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那天大家在興致盎然地討論一次演講。大概演說家那次對創作的自由度發了一些抱怨，然後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只有在寬鬆自由的環境裡，才能誕生文化藝術的傑作。
這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談，但那又怎麼樣，大家還是覺得這話很對，是每個人都想說而不敢大大方方說出來的。可是，事情明明不是這樣啊！我插了一句：難道你們都沒看過蘇聯文學嗎？沒看過蘇聯電影嗎？就算都沒看過，至少也聽過蘇聯歌曲吧——《紅莓花兒開》《山楂樹》，這些總該聽過吧？
即便是從沒讀過《古拉格群島》的人也不會對蘇聯的社會空氣一無所知，但那麼多誕生在蘇聯的藝術傑作就算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依然是當之無愧的經典。還有那個萊妮·裡芬斯塔爾，希特勒的御用攝影師，她為納粹歌功頌德的片子直到今天還是多少電影學院裡的學生必修的經典之作——當然，僅僅是從藝術角度來看。
裡芬斯塔爾的故事告訴我們，即便在納粹那樣的險惡環境裡，領袖的文化素質決定了藝術的高度；而在蘇聯的故事裡，是的，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的確飽受迫害，尤其令我心悸的是茨維塔耶娃，這個那麼卓絕的詩人，討一份洗碗工的工作而不得，只好選擇了自殺。
還有個再近不過的例子，每個人都不陌生：在清朝那個滿是文字獄高壓的時代，至少還出了一部《紅樓夢》，還有被王國維推崇為北宋以後第一人的納蘭性德。
我承認，寬鬆自由的環境是人們想要的，文化藝術的傑作也是人們想要的，這都沒錯，但這兩者真的存在必然的聯繫嗎？除非把數不清的反例一一解釋為特例，並且解釋清楚。
我就是這麼發言的，但沒有人附和我，也沒有人反駁我。對他們來講，我的問題似乎突如其來，既讓他們不甚喜歡，也讓他們來不及反應。然後，沒有人願意繼續這個話題，大家就這麼不歡而散了。我的出現經常導致這樣的結果，所以大家叫我「氣氛破壞者」。
我的看法總是和大家不同，他們覺得我喜歡故意搞怪，我覺得他們經常邏輯短路。我發覺大家總有許多約定俗成的觀念，既沒有清晰的來由，也不曾被清晰地整理過，但這些都是每個人心靈的根須，堅定地拒絕著任何一把喜歡刨根究底的鏟子。
我發現作家在討論社會問題的時候，總是容易顧此失彼，喜歡訴諸直觀的感覺，而不是細緻地加以論證。我這麼講，完全沒有鄙薄他們的意思——事實剛好相反，我覺得這正是作家們可愛的地方。作家不需要接受任何學術訓練，不需要掌握嚴密的邏輯思辨技巧，那都是學者們的事情；作家只要有自己獨特的眼光，細心加工出一個奇幻的世界給我們看，盡情想像，盡情批判，而學者式的嚴謹恰恰會扼殺這一切。
其實哲人們也常常說一些可愛的蠢話，像孩子或詩人一樣。我愛他們的真理，更愛他們的謬誤，那些謬誤的確缺乏細膩的論證，表達著哲人們最直觀的感受和最本真的好惡，像一隻拒絕變色的蜥蜴，不諳世事地在掠食者的世界裡展現本色，不假任何遮掩，靜候天敵的吞噬。在無怨無悔的固執裡，總有一種悲劇的美，讓人在窒息中迷醉。
最早迷住我的正是這樣的一些書，各式各樣的烏托邦，在古往今來中被幻想出來的理想世界。我覺得那些為人類設計烏托邦的哲人就像我自己一樣，耽於幻想，在一個個晴天的雲卷雲舒裡，在一個個夜晚的星移斗轉裡，飛昇至天國的高度，或者像莊子那樣「登假於道」，在雲彩與星空的圖紙上寄托自己雲母一般的才思與哀愁。
我要講的第一個烏托邦，第一本書，就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它是我這一旅程的起點與終點，是我少年夢想的搖籃與墳墓。當「海盜路飛」在雅典的街市上挑剔著旅遊紀念品的時候，我的旅行卻從兩千多年前的古代雅典悄悄開始。
1.第一站：柏拉圖的《理想國》
世界上恐怕再沒有哪件工作比設計一個烏托邦更有趣、更有魅力了，因為這件工作意味著你將親自扮演上帝。在基督教神學裡有一種設計論，是說上帝在創造世界之後便徹底袖手旁觀，再也不干涉他的作品了；世界的一切演進，包括牛頓發現的物理規律、達爾文發現的進化規律，都是在創世之初就預先安排好的，世界就是上帝的鐘錶，齒輪扣著齒輪，按部就班地走下去……這一派的神學家們相信，上帝既然是全能全善的，怎麼可能設計一個充滿著缺陷的鐘錶呢，屢屢要逼得他親自出馬，用神力施加干預！
