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關於匈牙利的近況，我在日前譯過一篇《倫敦泰晤士報》的通訊。最近，英國《經濟學人週刊》有一篇談到匈牙利的文章，其中一些內容，還可作為該文的補充。
這篇文章說，沒有一個共產國家的人民像匈牙利那樣強烈地反對過他們的政府；也沒有一個共產國家的領袖像卡達爾那樣苦心地企圖取得人民的擁護。
最明顯的是今年三月廿一日的大赦，雖然這不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大赦，但重要的是許多「要犯」都被釋放出來了。據卡達爾在去年十一月宣佈，百分之九十五因一九五六年革命事件而被捕的犯人已被釋放，那麼最近這一批將是屬於百分之五的小數目以內。這批人名尚未獲悉，但匈牙利人民顯然未料到政府的慷慨大量竟一至於此。
在三月二十一日的同一天，卡達爾宣佈，匈牙利宗教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已趨於正常。教堂的各種儀式可以自由舉行。在學校中，只要得到允許，學生們可以接受宗教的教育。著名的托山尼神父，在最近的一次大赦中遭到釋放，他是一九五八年被判無期徒刑的。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因反革命活動被拘的九個教士，也多數遭到開釋，只有一人尚在獄中。匈牙利的唯一大主教敏遜蒂，現在雖接受美國大使館的庇護，但相信卡達爾政權不久也將讓他離開國境，只要他願意這樣做的話。
當然，這種宗教式的自由只是表面化的，每一個教區都有政府指定的教士在監視。但儘管如此，在人民眼中也顯得比以前「正常」得多了。
匈牙利農民受到政府的鼓勵，可以發展他們的私有生產。政府甚至令農民覺得這種制度不是暫時的，而是長久的。反對私有生產的官員們，都受到「教條主義」的批評。事實上，匈牙利農民在「私有」的鼓勵下，生產了大量的副食品。這是集體農場所無法生產的，食品包括牛奶、牛油、雞蛋、豬肉和牛肉等。這是政府不得不繼續和農民「合作」的理由。
卡達爾對作家的寬容的態度，尤其令人驚異，最近一批在以前無法想像的作品竟先後發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