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方哲學倒也不全是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邏輯思辨，人生指南當然也是有的，只不過他們總想把人生指南打扮得理性一點，至少經得起合乎邏輯的推敲。偏重感性的、富於東方色彩的人生指南雖然不多，但也有過一些轟轟烈烈的場面。
我曾看過一篇舊雜誌上的報道，外國記者刁難一位名人，說你們既然那麼自信，卻為什麼對存在主義思潮特別緊張呢？名人答道：「這就好比我的身體雖然很健康，雖然吃下一隻蒼蠅也得不了病，但我還會小心提防不讓自己吃到蒼蠅。」有天我看了《功夫熊貓》第二部，這個動畫片雖然一派中國元素，但核心價值觀正是標準的存在主義。熊貓阿寶不僅憑著中國功夫，更憑著西方的存在主義價值觀戰勝了邪惡的孔雀王子。
80後、90後可能沒幾個人看得出這個門道，但在20世紀80年代經歷過薩特熱、海德格爾熱的人應該會發出會心一笑了，而那位名人如果也是今天的觀眾之一的話，會不會感歎這潤物細無聲、殺人於無形的價值滲透呢？
存在主義就是西方哲學裡典型的人生指南，所以那些自詡純正的哲學家們不願意正眼看它，像羅素寫《西方哲學史》根本就沒給存在主義任何篇幅，當然，存在主義者們也很排斥羅素那些人。倒是海德格爾選擇了一個超然的姿態，索性不把哲學當作一門學問，而僅僅當作每個人最私人的心靈感悟罷了。所以海德格爾在專業圈以外的名氣也大得驚人，這實在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
2.
如果在人生哲學裡做個細分，那麼存在主義應該算是勵志類的，鼓勵人們積極向上，把握人生的選擇；現在更流行的是心靈雞湯類，教人們謙和恬淡，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或者說「怎麼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生活」。
心靈雞湯式的哲學在西方傳統裡也是有的，和勵志類一樣，也不在主流的哲學傳統之內。
古羅馬哲學皇帝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就是這樣的一本書，書裡邊以一種無比豁達的語調論證了這個世界裡其實並沒有惡，我們之所以覺得這個世界裡充滿骯髒和罪惡，那只是因為我們不曾把宇宙的至理想通：
最後，以一種歡樂的心情等待死亡，把死亡看作不是別的，只是組成一切生物的元素的分解。而如果在一個事物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元素本身並沒有受到損害，為什麼一個人竟憂慮所有這些元素的變化和分解呢？因為死是合乎本性的，而合乎本性的東西都不是惡。（[古羅馬]馬可·奧勒留著，何懷宏譯：《沉思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7頁）
當洗澡時你看到這樣的東西——油膩、汗垢、骯髒、污穢的水，所有的東西都發出令人作嘔的氣味——生命的每一部分和一切事物都是如此。（《沉思錄》，第7頁）
痛苦或者對身體是一個惡（那就讓身體表示它的想法吧），或者對靈魂是一個惡；但是，靈魂堅持它自己的安寧和平靜，不把痛苦想作一種惡，這是在它自己的力量範圍之內。因為每一判斷、活動、慾望和厭惡都是發生在內心，而任何惡都不能上升得如此高。（《沉思錄》，第98頁）
如果你因為什麼外在的事物而感到痛苦，打擾你的不是這一事物，而是你自己對它的判斷。而現在清除這一判斷是在你的力量範圍之內。
一般來說，惡全然不損害到宇宙，特別是，一個人的惡並不損害到另一個人。它僅僅損害這樣的人——只要他願意，就可以擁有擺脫惡的力量的人。（《沉思錄》，第105—106頁）