烏托邦的設計者就像是設計論神學中的上帝，他必須預先計算好一切，預先就堵住將來可能出現的一切漏洞，讓世界進入一個良性循環，嚴格按照自己的意圖，齒輪扣著齒輪嚴絲合縫地運轉下去。一旦設計完成，設計師將沒有任何機會去干預或修改自己的作品，如果哪裡出了紕漏，他只能眼睜睜看著它一步步地走向毀滅。
這也正是這個遊戲最大的魅力所在，如果你自信智力不差，並且心思縝密，不妨也設計一個烏托邦看看。
女孩子們做著瓊瑤的夢，男孩子們做著武俠和戰爭的夢，哲人們做著烏托邦的夢。
在哲人們看來，愛情缺乏刺激，武俠和戰爭同樣缺乏刺激，能讓他們的大腦皮層興奮起來，並使腎上腺素迅速升高的，恐怕莫過於烏托邦的世界了，那是上帝才能享受得到的樂趣，不是任何凡夫俗子可以分享的。
張章喜歡在女生面前高談闊論——你知道，這是詩人的通病。那時候他還是個詩人——有一次談起了柏拉圖，他那推崇備至的神氣簡直到了諂媚的地步，諂媚一位死去多年的大師對於一位詩人來說絕不是什麼丟面子的事情。張章嘴裡的《理想國》徹底挑戰了我的知識底線，我真懷疑他看的和我看的是不是同一本書。終於，當他幻想起自己和那個女生在理想國可能發生的美滿生活的時候，我忍不住問了一句：「詩人不是進不去理想國嗎？」
張章頓了一下，好像很詫異的樣子，問我：「為什麼？」
我說：「因為詩人只會教人敗德。」
張章釋然，大笑：「哈哈，你這是妒忌。」
他一定以為我是在開玩笑，或者以為我真的出於妒忌而編造了這種說法，其實不是的，柏拉圖真的把詩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國，理由也真的是因為擔心詩人會敗壞國民的良好品德。在後來漫長的基督教時期裡，一次次封閉劇院的政策，一個個出版審查制度的出台，都是由柏拉圖的《理想國》發軔的。就連偉大的莎士比亞也曾深受其害——莎士比亞是個劇作家，而他的許多戲劇都是用素體詩寫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當然也是個詩人。
西方所有詩人的祖師爺就是寫下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荷馬，今天的學者一般認為，所謂荷馬，其實是綿延幾個世紀之中的許多位詩人，但柏拉圖那時候還缺乏這種考證精神，這無所謂，反正他不喜歡詩人，不喜歡荷馬。儘管荷馬在當時的雅典已經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每一個雅典人只要不很愚笨，都會或多或少地背誦幾段荷馬的史詩，就像我們都會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樣。再愚蠢的中國人也不會想要把李白逐出國境，但是，無比聰慧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卻要這樣殘忍地對待荷馬。
我們搞不清在這部對話體的《理想國》裡，主人公蘇格拉底究竟有幾分是真實歷史中的蘇格拉底，又有幾分是柏拉圖塑造出來的蘇格拉底；是作為學生的柏拉圖忠實記錄了老師蘇格拉底的原話，或至少是原意，還是柏拉圖創造了蘇格拉底這個角色來代替自己闡述觀點。總之，書中的蘇格拉底是這樣說的：
……但是，格勞孔啊，如果荷馬真能教育人提高人的品德，他確有真知識而不是只有模仿術的話，我想就會有許多青年跟他學習，敬他愛他了。你說是嗎？既然阿布德拉的普羅泰戈拉、開奧斯的普洛蒂卡斯和許多別的智者能以私人教學使自己的同時代人深信，人們如果不受智者的教育，就不能管好家務治好國家；他們靠這種智慧贏得了深深的熱愛，以致他們的學生只差一點沒把他們頂在自己的肩上走路了。同樣道理，如果荷馬真能幫助自己的同時代人得到美德，人們還能讓他（或赫西俄德）流離顛沛，賣唱為生嗎？人們會依依難捨，把他看得勝過黃金，強留他住在自己家裡的。如果挽留不住，那麼，無論他到哪裡，人們也會隨侍到哪裡，直到充分地得到了他的教育為止。你說我的這些想法對嗎？（[古希臘]柏拉圖著，郭斌和、張竹明譯：《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96頁）
