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記得上小學的時候，班主任總是說人的智力都是差不多的，只看你夠不夠努力。幼稚的我從來不曾懷疑過這一偉大的教誨，直到年紀大了，在論壇上歷練久了，才曉得我的前半生全被班主任騙了。當然，這應該只是一種善意的欺騙，我並不怪她。
論壇上永遠會聚著五湖四海的人，除了語言之外，再沒有任何東西標識出每個人的身份。所以，當我們的注意力不受任何干擾時，才能夠從語言上，僅僅從語言上，清晰地辨認彼此。於是就有了我的第一個重要發現：在許多爭議問題上，往往並不是人們的年齡、性別、地位、收入、職業、教育程度或立場的不同，而是智力的不同劃分出對立的陣營，而問題之所以總會永無止境地爭論下去，主要是因為聰明人和笨人的溝通障礙——兩者雖然看似操著同一種語言，實則邏輯方式大相逕庭，彼此都會同樣感覺到「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
當然，我還算是比較聰明的，於是我很想弄明白笨人究竟是怎樣思考問題、怎樣認識世界的，我不由自主地對他們產生了極大的好奇心，急於瞭解「我們」和「他們」到底區別何在。從學術上講，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心理學課題，而且頗有黑格爾式的哲學意義：「我」的概念產生於「你」的概念之後，人只有先認識到了「你」，才在參照之下產生了自我意識。如果你不曾受過系統的哲學訓練，沒有關係，任何粗俗的問題都可以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但也可以不上升得那麼高。
我發現聰明總是伴隨著幽默感，一個很有幽默感的人智力必定不差，而一個不但自己不會幽默，也理解不了別人的幽默的人，智力一般比較平常。但是，總體來看，生活滿意度高的反而是後一種人，他們滿懷樂觀的生活態度，對美好的事情總是充滿了希望。
舉一個例子好了。不可能有人真的相信，只要看了某某暢銷書，自己就也能靠著2000美元環遊世界，或者帶著幾十元錢穿越西藏。這樣的極端經驗即便真實，也是不可複製的，就像一個中過彩票大獎的人也可以寫一本《兩元錢立賺五十萬》，而凡是智力正常的人都不會認真考慮小概率事件。假如一件事情的完成需要許多小概率事件湊在一起才行，認真傚法的人還會有幾個呢？
花錢買書的人也不可能真的相信這種奇跡可以大規模地複製，他們更多的只是借這樣的書來完成自己始終不能實現的夢想，在白日夢的過程中自我陶醉一番罷了。聰明而理性十足的讀者則很難得到這樣的滿足，他們一下子就會看清夢的實質，就算不立即掉轉頭去，至少也會生起幾分狐疑。有些謊言和假象明明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無奈就是騙不過他們的眼睛。
2.
寫書的人也可以因此分成兩種類型：陸小鳳型和郭靖型。前者聰慧過人，富於幽默感，更有理性的趣味；後者用力甚勤，頗有重、拙、大的境界，更有感性和直覺的趣味。我覺得錢鍾書和錢穆就分別是兩種類型的代表。
讀錢鍾書的書，除了佩服他的淵博學養之外，還會時時讚歎他的機智和幽默。如果他不那麼喜歡讀書，而是去做綜藝節目的主持人，一定也會星光燦爛的。
錢鍾書寫過一本《宋詩選注》，在我讀過的所有詩詞注本裡，這實在是最有趣的一本。比如書中介紹詩人吳濤是這樣說的：
吳濤（生年死年不詳）字德劭，崇仁人。在歷代的詩話裡，南北宋之交的吳沆《環溪詩話》是部奇特的著作，因為它主要是標榜作者自己的詩。也許他非得自稱自讚不可，因為那些詩的妙處實在看不出來。吳沆筆歌墨舞地自我表揚之後，想到哥哥，於是在卷下裡引了吳濤幾首詩，下面這一首寫春深夏淺、乍暖忽寒的情味，倒是極新穎的。（錢鍾書著：《宋詩選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238頁）
以上就是對吳濤的「作者簡介」的全文，簡單到了極點，但就是在峰迴路轉之間活靈活現地勾勒出了詩人的情態和背景，透著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特有的貴族文人的詼諧。
有極簡的寫意，還有極繁的工筆。在介紹楊萬里的時候，錢鍾書整整用掉了四頁的篇幅，另加兩頁註釋。而工筆也有工筆的妙趣，比如介紹到楊萬里寫詩連俗語也務求「無一字無來處」時，取譬之妙令人過目便不肯忘掉：
換句話說，楊萬里對俗語常談還是很勢利的，並不平等看待、廣泛吸收；他只肯挑選牌子老、來頭大的口語，晉唐以來詩人文人用過的——至少是正史、小說、禪宗語錄記載著的——口語。他誠然不堆砌古典，而他用的俗語都有出典，是白話裡比較「古典」的部分。讀者只看見他瀟灑自由，不知道他這樣謹嚴不馬虎，好比我們碰見一個老於世故的交際家，只覺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錢待人都有分寸，一點兒不含糊。這就像唐僧寒山的詩，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誇口說：「我詩合典雅」，後來的學者也發現他的詞句「涉獵廣博」。（《宋詩選注》，第253—254頁）
