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木木送給我一本書，不是電子書，是真的通過快遞公司寄給我的，還附了一封手寫的信，建議我要好好讀讀這本令他無比感動的書。
我有點哭笑不得，無論如何，這份盛情總是值得感謝的。木木是一個異常積極向上的人，身上散發著聖徒的光彩，即便頭上沒有光環，你也看得出他是一個活得很有使命感的人。他特意讓我看書裡邊「天地人之道」一章裡的一個故事，說這個故事讓他頓悟了人生的真諦。故事是這樣的：
一個國王每天都在思考三個最最終極的哲學問題：在這個世界上，什麼人最重要？什麼事最重要？什麼時間做事最重要？就這三個問題，滿朝大臣沒人答得出來，這使國王非常苦悶。
後來有一天，國王微服私訪，投宿在一個陌生老漢的家裡。半夜裡，國王被一陣喧鬧驚醒，發現一個渾身是血的人闖進了老漢家裡。那人說後面有人追他，老漢就安排他躲了起來。國王嚇得不敢睡覺，很快就看到追兵來了。追兵問老漢有沒有看到一個人跑過來，老漢說沒有，追兵就走了。那個逃亡者出來對老漢說了些感激的話，也走了。老漢關上門繼續睡覺，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第二天，國王問那個老漢：你為什麼敢收留那個人？你就不怕惹上殺身之禍？你怎麼就那麼簡單地讓他走了，你就不問問他是誰嗎？
老漢淡淡地說：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眼下需要你幫助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馬上去做，最重要的時間就是當下，一點不能拖延。國王恍然大悟，他那三個久思不得其解的哲學問題一下子全都解決了。
後來在QQ群裡，木木又說起了這個發人深省的故事，大家驚歎這老漢的境界太高，我說這其實沒什麼吧，東郭先生不就做到了嗎？
木木惱羞成怒，說我又在搞怪，我很無辜地說：「難道你小時候沒學過東郭先生的故事嗎？它和老漢的故事是如此的絲絲入扣，彼此都可以做對方最好的註腳。」木木半天沒有說話，但我彷彿聽到了什麼東西碎裂的清脆聲音。
我知道人生永遠需要謊言的慰藉，妥帖而有序的人生更需要謊言的奠基——這是柏拉圖和維拉斯剛剛告訴過我們的。可我總是過於心直口快了，總是在情商做出反應之前，智商迅速地扮演了碎夢刀的角色。
補救常常是不可能的，因為勵志的謊言並不是什麼複雜深奧的智力謎題，只不過是一張窗戶紙罷了，一捅就破，而一旦捅破之後，對於豁然間看到了窗外風景的人，再把窗戶補上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2.
還有一件事也讓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訓。某女有一天興致很高，說一個困擾了她好幾年的感情問題終於被一本書裡的幾句話徹底解決掉了。在激起了所有人的好奇心之後，她說她的感情總是在自己的現任男友、前任男友和未來男友之間搖擺不定，他們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不好，直到那本書一語驚醒夢中人，道出了生活的真諦：其實跟誰過都是一樣，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有缺點，你換一個人，也只是換一種缺點來相處。
在其他人跟著她唏噓感歎之前，我幾乎不假思索地說：「可問題的關鍵是，不是每一種缺點都是你在意的缺點，一個人總可以選擇和自己不太在意的缺點相處。就像很多女人都厭惡男人不講衛生，可這對你來說就算不上什麼大問題。」
過了足足半分鐘，她在對話框裡打出了一個愕然的表情。我知道，我又說錯話了。
我總不容易受騙，所以總比正常人活得辛苦。即便沒有這個其實也並不如何惱人的自閉症，我想我也很難在社會交往中倖存下來。多年之前有一次和人面對面爭吵，有和事佬來勸我說：「某某其實人並不壞，只是天生那種性格。」我當即反駁道：「他天生那種性格，沒問題，但天生給我的性格就是讓我不能忍他。」和事佬啞口無言。
是的，我的道理一點沒錯，縱使金岳霖先生來做仲裁，恐怕也很難從我的話裡尋到任何邏輯上的漏洞。但真實的社會生活不是這個樣子，我這樣的人的確應該被淘汰出局。
3.
