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
捷克政府對作家和藝術家的讓步，包括許多方面：過去被禁的作品，現在可以出版了；過去被放逐的作家，現在已恢復自由；許多在以前不准上映的電影、話劇，現在忽然獲得「解禁」，在戲院中上演，吸引大量的觀眾；一部不依照馬列主義文學路線寫作的、引起爭論的戲劇，上月獲得國家的獎章。
這種種事件可能只是一種開端，它表示捷克作家在不久的將來，也會享有像匈牙利作家們現在所享有的一般多的自由。
今年五月間召開的捷克作家協會第三次會議，是一次激烈的、向政府挑戰的會議，協會主席伊凡史基拉發表了一篇演說，獲得暴風雨般的喝采。他說：捷克政府對藝術的要求，只有一個片面的觀點，便是「教育意義」。在這種要求下，許多作品變成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的教科書，而真正有創造性、有生動的對社會現狀的描寫的作品，卻受到政府的歧視。
史基拉說：文學作品特別是戲劇，最主要的原則是不斷去發掘和暴露社會的衝突。假使不讓作家們去表現這種衝突的本質，而只描寫那些無關痛癢的片面，偉大的作品便無從產生。他鮮明地提出要求，期望捷克共產黨不對文學加以「教條」式的限制。
史基拉的演說不但是對捷克當政者一種挑戰，而且是對赫魯曉夫的挑戰，因為赫魯曉夫在文學上的立場正是「教條主義」式的，在這一點上與中共對文學工作者的要求並無二致。
另一個引人注意的事件是捷克的學者和教授們要求恢復前總統賓納的地位和聲譽。賓納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捷克總統，一九四八年，共黨執政，賓納被逼退位。以後共黨政府在歷史上和教科書上，對於賓納的事跡一直作了歪曲的描寫，說他是資產階級的反動分子，是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協定的「投降者」。捷克的兒童和少年在教科書上對賓納留下一個惡劣的印象。
但是與賓納處在同時代的人知道這不是事實。歷史學教授格連最近在共黨刊物上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為賓納辯護，指出他在過去對國家的貢獻，要求政府在教科書上將賓納的被歪曲的形象改變過來。這篇文章立即引起同情的響應。
類似這樣要求還有許多，例如，有人要求恢復某些戰前的紀念日，這些紀念日是在共黨執政時取消的。……總之，今年可說是捷克共黨最頭痛的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