這真的是很有說服力的意見。荷馬的顛沛流離是眾所周知的，如果他真的是一位對人們有大用處的人（即便不是真能幫助自己的同時代人得到美德），人們必然會竭力挽留他的，他應該過得像明星一樣。讓我們試想一下，如果海子復生，人們會在他那個凡人的腦袋上套上多少花環呢？
但這麼一想，蘇格拉底的說服力卻大打折扣了，海子生前可曾被戴上過一頂花環？
國人比較東西方的詩歌傳統，經常不自覺地混淆了一個事實：東方的傳統是抒情詩，西方的傳統卻是史詩。荷馬史詩裡描寫奧林匹斯諸神的生活，那所謂的諸神祇是一些擁有了超能力的凡人罷了，他們的性格與道德品行甚至比社會平均值還低，柏拉圖擔心這樣的內容不但起不到任何教育作用，反而會敗壞人們的德行。
所以，當我們說詩人總是敗德的，在東方傳統裡是指詩人的感性氣質或孩子氣，在西方的傳統裡卻是指史詩人物的榜樣作用。柏拉圖甚至擔心，詩劇裡既然總要有反派，讓正直的人去扮演反派怎麼看都算不得什麼好事。今天我們會認為演技派高於偶像派，如果請柏拉圖來寫影評，他一定會持相反的論調。
在理想國裡，一切為了美德。但今天如果有人拿著《理想國》的主張到處宣講，一定會被唾罵為斯文敗類、道德淪喪。在柏拉圖的社會藍圖裡，不僅財產是公有的，就連妻子和子女也是公有的——百年前的反動派叫人們提防共產主義思潮，宣稱共產主義是教人共產共妻。我當初讀歷史的時候很不理解這些反動派怎麼有如此卓絕的想像力，讀過《理想國》才知道，在這部一切公有制的理論鼻祖裡，柏拉圖還真就是如此設計的，後來的烏托邦設計者們居然也真的繼承並發揚了這個傳統。
今天的人們不會理解共產共妻怎麼會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美德樣板，這簡直駭人聽聞。還是找一個稍微溫和些的問題好了：如果柏拉圖問你「說謊算不算美德」，你會怎麼回答呢？
不，不是撒一個小小不言的謊，而是撒一個彌天大謊，要騙過理想國裡的所有人才行。可是，這算不算一種美德呢？
詩人總是撒謊的，柏拉圖不喜歡詩人，可他撒的謊比所有詩人撒過的所有謊都大。
柏拉圖把理想國的公民分為三種人：普通人、士兵和護衛者，只有護衛者才掌握著政治權力。這三種人的身份都是世襲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遺傳的：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用今天的概念來說，是基因決定的，士兵和護衛者同理，雖然遺傳的規則有時也會出現例外，但只要例外情況例外對待就好。當然，這種遺傳決定論我們都不會相信，連柏拉圖自己都不相信，這是他刻意編造的謊話，因為他認為國家秩序的穩固需要某種意識形態的支持，這種意識形態只要「有用」就好，真假倒不重要。於是，在蘇格拉底和格勞孔的對話裡邊：
蘇格拉底：……我們在故事裡將要告訴他們，他們雖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鑄造他們的時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黃金，這些人因而是最可寶貴的，是統治者。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銀。在農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鐵和銅。但是又由於同屬一類，雖則父子天賦相承，有時不免金父生銀子，銀父生金子，錯綜變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給統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們做後代的好護衛者，要他們極端注意在後代靈魂深處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種金屬。如果他們的孩子心靈裡混入了一些廢銅爛鐵，他們絕不能稍存姑息，應當把他們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於農民工人之間；如果農民工人的後輩中間發現其天賦中有金有銀者，他們就要重視他，把他提升到護衛者或輔助者中間去。須知，神諭曾經說過「銅鐵當道，國破家亡」，你看你有沒有辦法使他們相信這個荒唐的故事？