損失只不過是變化。而宇宙的本性歡喜變化，通過服從於它，所有事物現在都進行得很好，自古以來一直是以類似的方式進行，在無盡的未來也將是如此進行。（《沉思錄》，第118頁）
或者是所有東西都來自一個理智的本原，在一個身體中結為一體，那麼部分就不應不滿於為了整體的利益所做的事情；或者只有原子存在，除了原子的混合與分解別無他物。（《沉思錄》，第119頁）
這種道德說教是自有一套哲學背景的。在哲學史上，馬可·奧勒留是晚期斯多亞學派的三大代表人物之一，葉秀山、王樹人主編的《西方哲學史（第二卷）》（姚介厚著）說這一派的新特點有：「將斯多亞學派哲學高度倫理化，很少理論思辨的研究，注重道德實踐性，對邏輯學幾乎不做研究，涉及少許自然哲學也是為倫理目的做旁飾，而倫理的研究主要是為帝制的穩固統治提供法制的倫理根據和建樹倫理道德秩序，是奉獻給君主的道德統治術和羅馬帝國式的世界主義政治倫理。」（姚介厚著，葉秀山、王樹人主編：《西方哲學史（第二卷）》，鳳凰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87頁）
具體說到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這部著作表明，馬可·奧勒留和先前的羅馬斯多亞學派一樣，不論及邏輯學，重在論述神主宰自然、社會與人生，發揮愛比克泰德的道德論說，力圖繼續用斯多亞學派的天命觀、神道論和倫理、政治觀，維繫羅馬帝國這個龐大的『世界共同體』……他哀歎人生無常，萬物流轉，天道輪迴，在變幻莫測的苦難中，人只能聽從命運的安排，唯求內心寧靜，他的倫理學中有悲觀主義宿命論的基調。馬可·奧勒留的斯多亞主義已散發出悲涼氣息，表明它已無力發展自身以療救江河日下的羅馬帝國。他的學說標誌著羅馬斯多亞主義走向終結。」（《西方哲學史（第二卷）》，第1002—1003頁）
《西方哲學史》的評價也許並不對中國老百姓的口味，專家們嫌《沉思錄》太不哲學了，老百姓卻很可能覺得這才是我們最需要的「人生哲學」。奧勒留皇帝倒不是憑空地發些道德議論，而是在一個哲學的大框架下小心地推論出那些道德倫理的。比起中國的傳統哲學，這已經算是很哲學、很邏輯了。
奧勒留相信神創造了宇宙，並且在一開始就為宇宙當中的萬事萬物打造好了嚴格的因果鏈條，換句話說，就是規定了所有人和所有物的宿命。一旦你想通了所有的悲歡離合不僅是宿命的安排，更是神的意旨，你就有十足的理由心平氣和、氣定神閒了。
但這好像還不夠。你會很不服氣地質問：「為什麼神安排的命運裡邊會有那麼多的骯髒和罪惡呢？」奧勒留皇帝會苦口婆心地告訴你，你之所以有這種感覺，只是因為你的眼界太褊狹了，只要你學會用「整體」的眼光看問題，從大局著眼，就會發現那所謂的骯髒和罪惡都只不過是至善的不可或缺的小小環節。讓我用音樂來舉例好了，如果你聽到一個聲音覺得刺耳，那只是因為你單單去聽這一個音符，只要你把完整的樂曲傾聽下來，就會知道那個音符是一段美妙旋律當中必不可少的一分子，是一個悠揚和聲中的第一個聲音。那些骯髒和罪惡其實並不是真的存在，只是你褊狹內心所形成的荒謬的主觀感受罷了。
想通了這些道理，你就可以坦然面對一切逆境，不要怕別人會傷害到你，因為「一個人的惡並不損害到另一個人」。簡單講，心態決定一切。
可以令你更加感到欣慰的是，壞人不但傷害不到你，還會傷害到他自己，因為「那作惡者也是對自己行惡。那做不義之事的人也是對自己行不義，因為他使自己變壞」。（[古羅馬]馬可·奧勒留著，何懷宏譯：《沉思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11頁）
這種觀點即便在心靈雞湯裡都稱得上是一劑猛藥，但這不是西方獨有的怪論，中國的古代先哲也這麼講過。《左傳》開篇有一個「鄭伯克段於鄢」的故事，講鄭莊公處心積慮地誘使自己的弟弟犯罪，然後名正言順地把他除掉。記得初中語文課本選過這篇文章，這該算是家喻戶曉的故事了吧。宋代大學者呂祖謙在《東萊博議》中評論鄭莊公，簡直和奧勒留皇帝不謀而合，我曾在其他著作中寫道：
