手上的皮革已經剝落，到處都纏著醫用膠帶），但包仍被那個沉重的金屬扣保護得好好的。父親把它交給我時，用一根金屬絲把鑰匙掛在了上面。
包裡沒什麼稀奇的東西。我找到一個帶紫色可充氣箍帶的舊血壓計。血壓計整齊地疊好，放在一個深藍色的盒子裡。此外，包裡還有：約12根用橡皮筋綁在一起的木喉棒、一盒邦迪創可貼、無菌紗布、幾包酒精紗布、一把帶橡膠頭的金屬反射錘、一把尖端分叉的金屬叉（這把叉子長約6英吋，看起來很像音叉。過去，它經常被用來測試病人的聽力。使用方式是：首先在離病人耳朵較遠處敲擊，然後慢慢靠近，直到病人能聽見敲擊聲為止）。包裡還有一副非常漂亮的弗萊捨聽診器。父親放在病人胸膛上的那個金屬聽診頭背面，刻著製造者的名字——“迪金森”。
我拿起那副聽診器，握在手中，一段塵封已久的記憶突然湧上心頭。那時我還小，不過六七歲。一天夜裡，麥克萊恩精神病院的值班醫生給父親打電話，說他的一個病人突然發狂，嚷嚷著要自殺。心血來潮之下，父親帶著我一起去了醫院。我記得，當時他剛剛到家，正準備吃晚飯。然後，如往常一樣，夜裡如果有電話找他，媽媽都會先摀住話筒問他：“哈里，你在嗎？”父親則幾乎像往常一樣，衝她點點頭，然後起身去接電話。
片刻後，他的晚飯便被忘到腦後。他拉著我“咚咚咚”地下了樓，鑽進車裡，讓我坐在他旁邊。母親站在門口目送我們離去。很快，我們便遠遠地（對當時的我來說，那已經是段非常遙遠的距離）駛入貝爾蒙特，順著車道，朝醫院一路駛去。
我猜，父親有種雖然特別，卻很討人喜歡的方式來刺激病人與他交談。起初，他會以一種非正式的友好口吻開始談話，跟病人開玩笑。即便正陷入悲傷或焦慮情緒中不可自拔，病人們也會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所以，當他拉著他的兒子出現在醫院裡時，或許任何一個病人或護士都不會感到吃驚。
總之，他要麼對病人說“你得先接受檢查”，要麼說些能產生同樣效果的話，比如：“讓我的首席助理來幫你。”然後，他把我抱起來，放到床上，將那副聽診器遞給我，把黑色的聽診器耳塞塞進我的耳朵，告訴我應該把金屬聽診頭貼在病人胸膛的哪個位置。和所有似乎被委以重任的孩子一樣，那一刻，我聽得異常認真，或許還努力露出一副瞭然的神情。與此同時，父親則仔細觀察病人的手、眼和他臉上的表情。然後，他拿過聽診器，開始替那位男病人做全面檢查。我能記得的情景就是這樣了。
我之所以這般仔細地盯著那副聽診器看，還如此小心翼翼地將它握在手裡，是因為我已經想過很多遍——我想，應該有上千遍——甚至在像精神病醫生一樣提出探索性問題前，父親肯定已經遵循曾經受過的醫學訓練，把那對耳塞塞進耳朵，用心聆聽病人的心跳和呼吸。不過，我也想起無數個夜晚，父親都曾因為像那晚一樣頻頻出現的緊急情況不得不離開餐桌。他是非去不可的，因為在病人悶悶不樂的時候還留在家裡，他一定會越來越心神不寧。
當然，接到這種電話時，大多數晚上他都不會心血來潮地決定帶上我。他會扔下我們，逕直出門而去。如果還沒睡熟，我或許能聽見他深夜回家，母親一邊替他熱晚飯，一邊跟他說話的聲音。
我知道，在那個早已逝去的年代裡，無論是哪種醫生，都會為了履行對病人的義務，心甘情願地打斷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許，如今再來追悔那個年代毫無道理，但我依然希望，療養院的那位醫生哪怕還擁有一點點傳統的責任心，該有多好！我希望，父親接下來要依賴的那位老人病科醫生也能如此。我覺得，他們從未全心全意地關愛過父親；或者可以說，他們給予父親的關愛，連父親當年付出的一小半都趕不上。曾經的父親，是多麼慷慨無私地關愛信任他的病人啊！
還有一段更久遠的回憶。對我而言，雖然那段回憶的個人意義要少一些，我卻覺得可以將其作為一扇有趣的窗口，通過它瞭解半個多世紀前波士頓的精神醫學世界。因此，我就把它當作一則旁注，加在我已經見過的那些長故事後吧。
在那幾個板條箱裡，有一個裝了些跟尤金·奧尼爾有關的法律文件。箱子中，我在一個文件夾裡發現了幾份非同尋常的資料。那些資料記錄了父親與他的一位老友兼同事——精神病學家梅裡爾·穆爾[3]——的一段衝突。奧尼爾在成為父親的病人前，一直與穆爾關係密切。
