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看電影，從來不看電視。不是說電影和電視不好看，恰恰相反，我覺得電影和電視太好看了，我一看就陷進去，一陷進去就是一兩天。我沒那麼多時間，要讀書、要行路、要做事，負擔不起這種沉溺，不敢這樣陷進去。所以，我住的地方從來不放電視機，我進酒店房間第一件事就是關掉電視。
二一五年暮春，我的第一部電影《萬物生長》公映了。這個電影的拍攝和宣發讓我改變了對影視的看法，以後要多出出門，拉著老夥伴和小夥伴去看場電影。
《萬物生長》是我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一九九九年，我在美國學商，暑期實習時窮極無聊，大塊大塊的時間攤在美國東北部完善的體制機制下，青春時代的腫脹和無奈沉渣泛起，在腦海裡久久不散。海明威講過寫作的一個巨大用途：「When it is written, it is gone.」寫下來，就過去了。我想，寫部長篇小說吧，把這些青春時代的腫脹留給已經逝去的青春，然後我就可以專心致志地吃喝玩樂、經世濟民了。我用了十五天時間沒日沒夜地寫完了《萬物生長》，凌晨一點，敲完最後一句「我是你大爺」，油盡燈枯，轟然倒下，蒙頭睡去。在睡去之前，用最後一點氣力，把電子文稿發給了我醫學院同宿舍的張煒。張煒那時候正在哈佛大學讀公共衛生的博士，在協和的時候，他在我下鋪住了五年。我在上鋪一動，就有蟑螂的分泌物和身體零件散落到張煒身上。他說，有一次一隻完整的蟑螂屍體準確地落進了他在睡夢中張開的嘴裡。
早上七點，我的手機響起，是張煒。他說連夜把《萬物生長》看了，忍了一個小時，最後還是沒忍住，給我打了電話。他說書裡的一切似乎都是編的，但是總體是如此真實；再過十五年，把這本書給小師弟小師妹們看；再過二十五年，把這本書給兒子女兒們看，坦誠告訴他們，我們這些人曾經如此不堪。電話裡我簡單說了謝謝，一顆心放下了，我的努力沒有白費，這部小說具備了它最重要的價值：挖掘人性，還原真實。
《萬物生長》是我原著改編的第一部電影。二一四年暮春，李玉導演要了《萬物生長》小說的電影改編權，問我對這部電影有什麼要求。我認真想了想，說，電影首先是導演的，原著作者最多提期望。然後，我提了三點期望：
第一，拍出幻滅。《萬物生長》裡這些頂尖醫學院裡的醫科學生是有崇高理想的，他們盡全力讀書、修煉，為了能在專門領域成為頂尖專家，為了能有自信說他們是死亡面前最後一道屏障。這種充滿理想主義的學霸儘管讓很多人覺得裝逼，就像金線理論讓很多人覺得妨礙了他們走捷徑，但是這些人得了疑難雜症還是要找有理想的學霸而不是街邊號稱一針靈的不裝的老軍醫。在青春期有理想就一定有幻滅，會頭破血流，會無可奈何。儘管如此，年輕人的理想依舊是世界變得美好一點的主要動力。
第二，拍出人體。人體是人生來就有的器皿，給人很多愉悅，也給人很多困擾，青春期尤其如此。二十歲，女生無醜女；二十歲，男生皆緊繃。女人體，可以美如花草；男人體，也可以美如花草。女人體和男人體纏繞，也可以如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第三，拍出詩意。在如今的商業社會裡，詩歌似乎是最無用的東西，詩意似乎是裝逼中的裝逼。但是，詩歌是我們世上的鹽，詩意是我們胸肋骨下隱隱要長出來的翅膀。
以四十多歲的年齡看二十多歲時的詩意，有兩句詩反映心境。
其一
你對我微笑不語
為這句
我等了幾個世紀
其二
老來多健忘，
唯不忘相思。
（白居易《偶作寄朗之》）
如果《萬物生長》電影拍出了幻滅、人體和詩意，就不再是一部簡單的青春片了，就能包含古往今來無數人的某種深深人性了。
二一五年四月，《萬物生長》電影公映。很多人問我，我給這部電影打幾分？我和這部電影的關係太密切，看了太多遍，我無法客觀打分。但是我包了五個電影廳，請我從小到大的師友、同學、小夥伴兒、老夥伴兒五百人看《萬物生長》電影，用實際行動證明我多麼喜歡這部電影。
在電影放映之前，我到五個電影廳串場，每場都嘮叨類似的話。我說，這次我見識了電影的力量，可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將如此濃重的情感注入那麼多人的心裡。在這個移動互聯無處不在的時代，我們要有意識地少盯著手機看，我們要多出門和夥伴兒們看看電影，散場後擼串、飲酒、聊天，盯著彼此的眉眼看看。看電影的時候把手機調到飛行模式，擼串、飲酒、聊天的時候把手機調成振動，沒電話進來就絕不碰手機。
所以，或當原著作者，或當編劇，或當導演，我要在之後的五年裡每年弄一部電影，每年包場和夥伴兒們在線下好好聚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