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對中國有過多的專家很有意見，一會兒這個說應該這樣，一會兒那個說應該那樣，滿世界專家，好像除了讀者全是專家。對此沒有什麼太多新鮮的可以說，收入《毒》裡的一篇自己喜歡的文章，我覺得它還是放在這裡比較合適。
以前我急欲表達一些想法的時候，做了不少電視談話節目。中華民族真的是個只說不做的民族，這點可以從談話節目的數目看出來。我在其他各種各樣的場合也接觸過為數不少文學哲學類的專家教授學者，總體感覺就是這是素質極其低下的群體，簡單地說就是最最混飯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幾個民工造成的損失比死幾個這方面的專家要大得多。
在做央視一個叫《對話》的節目的時候，他們請了兩個專家，聽名字像兩兄弟，說話的路數是這樣的：一個開口就是——這個問題在××學上叫作××××，另外一個開口就是——這樣的問題在國外是××××××，基本上每個人說話沒有半個鐘頭打不住，並且倆人有互相比誰的廢話多的趨勢。
北京台一個名字我忘了的節目請了很多權威，一些平時看來很有風度的人在不知道我的書封面顏色的情況下大談我的文學水平，被指出後露出無恥模樣。
有一家報紙前幾天登了兩位名家的文章，字裡行間顯露的是極其不專業的妒忌——主要原因是這兩人這輩子寫過的所有書的銷量的總和的三倍都可能不及我一本書一年銷量的一半，所以極其不服，文章酸味橫溢。但是他們自有老奸巨猾之處，事先就說明沒有看過我的書，便開始談這個現象。姑且不論銷量一定要建立在作品本身的質量上，不幸的是，後面又說我的東西比六十年代那批人的東西差遠了。既然沒看過我的東西哪裡來的比較呢？
中國文學沒有起色的很大原因是有這些做事說話極其不負責任但又裝出一副很誨人不倦的樣子的人長期佔據文學評論的權威位置，對圈內朋友就互相吹捧，對不同觀點的人就極力打壓，傑出新人新作便不屑一顧，而且這幫人最牛逼的地方就在於做以上事情的時候外表顯現出另外一個極端，比如口裡常說文壇一定要不斷出現新人和不同聲音之類的，可是一旦有新人寫出暢銷小說馬上就說現在的讀者人心浮躁，一旦有不是自己寫的東西引起爭議馬上就說是作者譁眾取寵，但又苦於自己的東西根本沒人看，想譁眾取寵一下又拉不下臉，只能縮在一旁干眼紅。
現在的一些有點歲數的評論家、作家，或許以前有過什麼光榮的事情，比如說文章入選小學中學課本啦（其實這證明他們的文章達到了中小學水平），或者被評上幾個什麼獎啦（評委都是自己的朋友，來年自己當評委再評自己的朋友獲獎），他們的最大理想估計是文壇能變成一個敬老院。
還有一類專家是最近參加一個衛視談話節目的事後出現的，當時這個節目的導演打電話對我說她被一個嘉賓放鴿子了，要我救場。我在確定了是一個專訪，沒有觀眾沒有嘉賓沒有其他專家之類的人物以後欣然決定幫忙，不料也被放了鴿子。現場不僅嘉賓甚眾，而且後來還出現了一個研究什麼文史哲的老傢伙，開口閉口意識形態，並且滿口國外學者專家的名字，廢話巨多，並且一旦揪住對方有什麼表達上的不妥就不放，還一副洋洋得意小人得志的模樣，並聲稱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學思想撐起來的。你說一個人的獨立精神，如果就靠幾本書撐著，那是多大一個廢物啊，我覺得如果說是靠某個姑娘撐起來的都顯得比幾本書撐起來的更有出息一點。
說到這裡我都不想說了，因為這些人讓我覺得噁心。最後要總結一下如何才能分辨出來這些人：答非所問；沒有一個問題能在二十句話內解決；不論什麼東西最後都要引到自己研究的領域中去，哪怕嫖娼之類的問題也是；穿西裝；頭冒汗；喜歡打斷別人話，不喜歡別人打斷他的話；任何問題都要分成幾個方面去說，哪怕說的是一個道理；常備幾個自以為很生動的比喻，並且有機會就用上去，有時候甚至用迷糊了在同一場合連用兩次；在否定一樣東西前一定要肯定一下；在他們回答問題回答到一半的時候，問他們記不記得剛才的問題是什麼，他們八成不記得了；都具備在沒有看過一樣作品的情況下評論它的本領，並且頭頭是道；以為現在中學生的偶像都是劉德華；認為最近冒出個新人叫林志穎；覺得現在最流行的歌應該是《心太軟》；偏胖；說話的時候手一定要揮舞；被逼到沒轍的時候總拿自己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作為比別人強的本錢，但不能解釋像他這樣的學術權威為什麼沒有被打倒；被打倒的一定要讓人知道自己曾經被打倒；總結性的話都能在死掉的人寫的書裡找到；每次一到他說話，台下觀眾就有雜音發出；看到這篇文章暴跳如雷，但是在公共場合會說：年輕人都這樣，我們能體諒。
編者按：2006年韓寒的一篇博文作為實例可以更好地解讀「專家的問題」。
又是一個吃飽了撐的教授專家——上海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上海市公共關係學會副會長吳友富。為了討好外國人，想把中國的圖騰——龍這形象改了，因為據說，DRAGON的英文意思是充滿攻擊性和霸氣的龐然大物。
那麼按照這位「專家」的意思，改成溫馴的沒有攻擊性的黃金獵犬是最合適不過。這樣多好，我們都是龍的傳人，這專家按照自己提出的意見，他可以率先稱自己為狗的傳人，看看有沒有人願意和他一起。或者直接把他畫個肖像，中國形象就改成吳友富得了，在中國做學問的專家和教授裡他正是一典型。
我們的有些教授專家就是這樣，他們沒有弄明白，除了理工科外，其他所謂的哲學啊社會公共關係學啊文學啊心理學啊這些「學」的搞學問就是混飯吃，並且讓你踏實安度餘生不要給社會造成負擔既無功也不要有過的一個東西。舉凡這些學科，任何課題和學術發現都是無價值的，有些人不甘心，非要整出動靜，往大了整，往危言聳聽了整，以造核武器的心態來做學問，下場就是鬧笑話。
DRAGON的英文翻譯是充滿攻擊性的霸氣的龐然大物，這都不用改，在新中國前，中國歷代給外人的形象就是這樣的。人家韓國是不願意首都叫漢城，讓人感覺是中國的一個城市，硬是逼我們改成了首爾，相反，我們的某些專家是多麼的賤，為了讓外國人看得舒服點，連中國龍都想改。如果覺得DRAGON有異議，應該學韓國，告訴全世界，以後，看見類似動物，不能叫「DRAGON」，得叫「LONG」，還得帶聲標。最後，記者寫道：據悉，這個課題如果完成，所塑造的中國國家新的形象標誌，很有可能將被國家有關部門採用。
我想問，是哪個國家有關部門可以有權決定？幾個無聊教授畫些無聊畫，我們就不能管自己叫龍的傳人了（估計按照這些教授的想像力，我們八成得是熊貓的傳人，而且PANDA這個英文好啊，一不小心人家外國人還看成了PRADA）。得，中國的英文名是CHINA，叫瓷器，容易引起外國人的誤解，按照專家的話說，這也不好，索性這些教授連咱中國的國家名也改了，有關部門再採用一次。所以，我最感興趣的不是中國的新標誌是什麼，而是究竟最後「哪個部門」敢採用了。
最後捎給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教授和黨委書記吳友富一句話，先管好你們的女大學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