穆爾不僅是最傑出的精神病學家之一，也是一個跟戲劇界聯繫密切的文人。奧尼爾的妻子卡洛塔患病（初步診斷認為，她得的是“癔病”）並被轉入麥克萊恩精神病院後，他被挑中為她檢查。現在我發現，穆爾之所以被留下來，都是因為奧尼爾密友勞倫斯·蘭納的緣故。蘭納既是紐約著名製片人，也是同仁劇院的一名導演。然而，穆爾誤診了，讓卡洛塔遭到了極為不公的對待。
多年以後，父親曾在波士頓哈佛俱樂部向我介紹過穆爾醫生。穆爾醫生雖然是個極其聰明的人，卻也有很多人將其視為一個可愛的怪胎。他寫詩，而且只寫十四行詩。他顯然寫了很多（據他所說，至少有幾千首），還非常樂意背給朋友和病人們聽。有段時間，他總喜歡在兜裡裝些黃豆種子，然後興高采烈地分送給別人。有一次，跟父親握過手後，他說：“哈里，把這些種到你的花園裡吧。”接著，他便往父親掌心放了幾粒黃豆種子，父親則開心地表示感謝。
然而，據父親所說，穆爾的問題在於，儘管他作為精神病學家的專業水準毋庸置疑，卻對卡洛塔的診斷過於敷衍草率，完全忽略了以下事實：卡洛塔看似罹患精神病的症狀，其實她是溴化物服用過量產生的暫時反應。甚至在警覺到她已經溴化物中毒後，他仍拒絕將其作為導致她生病的原因。相反，他堅稱她就是得了精神病，並告訴麥克萊恩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員，他打算正式宣佈她“屬於法律意義上的精神病患者”。隨後，他還建議奧尼爾應該跟妻子永遠分開，而且，他似乎還是在替她做檢查之前就得出了這個結論。
後來，卡洛塔和奧尼爾都因這一錯誤的干預備受折磨。因為一開始，奧尼爾非常不明智地默許了穆爾的建議，並同意簽署由一名紐約的律師出具、有穆爾醫生共同簽名的“陳情書”，堅稱卡洛塔精神失常，無法再打理自己的各項事務。後來，卡洛塔曾反覆提起這份著名的“請願書”，並絕不原諒丈夫的這一“背叛行為”。
此時，穆爾醫生已經打算安排卡洛塔接受永久院禁（即“非自願的入院治療”）。無論如何，這一在醫學上並不合理的結果，都讓麥克萊恩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員們大為震驚。父親要求介入治療，正如在麥克萊恩精神病院工作的數年中替其他病人診治時一樣，從神經學和精神病學角度，為卡洛塔進行了一次全面檢查[4]，最終出具了一份診斷書。父親按照要求做完檢查後，認為卡洛塔絕對沒有精神失常，因此不應該接受院禁的安排。
消息傳到穆爾那後，他做出了完全敵對的反應。“4月的一天，”父親在一份冗長而詳細的備忘錄中這樣寫道，“我接到梅裡爾·穆爾打來的電話。他說他正和那位劇作家的幾個朋友待在紐約。”他沒說那幾個人是誰，卻聲稱他們都認為卡洛塔和奧尼爾均屬於法律意義上的精神病患者。所以，他們的婚姻應該被解除，兩人也應該被分別監護起來。就這位劇作家的情況來看，他的各項事務都應該交由紐約那群相信他已經精神失常的人來處理。他們會替他做出各種決定，比如，決定如何使用他那些作品的著作權。
儘管父親跟穆爾醫生私交甚篤，但他在這件事上的行為還是讓父親大為震驚，因為他的表現不僅不專業，從法律層面上，還相當危險。他說，他被迫直接向他發出了挑戰。
“我直接說出了下面的話：‘你的病人（指奧尼爾，當時，父親還沒有替他做檢查）或許瘋了，但我的沒瘋。這樣的計劃與我無關。’”然後，他又補充說，他會竭盡全力“阻撓和破壞此事”。見穆爾依舊冥頑不靈，父親說：“梅裡爾·穆爾，你瘋了嗎？”父親警告他，他正讓自己陷入的這種局面在法律上或許可以稱為“犯罪預謀”。父親寫道，穆爾“似乎有些退縮”，因此通話也就此結束了。
之後不久，拉塞爾·克勞斯找到父親，詢問他是否可以去紐約，直接跟奧尼爾談談。克勞斯頭腦冷靜，是戲劇界的大人物，也是奧尼爾最信任的朋友之一。他想竭盡所能，幫助奧尼爾解決穆爾留下的醫療困境和個人誤解。在克勞斯先生的要求下，父親也像對卡洛塔一樣，為奧尼爾進行了傳統的精神和神經系統檢查。
父親得出結論：雖然奧尼爾的不幸，主要來源於精神因素和因身體衰弱導致的創造力急劇下降，但從任何醫學或法律的角度來看，他顯然沒瘋。他有權自己做決定，即便他做出的決定或許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意志堅定和保護欲極強的妻子的影響，也不能剝奪他的這項權利。
