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埃爾莎·莫蘭黛[1]的長篇小說《歷史》的幾種開頭
1994年，埃爾莎·莫蘭黛偉大的長篇小說《歷史》（1974）的希伯來文版出版，由已故的埃瑪紐埃爾·貝利翻譯；此書曾出過英譯本，名為《歷史：一部長篇小說》（History：A Novel），於1977年出版。該書講述了一個患癲癇病的教師伊達·曼庫索（娘家姓拉蒙多）、她的兒子安東尼奧（尼諾，也叫尼努扎和尼納列杜）和小兒子朱塞佩（人稱烏塞佩）的故事。朱塞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被一個名叫貢特爾的德國士兵強姦兩次後所生。事情發生後不到三天，德國士兵就在前往非洲前線的路上死掉了。此外，《歷史》擔當起了概括和譴責半個世紀的世界歷史的重任，每一章的開頭都要為此花上好幾頁的篇幅。
伊達對世界的態度被明確地定義為一種「嚇出來的敬畏」的態度。這種敬畏感和「來自於一種非常深刻的、難以治癒的野蠻的被動的甜蜜感」混雜在一起，使人想起「動物那神秘的愚魯行為，這些動物不是靠它們的大腦，而是靠它們敏感的身體中的一種感知，『知道了』……神聖感。」這樣一種神秘的感知，這樣一種獸性和神聖相混雜的愚魯行為，以及對「這個世界」那嚇出來的敬畏感，在朱塞佩這個孩子，這個耶穌般的人物身上也有體現，或許甚至在他的德國生父，那個孩子氣的、令人心碎的強姦犯貢特爾身上都有所體現。
《歷史》的開篇合同要求讀者站在把光明的孩子和黑暗的孩子區分開的政治壁壘的正確的一邊：一邊是歷史，充斥著販賣戰爭的獨裁者、嗜血成性的資本家、玩弄陰謀詭計的政客[2]；另一邊則是純潔和光明的本質：那個年輕女人生下一個兒子，母子二人，年輕女人和兒子，都純潔而神聖。圍繞著他們母子二人的是一群溫順、柔弱的次要人物：聖潔的妓女，飽受折磨的猶太人，心地純潔的工人階級鄰居，單純的人，沉默的靈魂，他們都是溫和的好人，但都在歷史的車輪下被碾得粉碎。乍一看，這只是一個黑白分明的無產階級的民間寓言，有著強烈的無政府主義或者原始共產主義的氣息，使人回想起早期基督徒那地下墓穴般的苦難經歷[3]。
書的前面是兩則題記：
「對於那些無辜喪命的供實驗用的豚鼠，人類語言中找不出可以慰藉他們的話。」
——一位廣島的倖存者
「……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示出來……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路加福音10：21》
這些引文可以看作一份開篇合同嗎？或者可以看作簽訂合同之前的一個初步承諾嗎？
第一條引文反映了這部長篇小說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道德立場：根據《歷史》中的編年史家的觀點，這不是一場同盟國對抗納粹法西斯聯盟的戰爭；而是那些卑鄙的政府對那些單純的人，那些個「豚鼠」的突襲。第二條引文表達了一種基督教情懷：嬰孩離上帝近，智者離上帝遠。
《歷史》的第一部分一開始就拿出好幾頁的篇幅按年代講起了「通行」的歷史，把20世紀前四十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事件加以概括，展示了一幅受壓迫的善良的普羅大眾和一小撮邪惡的、詭計多端的大人物之間無休無止進行鬥爭的畫卷。
因此，從一開始，就要求讀者決定，是否願意披上一種意識形態的約束衣，作為進入作品的先決條件（實際上，小說翻過幾頁後就脫掉了這身約束衣，只不過會時不時地再穿上去，尤其是在各章節之間寫編年史的那幾頁）。其中的幾個編年史事件是：
1900年至1905年
有關物質結構的最新科學發現標誌著原子時代的開始。
1906年至1913年