勵志的謊言會給人生活的信心，人際交往的謊言會潤滑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心情。當年我看著《致加西亞的信》《沒有任何借口》這類書大行其道，真的感覺匪夷所思。我理解老闆們為何會傾心於這種讀物，因為它們太適合給員工洗腦了，可我實在不能理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普通員工主動去買這種書，主動學習這裡邊的所謂職業精神。
是的，老闆和僱員的關係只不過是簡單的契約關係，大家明明應該在契約關係的大框架之下解決職業精神的問題、執行力的問題，憑什麼要像加西亞那樣送信，憑什麼執行上級命令要沒有任何借口，憑什麼要用主奴關係來掩蓋契約關係？
很多年過去之後，我卻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當年那些熱忱的勵志讀物的信徒們，那些帶病堅持工作，即便父母病重自己仍然堅守工作崗位的人（其實只是堅守前台之類的崗位），他們中的多數今天真的成就了一番事業，至少陞遷得比別人快，而那些不易被騙到的人，那些堅守著契約精神的人，反而在事業上明顯地落在了下風。
我想這可能說明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道理，在社會上討生活，容易上當受騙的天性和一往無前並甘於自我犧牲的勇氣比讀書明理重要得多。而且，勵志書的暢銷說明了大範圍的「社會非理性」大行其道，人們越是能夠順應這種非理性的潮流，就越容易過得更好。就像在信仰的世界裡，無論大家信仰什麼，只要你和大家保持一致，就很容易活得舒適；如果你非要耍點聰明，用理性來反思這一切，那麼你也許是對的，但倒霉的也往往是你。
哈耶克的收山之作《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別看書名很嚇人，其實通篇在闡釋的就是這個粗俗的道理，只不過是從社會經濟的層面來講罷了。好熊為這事狠狠嘲笑過我，說哈耶克的幾部重量級作品我都看過，卻偏偏這麼晚才想通這個無比簡單的道理。
是的，這的確夠愚蠢，也正是我的一大毛病：事情一旦和現實距離太近，我就不可避免地產生牴觸情緒，不時會出現一些理解障礙。我喜歡看一些和現實生活隔得很遠的書，對電影和動畫片也是一樣，拒絕一切現實題材的作品。
4.
最近又有一本勵志書流行起來，叫作《不抱怨的世界》，作者說他接觸過很多領域裡的成功人士，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很少抱怨生活。所以作者認為「不抱怨」一定就是一個人走向成功的必備素質，是一種值得推廣的、足以饒益眾生的處世態度。
當然，這種信息從來都是木木第一個告訴我的，他說這本書還附贈一個套在手腕上的橡膠彩環，套上這個彩環就表示你決心加入「不抱怨」的偉大人生規劃。木木希望我也去買一本書，也套上一個彩環，和他一起加入這個活動，彼此勉勵。我很奇怪為什麼木木會這麼想，我每天自得其樂的，不應該給人愛抱怨的印象吧？
似乎在木木看來，一個足不出戶的自閉症患者一定是個整天抱怨不止的人，但我懶得解釋，只是滿懷好奇心地問道：「為什麼那本書的作者認為是『不抱怨』的特點使那些人走向了成功，而不是因為他們已經功成名就所以沒什麼再可抱怨的呢？」
不幸的木木再一次被我問住了，但他很快反駁說：「你真是個愛抱怨的人，你就不能看到事情的積極一面嗎？」
我真的不是故意為難木木，我有時也很希望被這樣的勵志讀物騙上幾次，為此我真的在浩如煙海的勵志書櫃檯上仔細翻檢過。翻檢的結果也當真給我平添了幾分自信：我是不是真的格外聰明呢，難道就真的沒有一本書可以騙到我？
後來我發現這並不完全和智力有關，其實很大程度上是被我的讀書習慣害的。好比一個人苦口婆心地講述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講述科學與理性是如何靠不住，所以我們應該在某種神秘的感悟裡尋找慰藉。這是真事，當時我立即想到了約翰·洛克在《人類理解論》裡的一段話，不假思索地拿出來回答說：「如果我們因為不能遍知一切事物，就不相信一切事物，則我們的做法，正同一個人因為無翼可飛，就不肯用足來走，只是坐以待斃一樣，那真太聰明了。」
5.