從文字技巧來看，呂祖謙這篇範文確實稱得上範文。先從比喻入手，說明鄭莊公如同釣者，叔段好比魚兒，這世上沒有人會因為魚兒被釣上了鉤而責怪魚兒的不是。叔段原本並不壞，只是腦瓜笨，這才一步步上了莊公的當。然後詞鋒一轉，加以道德評論，說叔段之惡與日俱增，而莊公之惡也隨之與日俱增，人們都認為莊公只是殺了一個弟弟，作者卻認為莊公動一下殺弟的念頭就算殺弟一次，動了千萬次念頭自然要算是殺掉了千萬個弟弟，罪過實在太大。
接下來再論鄭莊公的用心，陰險至極，騙過了舉國之人，處心積慮要除掉叔段。但這還不算完，作者又舉《左傳》後文的兩處例子，以證鄭莊公的欺世之心。最後一段峰迴路轉，說鄭莊公雖然是加害人，自己卻也是個受害者。這實在是一個怪論，自然會引起讀者的好奇，於是作者解釋道：要想騙住別人，先得騙住自己的心，莊公得意於自己騙過的人很多很多，卻沒想到自己的心也同樣被騙過很多很多。受了別人的欺騙，其害處無非只是身害；去騙別人，自己卻會落下心害。哀莫大於心死，心害甚於身害，欺人者本要欺騙別人，卻也害了自己，好比釣者吞了自己投下的釣餌，好比獵人掉進了自己挖下的陷阱，天下只有最笨的人才會做這種事。所以說，鄭莊公既是天下最陰險的人，也是天下最笨的人。
這番邏輯看似離奇，卻是呂祖謙偏於象山心學的哲學觀點的反映，所謂「人心皆有至理」，對「心」的傷害才是對人最大的傷害，這是對朱熹之「理」與陸九淵之「心」的巧妙彌合。（熊逸著：《春秋大義2：隱公元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70頁）
當我們遭受不公的時候，想想這樣的道理，也許的確能讓心裡好過一點。尤其再想到其實一切都是宿命，那還有什麼值得操心和憂心的呢？
古今中外相信宿命論的人絕對不在少數，宿命論看上去也確實是最能令人心情寧靜的一種說辭。我們可以在大哲學家的行列裡找到一個偉大的榜樣：斯賓諾莎，他真誠地論證出了宿命論的觀點，並且最難得的是，他自己終生奉行這套哲學，既沒有一點虛偽，也不曾有過任何動搖。
以下我來摘引一段斯賓諾莎的主要觀點和羅素的反駁，不知道人們更願意站在哪一邊呢。
斯賓諾莎認為，你如果把你的災難照它的實質來看，作為那上起自時間的開端、下止於時間盡頭的因緣環鏈的一部分來看，就知道這災難不過是對你的災難，並非對宇宙的災難，對宇宙來講，僅是加強最後和聲的暫時不諧音而已。這說法我不能接受；我以為個別事件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因為納入整體而變得不同。各個殘酷行為永遠是宇宙的一部分；後來發生的任何事絕不能使這行為變惡為善，也不能把「完善性」賦予包含著它的那個整體。
話雖如此，假若你合該不得不忍受比人的通常命運壞（或在你看來壞）的什麼事，斯賓諾莎講的想整體，或總之去想比你個人的悲痛更遠大的事情，這樣一條做人原則仍舊是有用的原則。甚至也有些時候，我們細想人類的生活連同其中含有的全部禍害和苦難，不過是宇宙生活裡的滄海一粟，讓人感到安慰。這種思想可能還不足構成宗教信仰，但是在這痛苦的世界上，倒是促使人神志清醒的一個助力，是救治完全絕望下的麻木不仁的解毒劑。（[英]羅素著，馬元德譯：《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05—106頁）
但是你所愛的人們遭的不幸又當如何對待呢？試想一下歐洲或中國的居民在現時期往往會遇到的一些事。假定你是猶太人，你的家族被屠殺了。假定你是個反納粹的地下工作者，因為抓不著你，你的妻子被槍斃了。假定你的丈夫為了某種純屬虛構的罪，被解送到北極地方強迫勞動，在殘酷虐待和飢餓下死掉了。假定你的女兒被敵兵強姦過後又弄死了。在這種情況下，你也應該保持哲學的平靜嗎？（《西方哲學史（下卷）》，第103頁）