在這個偉大的世界上，沒發生什麼新鮮事。和此前地球上所有的世紀和上個千年一樣，這個新世紀也遵守那一成不變的盡人皆知的歷史運動原則：有人上台當權，有人遭受奴役。經由各方的同意，社會的內部秩序（目前由稱作資本家的「當權者」主宰）和國際秩序（或稱帝國主義）均遵循這一原則，而國際秩序目前則由某些國家（亦稱列強）主宰，他們實際上已經把整個地球表面瓜分成了他們各自的財產，或帝國。各國中最後趕來的是意大利，渴望躋身大國之列……
1915年至1917年
……為實現國際社會共產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革命之後，俄國中止了與協約國的協同作戰……
1919年至1920年
俄國沒有出席和談，現在遭到圍困，淪為國際戰場……在這嚴酷的考驗中，在大屠殺、瘟疫和貧困之中，共產國際在莫斯科成立。它號召全世界的無產者……達到革命一體化的共同目標，為實現國際無產階級共和國的目標而努力奮鬥。
1922年
俄國在進行了數年內戰之後，革命者取得勝利，新的國家蘇聯成立。全世界一切「飢寒交迫的奴隸」，全都把希望寄托在蘇聯身上……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到讀者發現很難確定這是舊時代的宣傳委員在向廣大群眾發表講話之前寫的一份草稿呢，還是僅僅對這樣一份草稿的拙劣模仿。這份摩尼教式的宣言在這部小說每一部分的開頭一再出現。這樣的政治插曲和伊達及其子女的生活相映成趣。這種東西充斥著小說結尾的幾頁，公開指責「歷史的進步和巨大發展……吞噬著最好的能源……機器沒有為人類服務，反而使人類淪為機器的奴隸……武器和荒唐的消費品一同激增……人造產品（塑料）和生物圈不相容，使陸地和海洋堆滿了無法銷毀的垃圾……工業的毒瘤在擴散……大眾傳媒……被用來……宣揚一種劣等『文化』。」
舊的左派留下來的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零星術語，和一點「佩花嬉皮士」的氣息糅合在一起，時不時地用生態學的感歎增添些許趣味。莫蘭黛似乎利用了所有那些指責20世紀的人的論點和口號，從左派的到右派的，不加區分，照單全收。她似乎擔當起了這樣一份工作，似乎要說明進步的術語和反動的術語有時候是多麼的相似。
「毀滅性的歷史」和「日常生活的神聖性」之間無休無止的鬥爭這個概念，就像是心地純潔的「小人物」戰勝腐朽的「當權者」的夢想一樣，曾經使許多藝術家著迷，或許從塞萬提斯讓桑丘·潘沙成為巴拉塔裡亞島（那甚至算不上是個島嶼）上那無憂無慮而又深受民眾愛戴的統治者，到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和查理·卓別林的時代，莫不如此。
在正文的倒數第二頁，這種「說教」戛然而止：「……而歷史繼續向前……」，這和開頭掀開的新的一頁一樣突兀：
1941年元月的一個下午，一個德國士兵去外面閒逛……穿過羅馬的聖洛倫佐區。時間大約是下午兩點鐘……
這個士兵沒有逛羅馬的考古寶庫，也沒有逛那些珍貴的建築。他希望找到一座妓院：就在那天夜裡，他和他的部隊就要開拔去前線了。
這樣一來，一份表面上和開頭部分的引言毫無關聯的新合同，交到了讀者手中。這份合同和開頭部分的宣言已經相去甚遠了。如果說第一份合同邀請讀者接受一個過分簡單化的公理的話（「小人物是非常好的，但是有錢人和掌權者總是用戰爭剝削他們，壓迫他們」），那麼從這裡開始，有錢人和掌權者不再在這個故事的舞台上出現了。從現在起，罪惡在好人和好人之間發生：在第一章靠後的部分，強姦者和他的受害者，他們兩個人都是被奴役的小人物陣營裡的成員。和掛在這部小說入口處的那張條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裡揭示的惡將是一種非政治、非歷史的力量，這股力量如孩童般單純，或許就是從同一個源泉裡流出。那份摩尼教式的宣言化為一幅從天真單純的精神裡產生出邪惡和野蠻的畫面，這幅畫面既微妙又引人注目。作品一開始就描寫「歷史」（亦即，掌權者和有錢人所造成的不公正）和「生活」（亦即，倖存小人物的日常存在的神化）之間激烈的鬥爭，但是到了末尾，這一切並未以一場紅色的革命結束，而是變成了一部富有詩意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近乎一種神秘的激情。