這樣的說明，既有日常取譬，又有相類的掌故，信手拈來，毫不著力。
當然，這樣的優點只能算是錦上添花的東西，真正見功力的地方是錢鍾書可以把一句詩的前世今生、前因後果考據得清清楚楚，而就是在這樣的考據裡，也透著一絲掩不住的聰慧。例如，大家都熟知的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風又綠江南岸」一句，錢鍾書的考據真讓我們覺得熟中見生：
這句也是王安石講究修辭的有名例子。據說他在草稿上改了十幾次，才選定這個「綠」字；最初是「到」字，改為「過」字，又改為「入」字，又改為「滿」字等等（洪邁《容齋續筆》卷八）。王安石《送和甫寄女子》詩裡又說：「除卻春風沙際綠，一如送汝過江時」，也許是得意話再說一遍。但是「綠」字這種用法在唐詩中早見而亦屢見：丘為《題農父廬舍》：「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李白《侍從宜春苑賦柳色聽新鶯百囀歌》：「東風已綠瀛洲草」；常建《閒齋臥雨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行藥至石壁，東風變萌芽，主人山門綠，小隱湖中花。」於是發生了一連串的問題：王安石的反覆修改是忘記了唐人的詩句而白費心力呢？還是明知道這些詩句而有心立異呢？他的選定「綠」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後想起了唐人詩句而欣然沿用呢？還是自覺不能出奇制勝，終於向唐人認輸呢？（《宋詩選注》，第77頁）
考據做得細緻，問題提得周密，也不曾輕易下任何結論。當年初讀這本書的時候我還不大覺得這本書有什麼太出色的地方，後來同類書讀得多了，才越發體會得出錢鍾書寫作的妙處。
但也正是因為如此這般的出色，所以我向來以為錢先生是不大適合寫小說的。小說家總要笨一些才好，有點感性，有點執拗，看問題看不到這樣的周密透徹，下結論也下不得這樣的謹慎小心。簡言之，學者和小說家所需要的素質是完全相反的。
《圍城》證實了我的判斷，學者式的聰慧用到這部小說裡就顯得尖酸刻薄，格言雋語的充斥則徹底破壞了小說的渾然之美——這都是流行小說的典型特質，是書商所謂的「賣點」，所以它成為暢銷書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三聯版的這本《宋詩選注》裡，刊載了楊絳的一篇《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作為代序，其中果然提道：「他對自己的長篇小說《圍城》和短篇小說以及散文等創作，都不大滿意。儘管電視劇《圍城》給原作贏得廣泛的讀者，他對這部小說確實不大滿意。他的早年作品喚不起他多大興趣。『小時候干的營生』會使他『駭且笑』，不過也並不認為見不得人。」
假若有人在錢鍾書面前讚美《圍城》，場面想必會比較尷尬吧。小時候聽流行歌曲的經歷讓我思考過一個問題：創作型的歌手往往在一炮而紅之後，愈後出的專輯銷量愈少，人們愈是說他們江郎才盡，而我感覺實情往往是相反的，是歌手們一直浸淫在音樂當中，欣賞水平自然比普通歌迷提高得快，他們的創作也就越來越曲高和寡。
閱讀趣味也是一樣的道理。文學青年在上了一些年紀以後，在閱讀量上有了質的飛躍以後，欣賞趣味自然會和以前不同——以我的觀察，很多人都會從感性審美轉入理性審美，興趣點從文學轉向史學和哲學等等，所以他們在成熟之後寫出的作品也往往因為缺乏感性色彩，興趣點和普通讀者不再能夠產生共鳴而失去了以前的很多讀者。如果其中有人在成熟之後雖然有了更多的閱歷、閱讀和見識，卻仍然不失年輕時的感性風格和文學青年的典型趣味，那麼寫出來的作品一定是大受歡迎的。
3.
學術作品若是偏於感性，往往也更容易讓普通讀者喜歡，錢穆的書就是很好的例子。錢穆的《國史大綱》裡有一段綱領性的名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事實上錢穆的寫作也確實是依據著這一綱領的，讀起來真令我們感到親切、溫暖和自豪。
錢穆寫起中國史就像一位母親向人介紹自己的兒子，我們因為和她的兒子沾親帶故，所以聽起來大為愜意，然而在外人聽來，卻不由得不對其可信度抱有幾分懷疑。比如我們讀錢穆的《論語新解》，簡直不覺得這是當代學者的話，而是一位正統的儒家老經師懷著敬畏之情在向我們傳道。在他的書裡讀不出聰慧，卻時時遇到滿腔的赤誠，這歸根結底都是對中華文化優越性的牢不可破的信念。
錢鍾書完全沒有這個調調。我一直相信，錢鍾書在普羅大眾當中的赫赫聲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文風的晦澀。假如《管錐編》也像《圍城》那樣通俗、那樣流行的話，人們一定會發現他對傳統文化滿是刻薄的譏諷，把一部部國學經典的光環摔得粉碎，完全像是一個熱心於「祛魅」的後現代主義者。
你更偏愛哪種風格呢，是錢穆的感性還是錢鍾書的理性呢？這恐怕不取決於你的專業背景，只取決於你的個人氣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