今天的勵志讀物完全會站在斯賓諾莎一邊，即便宿命論這個提法已經不合時宜了。羅素的話雖然在理，但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真實，還是視而不見的好。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一個信奉了宿命論的人，真的就能過上他的「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嗎？斯賓諾莎看來是過上了，他的一生除了因為堅持信念而不屈於威逼利誘之外，完全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默默地忍受被同胞放逐的生活，以磨鏡片為生，拒絕一切榮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用羅素的話說：「斯賓諾莎的為人極徹底地實踐這句箴言。他在生活的最末一天，完全保持鎮靜，不像《斐多篇》裡寫的蘇格拉底那樣情緒激昂，卻如同在任何旁的日子，照常敘談他的對談者感興趣的問題。斯賓諾莎和其他一些哲學家不同，他不僅相信自己的學說，也實踐他的學說；我沒聽說他有哪一次，儘管遇上非常惹人生氣的事，曾陷入自己的倫理觀所譴責的那種激憤和惱怒裡。在與人爭論當中，他謙和明理，絕不進行非難，但是竭盡全力來說服對方。」
現在我們先不考慮宿命論究竟是對是錯，只從功效的角度著眼。如果宿命論真能如此有效地撫慰人心，直接拿來為我所用也就是了，管他真假對錯呢！其實在進入理性時代之後，一些宗教人士也對自己信仰的真偽有些懷疑了，但他們還是熱忱不改地四處傳教，因為他們相信信仰畢竟還是有補於世的。
那麼，宿命論者應該採取同樣的策略嗎？
3.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位在宿命論裡跳進跳出的人物，他就是明代的袁黃，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了凡。他把自己的傳奇一生寫下來教育兒子，這些文字後來被刊刻出版，題為《了凡四訓》，直到今天還有各個版本在賣，還有高僧大德在講。陳曉旭還專門拍過一部《了凡四訓》的電視劇，據說不為賺錢，只為傳播福音，我並不懷疑她的真誠。
袁了凡在《明史》裡只有極其簡略的兩三筆記載，不是什麼大人物，但其生平極具傳奇色彩。
袁了凡生於嘉靖十四年（1535），江蘇人，在他15歲的時候，偶遇一位精通邵子皇極數的孔老先生。孔老先生為袁了凡批了一生的命數，預言他將來何時中舉，何時做官，具體而微到了中舉中第幾名，做官做到多大、俸祿多少，算得非常詳盡，沒有一句含糊其詞，最後說他能活到54歲，八月十四日丑時壽終正寢，命中無子。
袁了凡當時半信半疑，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孔老先生當初的每一個預言都準確無誤地應驗在了自己身上。終於出現過一次小小的偏差，袁了凡以為孔老先生畢竟不是神人，百密一疏，看來命運或有轉機，沒想到世事陡轉，還是應驗了預言。
人生活到這種境地，當真可以雲淡風輕、無慾無求了。但袁了凡可不像斯賓諾莎那般寂靜灑脫，反而變得心灰意冷，不再追求上進，一切聽天由命。尤其是，在當時的社會裡，沒有子嗣可是一個天大的缺憾，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可袁了凡縱然想要兒子，一想起孔老先生的批語，也就只好絕了念頭。
到了35歲那年，袁了凡要去南京國子監讀書，在報到之前，他先去拜訪了在棲霞山修行的同鄉雲谷禪師。兩人面對面坐在一間禪房裡，一連三天三夜，連眼睛都沒有閉過。雲谷禪師很是奇怪，問袁了凡說：「凡人的心中都有妄念，在心中糾纏不休，而我觀察你在這三天時間裡靜如止水，不曾起過一個妄念，這是怎麼回事呢？」