作者是這樣描繪那個年輕的德國士兵貢特爾的：
……和他那軍人的步履形成對照的是，他的雙眼滿是絕望的神情。雖然說他身高差不多有六英尺高了，但他那張臉暴露出一種不可思議的不成熟。那身軍服……腰部和袖子都很短，露出了他那粗大的手腕……像是一個工人或農民的手腕……直到他應征服兵役的時候，他一直和他的兄弟們，還有他寡居的母親住在老家巴伐利亞，在慕尼黑附近……在那裡，他去幹些電工活兒，在那裡，他學會了做愛，這是不久以前的事，是跟一個老妓女學的。
這個鄉村男孩從來沒有去過比慕尼黑更遠的地方，理所當然，他因為身上的這身軍裝，因為這次在羅馬的匆匆交媾的機會，因為這「向他的領袖致敬的超級英雄主義行為」，尤其是因為他聽聞所在的部隊即將開往非洲前線的謠言而感到無比興奮：
……他迫不及待地想冒險，但在某種程度上，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還是一個媽媽的乖寶寶呢……還有些時候……他以痛苦的憐憫之心不斷地想他在慕尼黑的那個妓女，想著她最近恐怕找不到很多嫖客了，因為她已經老了。
然而幾分鐘之後，這個媽媽的乖寶寶，這個長著「工人或農民的」粗大手腕，悲天憫人的小伙子，走進一個煙霧繚繞的地下室，「雷莫氏酒食店」，點了一些葡萄酒（只是為了炫耀，因為實際上他更喜歡啤酒），而且僅僅是為了炫耀，他甚至「像撒丁島上的匪徒一樣，大口大口地」把酒一飲而盡，接著，突然：
他把兜裡僅有的那幾個錢幾乎全掏出來，氣勢洶洶地摔到櫃檯上；他怒不可遏，打翻了櫃檯和桌子，他的行為根本不像是個同盟國的士兵，倒像是個侵略者或是劊子手。然而，他肚子裡一陣輕微的反胃，隱隱地直往上湧，弄得他什麼也幹不了了。
那一陣輕微的反胃並沒有阻止他隨後強姦了那個女人（她應該是他母親的年齡了）：讀者在這部絕妙的長篇巨著裡，可以看到暴力和邪惡第一次（但不是最後一次）從天真無邪和「痛苦的憐憫之心」中滋生出來。貢特爾一陣勃然大怒，僅僅是由於在他看來，飯館的侍者和老闆有點不夠喜歡他，沒有盡力滿足他對愛的急切渴望：「這周圍只是沒有足夠多的愛……」
貢特爾離開雷莫氏酒館後，出於對愛的渴望，那受壓抑的對母親裙帶的渴求，他「隨便在一家人門口停下來，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找一個台階，或是在樓梯下面找一塊地兒，無憂無慮地縮在那裡睡上一覺……」接下來滿腦子的想法就是「睡上一覺」，既沒有想到肉慾，也沒有想到暴力。
只要有一個雌性的動物碰巧來到那個門口（我們的意思並不只是說一個普通的女孩子或臨近的某個小妓女，而是任何雌性的動物：母馬、母牛、母驢！），如果她用稍微像人的眼光看上他一眼——他都能粗魯地擁抱她，或者會像個情人一樣一下子拜倒在她腳下，叫她：meine Mutter[4]！
他那無邪的祈禱幾乎立即得到了響應，一個「雌性的動物」出現了：伊達·拉蒙多，曼庫索的遺孀，手裡拎著大包小包買東西回家來了。
這樣，在這部小說裡，雖然開篇合同堅持讓讀者認為世界上所有的罪孽都是由披著形形色色偽裝的當權者造成的，認為恩澤和仁慈的源泉是兒童、農民、勞工、婦女、單純的人，然而，小說的情節卻是由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一個單純的人犯下的殘暴的強姦罪引發的。正是這個「孩子」想要蜷縮進母親懷抱裡這一無可厚非的渴望——而這種渴望一直被基督教賦予了象徵性的神聖之光——導致了極端暴力的爆發。