我不知道成功人士和「不抱怨」是否真的存在什麼關係，但我發現他們大多具有易於受騙的資質——這似乎有點違反常識，但我發現事實真的就是這樣，不是說他們更容易被人騙去身家性命，而是說他們更容易相信恭維話和美麗的預言。是的，在面對這些東西的時候，他們比普通人更加缺乏理智，也缺乏冷靜。並且，即便沒有人如此這般地欺騙他們，他們也會自我欺騙，而且騙得很有力，很感人。
千萬不要感到意外，孔子就是這樣的人。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在匡地被拘押了起來。這其實是一場誤會，當地人是把孔子誤認作一個名叫陽貨的壞人了。匡人對陽貨的仇恨很深，所以孔子的處境非常危險，這時候他說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這是以周文化的唯一傳承者自居，說自從周文王死後，傳承周文化的重任就完全落在我的身上，如果上天真想讓這個文化斷絕，我也沒有辦法，但只要上天還不想斷絕這個文化，匡人又能拿我怎麼樣呢？
用父輩的話說，這就是標準的革命樂觀主義。孔子有這種使命感，他堅信自己在做的是一件偉大的事業，並且這一偉大事業的成敗全看他一個人了，他相信上天不會斷絕偉大的周文化，所以相信上天一定不會讓自己就這麼窩窩囊囊地死在匡人手裡。
古人梳理孔子的邏輯，認為孔子是這樣想的：如果上天真想讓周文化斷絕，就不會讓我做了這麼久的傳承工作；既然上天讓我做了這麼久的傳承工作，就一定是不想讓周文化就此斷絕；既然上天不想讓周文化就此斷絕，就一定會讓我好好地活下去。（朱熹《論語集注》）
如果換成是我，哪怕肩負著再大的使命，我也會想「地球離了誰都還會照轉不誤，縱然地球毀滅了，對於宇宙來說也算不得多大的事情」。這種世界觀可能會讓我豁達一些，但對於自己未來的命運，肯定不會像孔子那樣充滿自信，求生的慾望肯定也不會像孔子那麼強烈。所以，在周遊列國的旅途之中，很可能任何一個小小的艱難險阻都會早早地把我淘汰出局；至於孔子，他當然懷著一個錯誤的信念，上天當然不會對他有任何特殊的眷顧，但他顯然會比我這樣的清醒分子走得更遠。
6.
這種自我欺騙的精神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裡是一脈相承的，孟子就比孔子表現得還要強烈。孟子在齊國得到了厚待，但沒有得到理想中的重用，於是就毅然懷著理想主義離開了齊國，充虞在路上問他，說之前聽孟子教導說「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但現在看來，孟子好像有點不大高興似的，這是為什麼呢？
孟子答道：彼一時，此一時也，世界每隔五百年就會有王者出現，其間必有名聞天下的人，而周代先王開國以來，到現在已經七百多年了。上天要是不想平治天下也就罷了，要是想平治天下的話，「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我又有什麼不高興的呢？
這是一種何等強烈的使命感啊。還有我們自小背誦的那段：「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自信上天把大任托付給了自己，所以一切的艱難坎坷都只不過是上天特意在磨煉自己罷了。這話當然毫無道理，但孟子的自我感覺就是那麼良好。
等到了唐朝，大儒韓愈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原道》，提出了儒家有一個「道統」，傳到孟子的時候就中斷了，而接續孟子的人會不會出現呢？已經出現了，韓愈自信滿滿地說，這個人就是他韓愈自己。
這樣的人，出現在書裡會讓我們覺得偉大，若是出現在現實生活中，一定很難相處。
7.
