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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廢除了作為學者間通用語的拉丁語和引入了小家子氣的民族語言，這是知識、學術界的真正不幸。首先，只有依靠拉丁語的作用，才可以在歐洲有一廣大的、有知識的讀者群。這樣，每一本新出的書籍都可以直接面向這些讀者。現在，歐洲真正有思想、有判斷力的人本來就已經很少了，如果再由於語言的限制而把學術的論壇分割和拆散，那這些人所發揮的良好作用就更是大為削弱了。由那些混飯吃的寫作匠所炮製、經出版商所隨意挑選的譯文，卻是廢除了普遍通用的拉丁語以後至為糟糕的代替品。正因此，經過短暫一段閃亮時間以後，康德的哲學就陷入德國人遲鈍判斷力的重重包圍，而費希特、謝林鬼火般的哲學，最後還有黑格爾的偽科學卻閃爍於一時。正因此，歌德的色彩理論得不到公正的對待。正因此，我得到的是人們的無視和忽略。正因此，獨具智力和判斷力的英國民族仍然由於讓人臉紅的信仰狂熱和教士約束而被貶低了身份。正因此，法國遐邇聞名的物理學和動物學才缺少了有力和相稱的形而上學所提供的支撐和調控。我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但是，用不了多久，比這更大的第二個壞處就會隨後而至，亦即人們不再學習古老的語言。現在法國，忽略對這些語言的學習已成風氣，甚至在德國也是如此。在19世紀30年代，Corpus juris[3]已被譯成了德文。這一跡象清楚表明了人們不再懂得作為所有學問基礎的拉丁語。因此，這也表明了蒙昧、粗野到來的信號。現在情形已經發展到了這種地步：連希臘文甚至拉丁文的原文現在卻是附帶著德文註釋一同出版。這簡直就是亂七八糟的瞎胡鬧。這裡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編者不再懂得拉丁文寫作（儘管那些先生們如何顯得很有學問的樣子），而可愛的年輕一輩在他們的手裡也巴不得走上懶惰、無知、粗陋之路。我原以為有識之士會在學術雜誌上對這種編輯做法理所當然地鞭撻一番，但讓我吃驚的是，沒有人對此予以責備，就好像這一切都是理當如此。這意味著書評家只是書籍編者或者出版商的無知保護人、親朋戚友。做得穩妥、天衣無縫的低級行徑，在德國的各類文字出版物中已經習以為常了。

我在這裡要指責的另一越來越明目張膽的做法，就是人們在學術著作、在真正探討學問，甚至是在學士院出版的雜誌、期刊裡，在引用希臘文甚至拉丁文著作時，作者搬出的竟然是德語的譯文。這是低級、平庸的又一例子。天哪！難道你們的文章是要寫給裁縫、鞋匠看的嗎？我想是的——這樣就可以為書刊打開銷路了。那麼，就讓我說出這樣的話吧：你們的確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是俗，請你們骨子裡多一點自重，口袋裡就讓它少一點錢吧。就讓那些不學無術的人自感不如好了，不要盯著人家的錢包哈腰、鞠躬！用德語譯文代替希臘語和拉丁語原文，就等於用菊苣根代替真正的咖啡。此外，這些譯文的準確性我們可是一點都不敢放心的。

如果事情到了這步田地，那就再見了，人文科學！再見了，高雅的趣味和高貴的思想！蒙昧、野蠻又將降臨——雖然現在我們已經有了鐵路、電報和熱氣球。最後，我們也一併失去了我們的先輩曾經享受過的一大優勢。也就是說，拉丁文不僅為我們打開了古代羅馬帝國的大門，而且也直接讓我們瞭解到在整個中世紀時期和一直到上個世紀中葉為止的當代時期，在歐洲各個國家、地區的情況。這樣，9世紀的司各圖斯、12世紀的薩利斯伯裡、13世紀的雷蒙·魯露斯，以及無數其他的人就可以直接向我們說話，所使用的語言是這些人在談論學問事情時自然就會用上的。這樣，直至現在，這些人仍然與我那樣的貼近，我可以直接與他們接觸，真正認識他們。但如果他們每人都用自己當時特別的地區、國家語言著書立說，那現在將是怎樣的情形？那他們寫出的東西過半是我無法弄懂的，與他們進行真正的精神上的接觸就將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眼裡，他們就將是遙遠地平線上的幻影，或者，我甚至只能透過譯文這一望遠鏡瞭解他們。正是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形，根據培根自己明確的說法，培根就在霍布斯的幫助下，把自己已出版的英文《隨筆錄》翻譯成了拉丁文。

在此必須附帶提一下：在知識、科學的領域裡出現的愛國主義，就像是一個猥褻、骯髒的傢伙——人們不把他攆走才怪呢。這是因為在這裡，人們從事的是純粹和普遍人性的東西，也只有真、美和清晰才可以登堂入室，獲得人們的首肯。但現在，由於偏愛自己所屬的那一不得了的國家，這份偏愛就作為砝碼放在了衡量事物的天平上。還有什麼比這更加離題和更加荒謬的？由於摻進了愛國主義的考慮，現在就得罔顧真理，或者不公平對待別國的偉大思想者——目的就是歌頌自己本國更為遜色的頭腦。這種庸俗行為的例子我們每天都可在文章中看到，所有歐洲國家都有。這種愛國情感因此在依裡亞特[4]的三十三個文學寓言裡受到了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