那麼，在無產階級和普通人的心裡、在善良的基督徒式的純潔中產生了邪惡，關於這一點，《歷史》這部小說向我們展示了什麼呢？關於出於對愛的渴望而產生的野蠻行徑，小說又向我們展示了什麼呢？是不是又一次向我們展示了漢娜·阿倫特有關「平庸之惡」的落灰的智慧呢？或者是不是在這裡展示了一幅不同的畫卷呢？埃爾莎·莫蘭黛用夢魘般的光照亮一幅恐怖的畫卷，就像是一幅希羅尼穆斯·博斯的畫（夢魘般的光混合著反胃、恐怖和仁慈），離她本人在這部奇特的長篇小說入口大廳裡親自給我們樹立的那盞自以為是的說教的社會主義的燈，已經相距甚遠了。
說完做完了這些，我們就可以不理會開頭那兩則引文所宣示的開篇合同了。我們甚至可以對本書開頭那一段「編年史」說再見，拋開對貢特爾出身和伊達背景的描寫中那心理現實主義的慣例。我們必須仔細審視在那個強姦場面中蘊涵的那份新合同，此刻——至少是從本書開始五十頁以後——情節才終於展開，開始發展。
歷史的恐怖以及當局的殘酷或許只是人物受苦的遠因，而惡的根源卻不是「外部的」，不是那些叼著雪茄煙、胖墩墩的資本家以及他們那些販賣戰爭的法西斯臣僕們當中。一種深層次的、和歷史無關的惡在那個強姦場景中展示出來了。這個場景中，房間裡只有兩個人物，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他們兩個都是好人，單純的人。然而，一個好人突然把痛苦和羞辱強加在另一個好人身上。這怎麼可能呢？惡是從哪裡蹦出來的呢？
我們必須仔細審視這一場面。一開始，那個士兵注意到一個女人回家了，他只知道四個意大利語單詞，就用其中的一個衝她大喊：「Signorina！Signorina！[5]」突然，幾乎是同時，「他一縱身跳到她面前，儘管他自己也不知道想跟她要什麼」。
為什麼要「一縱身」呢？他想跟她要什麼東西呢？而另一方面，這個女人「徹底面無人色地盯著他，彷彿面對的是一張真正的、分明可辨的恐怖的面孔」。
可是為什麼？在他身上，在這個活潑的年輕人身上有什麼東西——在她眼中——把他變成了那張「分明可辨的恐怖的面孔」呢？
從表面看，本書接著用了許多頁的篇幅給讀者解答這一問題（講伊達的人生經歷，一直講到強姦這一天）。這個解答的要點是，伊達·拉蒙多·曼庫索是在家庭秘密的陰影下出生並長大的，這些家庭的秘密使她對當官的怕得要命：她父親是個地下無政府主義者；母親對外隱瞞著猶太身份；伊達本人呢，不為人知地，是個癲癇病患者，還有一半猶太人的血統。實際上，在伊達的眼裡，那張「分明可辨的恐怖的面孔」並不是這個大男孩，而是他那身軍裝。她的秘密是不是洩漏出去了？當局是不是終於把她揭露出來了？
他一定是「種族委員會」的一個特工……來調查她的身份。在她看來，他沒有自己的特點。他只是那成千上萬張類似的面孔當中的一張，那些面孔的數量無限增長，最後變成了對她進行迫害的那唯一的一張不可思議的面孔。
士兵感到這個不認識的女人那明顯而極度的厭惡是不公正的，因此他給惹惱了。他不習慣討女人嫌……然而，儘管遭到了羞辱，他並沒有放棄原先的念頭；他堅持起來。就像一隻家貓……藏在角落裡，孩子們非要把它轟出來。
所以，這個好女人給嚇壞了（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她一恐懼，那個好男孩覺得受到了侮辱（其原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件事從表面看，他們似乎是可以澄清誤會，消除恐懼心理（這種恐懼心理畢竟是沒有根據的嘛：這個士兵不是來抓她的），並輕而易舉地取消這種侮辱的（她並不是有意要侮辱他）。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女人在這個強姦犯心裡——在強姦之前——激起的既不是性慾，也不是暴力的衝動。那女人的恐懼也絲毫不是害怕強姦，只是害怕被捕：強姦並不是「一觸即發」的；他們兩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根本不是男女之間的那種；她害怕他，正因為她怕他，他才覺得受到了傷害，就在強姦前的幾分鐘，整個事情不外乎此。