袁了凡講了自己批命以來的種種事情，說自己的命運既然已經注定，索性也就聽天由命了，自然起不了什麼妄念。雲谷禪師啞然失笑，說原本以為袁了凡境界非凡才能有這般表現，沒想到只是一個碌碌之輩罷了。
雲谷禪師繼而講了一番命數的道理，說凡人的心中總是胡思亂想，所以會被陰陽氣數束縛，這才有了命數，若你是極善之人，這命數就拘不住你。因為極善之人縱然命裡注定吃苦，但大善事的力量變苦為樂，變貧賤為富貴，變短命為長壽。極惡之人也不受命理的拘束，儘管他命裡注定享福，但大惡事的力量可以變福為禍，變富貴為貧賤，變長壽為短命。你既然20年來被命數拘得死死的，就說明你只是一個凡夫俗子罷了，既非大善，也非大惡。
袁了凡聽到了一線希望，問雲谷禪師這個命數可否逃得過去。雲谷禪師說了一番很要緊的話：「命自我立，福自我求。我作惡我就折福，我行善我就得福。這是各種書裡都講過的，我們佛經裡也說：一個人要求富貴就得富貴，要求兒女就得兒女，要求長壽就得長壽。一個人只要多做善事，命數就拘他不住了。這是佛菩薩說的話，說謊是佛家的大戒，哪有佛菩薩還會亂說假話騙人的呢？」
袁了凡豁然開朗，接受了雲谷禪師的指教，還把以前做過的錯事在佛祖面前認真懺悔了一遍，並且作了一篇文，先祈求能得到功名，然後發誓要做三千件善事來報答天地祖先的生育之恩。雲谷禪師拿了功過格給他，要他真心誠意地把每天的所作所為都記在上邊，善事就記在「功」的一欄，惡事就記在「過」的一欄，又教了他一套畫符唸咒的法門。
從此之後，袁了凡如獲新生，嚴格遵循雲谷禪師的教導行善去惡、畫符唸咒，稱得上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第二年的科舉，孔老先生原本預測袁了凡考中第三名，但他居然考中了第一，命運真的不同了！此後一發而不可收，袁了凡不但做了官，居然還有了兒子。看來孔老先生千算萬算，沒算到棲霞寺遇到雲谷禪師這件大事。
4.
袁了凡的生平事跡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但這都是他親筆所記，語言摯誠，況且是寫來教育兒子的，總不該說謊才對。世人正是因為他的這番摯誠，紛紛信以為真，有樣學樣，希望能靠積德行善給自己修來好生活。
我早年讀《了凡四訓》，最感到好奇的是孔老先生神乎其技的占卜技術。袁了凡說那是邵子皇極數，也就是邵康節的《皇極經世》。我找來那本書看，發現完全不是講占卜的，仔細查查資料，才知道邵康節和諸葛亮、劉伯溫相似，本身只是一位宋代大儒，是民間傳說把他打扮成了神神道道的樣子。坊間流傳的各種版本的邵子神算不過如同《周公解夢》和《推背圖》一樣，都是鑒別讀者智商的利器。
最有意思的是，人們算命都是為了預知未來以趨吉避凶。好比你丟了一頭牛，去找算命先生起一卦，看在哪裡可以找到。如果算命的結果都像袁了凡這樣，那就談不上什麼趨吉避凶了；若算到未來哪一天大難臨頭，而你又知道注定躲不過去，心裡真不知道該是什麼滋味。
我有時也懷疑袁了凡是不是出於勸善的目的編造了自己的神奇生平，就像柏拉圖那種「高貴的謊言」一樣。人們若為了善良的目的而說謊，往往是會說得理直氣壯。我們看幾千年來陸續成書的那些汗牛充棟的佛經，開篇都說「如是我聞」，哪可能都是真的呢？
記得《世說新語》裡有一則掌故，說東晉時期，愍度和尚與一位北方僧人做伴，準備渡江南下。兩人商量：到南方以後，咱們要是照原來的教義講，恐怕混不到飯吃。怎麼辦呢？於是兩人就發明了一種主張「心無」的新學說。結果北方僧人耽擱下來沒走，愍度和尚一個人到了南方，開講新說，效果不錯，一講就是很多年。後來北方有人來找愍度和尚，說：「當年那位北方和尚讓我轉告您：『心無』之義怎麼可能成立呢！當初咱們那麼編，只是權宜之計，為了混口飯吃而已。現在既然吃上飯了，就別再講這些了，不要違背了佛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