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報的長期讀者們或許都會記得，幾個月前，當古巴危機十分嚴重時，本報社評曾大大讚揚英國的哲學家羅素，說他是最明智的哲人，說他是本報最佩服的當代偉人。這不僅因為他大聲疾呼的反對核子戰爭，以九十高齡，尚自為了人類前途而甘心入獄，還因為他向來主張容忍異見，主張開明，主張頭腦清醒而反對盲目崇拜。他的人生哲學是：「找尋一種方法，使得人類在社會中生活，不必竭盡所能來損害旁人。」我們辦報的哲學，主要是孔子的哲學，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主張中庸之道（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這與羅素的哲學幾乎是一致的，就像孔子一樣，羅素的最終理想是大同世界。在他每一部討論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書中，他都認為，人類的前途寄托於一個世界政府的組成。
我們也擁護世界政府的理想。雖然目前看來似乎很困難，但我們深信，這是一條必然的途徑。當春秋戰國之時，中國就是天下，晉楚之爭、秦趙之爭，其激烈之程度，也不亞於今日美國和蘇聯的衝突。但這些國與國的界限終於泯滅了，中國大一統而成為一個國家。今日從莫斯科到華盛頓，比當年從秦國的咸陽到齊國的臨淄實在要方便得多，迅速得多。不能說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不能實現的空想。
羅素在一篇短文《我的信仰》中曾說：「有一段時期，西方世界分裂為信仰新教和信仰舊教兩派；各國政府非此即彼，頭腦清醒而守中立的人屬於少數，當時認為這些人是微不足道的，但經過了大約一百年的殘殺，任何一方都得不到勝利之後，人們對這種事厭倦了，停止了戰爭。我們今天回顧起來，覺得壓迫新教和壓迫舊教之間，並不見得哪一方面更有理由，我們只能將十七世紀的西方人分為兩派，一派是頭腦清醒的，另一派是互相殘殺的愚蠢的狂熱分子。將來人們看我們這時代，共產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也都屬於狂熱分子。最終的勝利一定不會屬於狂熱分子，因為他們企圖使人的情緒經常處在緊張狀態之中，到得最後，大多數人一定會覺得這種緊張的情形是忍受不了的。經過了緊張刺激的宗教戰爭之後，跟著而來的是十八世紀，那是一個理性的時代，一個輕鬆的、與民生息的時代。我確信，目前這種思想意識的激戰過去之後，又將是一個理性的時代，那時候，人民將不願為了堅持某種信仰而去迫害旁人，因為這種信仰根本是沒有根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