那麼，「捕獵」和「家貓」是從哪裡出來的呢？
唉，一旦那個無助的人任由你擺佈，這個人就變成了一隻膽戰心驚的家貓。您雖然說沒有注意到，什麼都沒有做，也無意嚇著她，但是你突然之間就把她嚇壞了；你是強者，你掌控著局面；你是捕獵者。
這同樣的「信號」，內容是「我完完全全在你的股掌之中，我無助，全由你擺佈」，這樣的信號在其接受者心中引起的不是仁慈，就是殘暴，不是同情，就是統治，不是溫柔，就是施虐。
仁慈的小溪和罪惡的濁流都從同一個源頭流出：而這似乎是一種神學的關照，以一種複雜而微妙的方式，閃爍於整個強姦的場面。這種關照已經遠離了小說開頭部分所呈現的社會政治信條。
就此一事，她甚至都沒有試圖躲開。她唯一的動作是藏到她的一個購物袋中……她手裡拿著的學校的抄寫本……她自己看到了，她現在已經被剝掉了每一件偽裝，直到她自己那顆私密的、有著一半猶太血統的心，暴露在他面前。
那個抄寫本就是犯罪的證據，因為按照種族法規，作為一個有猶太血統的人，她是被禁止當教師的。她那驚恐萬狀的「赤裸狀態」中似乎沒有性的方面：這是一隻在獵人手裡撲稜著翅膀的小鳥的那種赤裸。然而，恰恰是這種赤裸，這種無助，這種鳥一樣的顫動，在這個男孩子心裡引發了一種「男子氣概」的衝動。下面一段描寫的精妙之處在於以外科手術般的精確無誤描繪出了那個分水嶺，那個紳士派的騎士守則和獵手加強姦犯模式之間那細微的轉折點。
憑著一股逞勇的匪徒般的衝動，他毅然決然地從她手裡接過那一包包、一袋袋的東西；像空中飛人那樣一躍，他立馬跳到她前面的樓梯上。在每一個樓梯的平台，他都停下來等她，恰似一個兒子在和慢慢吞吞的母親一起回家時，擔當起了童子軍的角色。她跟在他身後，每走一步都跌跌撞撞的，就像一個小偷，在那個扛著他的十字架的人後面艱難地移動腳步……上到第六個樓梯平台，他們到家了。她渾身直冒冷汗，連鎖也打不開了，那個德國人就把袋子放到地上，立即幫她打開，就像一個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樣。
這「逞勇的匪徒般的衝動」是在那家餐館裡炫耀他「男子氣概」的重現，當時貢特爾（雖然更喜歡喝啤酒）要了一杯葡萄酒，「像個撒丁島上的匪徒一樣，大口大口地」把酒一飲而盡。在那裡，在那家餐館裡，餐館裡的人接待他時沒有給予他所需要的愛，他就立即變成了一個「匪徒」，一肚子的火氣，只想把櫃檯和桌子掀個底朝天，那行為就像是「一個侵略者，一個殺人犯」。這樣，在這裡就鑿開了那條從愛、溫柔和仁慈通向逞勇，通向男子氣概，最後通向野蠻的隧道：這個孩子要求別人愛他，但遭到了拒絕，所以就把錢摔到櫃檯上，引起一片恐慌，而他卻得意洋洋。靠別人的軟弱和恐慌，這孩子一下子變成了一個武士，扮出一副副毫不新奇的孔武有力的形象，「逞勇的匪徒」，接下來的事你就知道了，他變成了「一個侵略者，一個殺人犯」。
至於伊達呢，她在走向災難——不是作為一個剪羊毛的人手裡的一隻無辜的羔羊，而是覺得她就是個有罪之人，應該受到懲罰的，「就像一個小偷，在那個扛著他的十字架的人後面艱難地移動腳步」。這是一個很清晰的基督教意味的形象，這形象使得伊達並不像是基督，而是和釘在他左右兩邊十字架上的那兩個竊賊毫無二致，或者說，更像是這兩個竊賊當中的一個，那個「好竊賊」，耶穌從十字架上向這個好竊賊許諾說：「今天，你將和我一起升天堂。」（《路加福音》2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