一個人如果使命感超強並且自信爆棚的話，一定會唯我獨尊，容不得不同意見。孟子就說過應該把楊朱、墨翟的異端邪說徹底剿滅，讓天下人心歸於正道。這個正道，當然就是孟子自己的道，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儒家系統以外的學者們可不會贊同這樣的論調。
同樣，韓愈也以鐵肩擔道義的精神力圖掃蕩佛教和道家學說。天下應當定於一尊，人心也應當定於唯一的正道。如果你掌握了終極真理，當然不會認為這樣做會有任何不妥。我們今天總是宣揚儒家的仁愛精神與和平主義，其實儒家明明也有這富於攻擊性的一面。
如果他們沒有那麼大的自信，僅僅認為自家的理論只是百家之一，只是一種「學說」，而不是唯一的真理，那麼他們當然會變得寬容許多；但如果他們真的沒有那麼大的自信，恐怕他們的主張也不會在險惡的世道和殘酷的競爭中倖存下來吧。這真是一個弔詭的問題，今天那些勵志書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們，他們會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
8.
讀書也會遇到這個問題。有自信滿滿的作者，也有謹小慎微的作者，你喜歡哪一種呢？
絕大多數人都喜歡自信滿滿的作者，因為自信的情緒是很可以增加說服力的，即便這個作者在說著什麼蠢話，只要他的語氣足夠自信，還是不難取信於人的。而且，嚴密的邏輯只會使語言變得繁複，謹小慎微的作者往往會為自己的結論加上許多限定語，但缺乏邏輯訓練的普通讀者們一向是對此視而不見的，即便偶然注意到，也只會覺得囉唆。所以，我的一個編輯朋友，一個相當資深的編輯，一收到作者的稿子，總要把那些「毫無必要」的限定語一股腦地刪掉，把謹慎的觀點換成大膽的結論。
我的稿子就總是被他這麼處理，所以我從來不願意署上我的名字。最可恨的是，他對我竟然毫無愧疚，還說這是在為我的稿子增色。不過，他對我最大的意見還不是這個，而是嫌我像個冷血動物，寫東西一點沒有感情。
「感情總會蒙蔽理智。」我說。
「沒錯，」他說，「可問題是大家甘願被蒙蔽。」
理智與情感，這不僅僅是簡·奧斯汀才會關心的話題，也不僅僅是大眾傳媒才會計算的商業數學，在學術和准學術的作品裡，其實也有這樣的問題。比如你想讀一本唐詩評論方面的書，你是希望作者是唐詩的骨灰級發燒友，以熱情洋溢的口吻為你講述呢，還是希望他雖然具備必要的專業素質，但只是心平氣和，甚至冷冷淡淡地講給你聽呢？
這道選擇題似乎出得過分簡單了，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但我自己是偏愛後者的。因為我知道對一個領域的熱忱雖然是一個人悉心鑽研該領域的最大動力，但是，情感總是會蒙蔽理智，愛得越深，理智便越不清楚，這個現象即便在學術領域，在一些名師巨匠身上，也不例外。下面就讓我們來看幾個例子好了。
1769年，柏林普魯士皇家科學院搞了一次有獎徵文，主題是論語言的起源，歐洲數十位學者參加了這場競賽。一年之後，共有30篇論文呈交科學院，赫爾德的《論語言的起源》獨攬獎項，成為傳世經典，而那些落選篇目雖然也出版過幾篇，但幾乎沒有引起任何反響。大多數作品則存在了科學院的檔案室裡，默默地積累灰塵，直到200多年後，隨著語言學研究的進展，當年的盛事重新引起人們的興趣，那一批塵封的檔案才終於被翻了出來。1989年，英國學者薩爾門解讀了其中的四篇論文，並與赫爾德的《論語言的起源》加以比較，認為那四篇論文「均有獨到的思想，學術水準不在赫爾德之下，而其推論的嚴密、行文的謹慎尤勝於赫爾德。可是，除了泰滕斯的一篇外，餘者連一句『寫得不錯』的評語也未得到」。這到底是為什麼呢？是那四篇論文見地太超前了，所以當年的普魯士科學院理解不了嗎？