那次檢查過程中，奧尼爾明確表示：如今，他非常後悔在穆爾醫生的建議下做出了讓步，還說他很想與妻子團聚。之後的事我就不清楚了，因為父親的筆記並不完整，或者說，也許還有別的記錄，但我沒有找到。然而，據我推測，奧尼爾一定在與父親的交談和對答中找到了某種讓他喜歡並信任的東西。所以，正如我之前所說，兩人彷彿相處得舒適又融洽。但要解釋到底是什麼促使奧尼爾請求父親成為他的醫生，估計還需要長篇大論、事無鉅細地把某些看似費解的事件解釋清楚。
在此期間，已於一個月前離開麥克萊恩精神病院的卡洛塔，在父親辦公室對面一家很不錯的小旅館訂了套可以俯瞰河景的套房。奧尼爾在一位護士的陪同下，從紐約抵達後灣站後，父親前去接站，並把他帶到卡洛塔跟前。卡洛塔至少在一開始，還是寬容地原諒了他，待他十分親切。據父親說，儘管在多年來的共同生活中，他們會激烈地爭吵，但父親依然相信，歸根結底，兩人還是完全依賴對方的。
奧尼爾對父親說，兩人共同經歷了很多苦難，也從未停止過傷害對方，但他不能沒有卡洛塔。他知道，她依然會如他最高產的那幾十年裡一樣，勇猛並忠誠地保護他和他的利益。當然，就他在接受父親治療期間的身體狀況來看，她的確遵循了父親的指示，耐心而不懈地保護他，並在認為可能應該表達關心的時候，反覆打電話給他。
有時，在奧尼爾的要求下，她也會給父親打電話，而且通常是在夜裡很晚的時候。那時，心情異常沮喪的奧尼爾會告訴她，如果有機會“跟哈里”聊會兒，他肯定會感覺好一些。父親帶著聽診器衝到他那兒去的情景，直到現在，我都歷歷在目。父親會先快速地檢查一番他的生命體征，然後在他上床睡覺之前，留在那兒陪他聊10~15分鐘。顯然，父親的陪伴給了他一種安全感，讓他更容易入睡。
母親曾向我解釋，父親並不喜歡在卡洛塔和奧尼爾不和時扮演調解角色。而且，我也描述過他在其他家庭遇到類似困境時表現出的不滿。儘管如此，在父親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他診治和照料過的所有病人，無論是身份顯赫的名流，還是赤貧之人，抑或處在中產階級邊緣的人，他都自始至終盡到了一名醫生應盡的職責。不管去哪兒，那個黑色的醫療包都始終陪伴在他左右。
[1] 父親待在那家療養院期間，那裡的醫生不止一位。我此處所指的這名醫生是導致父親陷入這場危機的那一位。
[2] EEG（即“腦電圖”，如今該術語已不再用於此類診斷目的中）並未顯示囊腫或腫瘤的形狀，而只是通過波動的腦電波，反映大腦不同部位腦電波的變化情況。醫生可以通過檢測腦電圖，推測囊腫或其他病灶可能存在的位置和大概的尺寸。
[3] 穆爾醫生為罹患嚴重抑鬱症的紐約著名戲劇導演喬舒亞·洛根診治，也是他最成功的一個案例。洛根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他接受診療時，“梅裡爾大踏步地走到他跟前，將一本有他親筆簽名的書送給我……我可以不去讀那些書，卻無法阻止他向我背誦裡面的內容。他總是在穿過走廊或乘電梯上樓時這麼幹。他告訴我，他會在過街、爬樓梯或啟動汽車時，構思他的十四行詩。”參見喬舒亞·洛根著作《喬希》（Josh）（紐約：德拉科特出版社，1976年）。
[4] 根據父親的筆記和他留下的一盒錄音磁帶，讓他插手此事的是麥克萊恩精神病院的臨床主任。主任相信，“有人共同協商”要結束卡洛塔的婚姻，並“將其監禁起來”，用我父親的話來說，他們打算假借“非自願入院”的名頭將其監禁。主任還告訴父親，卡洛塔是從馬布爾黑德鎮附近的塞勒姆醫院轉到麥克萊恩精神病院的。之前，夫婦倆一直住在馬布爾黑德鎮。用我父親的話來說，她因為“溴化物中毒引起的精神錯亂”（起初，這種精神錯亂被誤診為癔病）而獲准入院。父親說，在此期間，奧尼爾也在住院。因為和卡洛塔大吵一架後，他在馬布爾黑德鎮的家中不慎摔斷了一條腿。穆爾醫生趁奧尼爾仍在塞勒姆醫院期間，誘導他簽署了那份宣稱卡洛塔精神失常的陳情書。父親說，他與奧尼爾的第一次會面是在“紐約的‘醫生醫院’”。當時，奧尼爾在那裡治療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