不，薩爾門的推測是：「赫爾德的論文之所以獲得科學院評委的一致推許，似乎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堅定地主張人類本源說，絕然否認神造語言的任何可能；二是他那充滿激情的詩化語言征服了評委們的心——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在一篇論文中用那麼多驚歎號。」
《論語言的起源》一書的中文譯本的序言講道：「赫爾德自己在另一處說過：語言若過於詩化，就會損害哲理。既如此，他為什麼要用那麼激情洋溢的文體呢？的確，今天看來，赫爾德的論證不無漏洞，即便在當時也未必能讓眾人折服。許多情況下，與其說是在辯駁，不如說是在聲討，與其說是在論證一種觀點，不如說是在申述一個信念。」（[德]赫爾德著，姚小平譯：《論語言的起源》，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4頁）
好熊舉過一個例子，說假如有一個女人這樣說話：「就我所交往過的那些男人，如果我對他們的認識大體沒有偏頗的話，那麼根據我現階段的道德標準，我認為男人A、男人B和男人C就其迄今為止的表現來看，都不是好東西。」語言若如此縝密，反而不會贏得人們的關注，倒不如直截了當地說：「男人都不是好東西！」我們只要聽一聽政客的演說和傳銷公司的講座，關注一下暢銷書的語言特點，就會發現真正的說服技巧並不是說服力，而是感染力。
9.
再有一種情況是，覺得自家文化處於劣勢了，於是有心起而捍衛，這倒是人之常情。但這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學術的客觀性，就是一個很認真的問題了。搞比較文學的名家葉維廉有一本《道家美學與西方文化》，就是高舉弱勢的道家文化來和西方的強勢文化抗衡。
在我看來，這完全是在以東方神秘主義對抗西方理性主義，難免會激發出一些別有風趣的看法。書的一開始，葉維廉是以中國山水畫的透視法和西洋繪畫的透視法做比較。這好像有點奇怪，中國傳統繪畫什麼時候有過透視法呢？葉先生相當肯定地說：當然有的，只是和西方的透視不同罷了：
避免用人的主觀來主宰物象形義的另一含義，是要我們做到「以物觀物」。老子說的「以天下觀天下」，莊子說的「藏天下於天下」，都是要回到未割的「全」。方法之一，可以從無窮大的視角去看：「視而不聞……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因此，莊子的《逍遙游》的大鵬有「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九萬里」之飛。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山水畫都讓觀者自由無礙地同時浮游在鳥瞰、騰空平視、地面平視、仰視等等角度，不鎖定在單一的透視。中國山水畫裡的所謂透視，是不定向、不定位的透視，有時稱散點透視或回游透視，前山後山、前村後村、前灣後灣都能同時看見。山下的樹、半山的樹、山頂上的樹的枝幹、樹葉的大小都沒有很大的變化。譬如宋人的一張《千巖萬壑》裡所見，我們彷彿由平地騰空升起一路看上去。這種視覺的經驗，是畫家不讓觀者偏執於一個角度和一種距離，而讓他不斷換位去消解視限，讓幾種認知的變化可以同時交匯在觀者的感受網中。（葉維廉《道家美學與西方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