格勞孔：不，這些人是永遠不會相信這個故事的。不過我看他們的下一代會相信的，後代的後代子子孫孫遲早總會相信的。
蘇格拉底：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意思的。就是說，這樣影響還是好的，可以使他們傾向於愛護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相互愛護。我想就這樣口頭相傳讓它流傳下去吧！（《理想國》，第128頁）
柏拉圖覺得，倘若沒有這個「高貴的謊言」，理想國的穩定秩序便無法維持下去。閱讀《理想國》的時候，這段內容才是讓我感到震驚的。理想國鉅細靡遺的社會藍圖竟然全部建立在一個謊言之上——柏拉圖顯然是這麼想的：既然對所有人都有好處，何不痛痛快快地撒個謊呢？
我不免會想，假如我自己投生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還偏偏當了一名研究神話學的學者，又偏偏識破了這個謊言，那麼我該怎麼辦呢，那些世襲的、威嚴的、無私的護衛者們又會如何處置我呢？既然為了維護理想國的穩定，那位「開國元勳」不惜對全體國民撒下一個彌天大謊，那麼為了把穩定局面繼續維持下去，殺了我這個小人物想來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就這樣，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我會被扣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然後被正義地處決。
天可憐見，一定會是這樣的結局，誰讓我是一個情商為零的人，從來都不知道怎樣掩飾自己。
這「高貴的謊言」今天當然還有，但已經很難有任何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還會相信這些了。但是，也許會出乎柏拉圖的意料，人們頗為默契地在實踐上，而不是在理智上接受了這些謊言，把它們當作自己的文化母體來小心守護。我們被「高貴的謊言」凝聚而成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把謊言戳破，結局並不像柏拉圖所擔憂的那樣可怕。而如果柏拉圖的擔憂確乎有理的話，那只能說明他的理想國存在著嚴重的設計缺陷了。謊言也許並不算錯，但是，為了維繫社會不平等的秩序而編造出來的謊言，難道還能說是高貴的嗎？
2.第二站：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
《烏托邦》只是這本書的簡稱，它的全名是《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在英國的傳統裡，議論性的文字常常要取這樣一種過於嚴謹的題目。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正在學英語，那些閱讀材料實在不對我的胃口，於是我想，自己既不升學，也不拿證，又何必守著這些無聊的教材呢，直接找自己想看的英文原版書去看好了。這也許是個不錯的想法，反正我就是這麼讀的《烏托邦》，英文版的。
缺少師友的提點，人總是容易犯錯誤的。英文版的《烏托邦》並不難讀，我真想不到四五百年前的英語竟然和今天差不太多——可是，不會吧，以前草草翻過英文版的莎士比亞全集，好像完全看不懂似的。這時候我心中一凜，突然想到自己錯了，《烏托邦》的原版是拉丁文的，我看的這個英文版只是當代的英譯本而已。這種錯誤在大學校園裡就不可能犯，後來每當有人或真或假地艷羨我這樣的閉門讀書時，我最喜歡把這個例子講給他們。唉，如果我不是這樣自閉的話，即便讀書的興趣不變，其實也想鑽到人群裡去的。
今天來讀《烏托邦》，其實一點都不感到有隔膜，因為書中描寫的烏托邦的場面簡直如同城市建設類的電子遊戲，甚至是《帝國時代》之類的即時戰略遊戲。四四方方的城市，縱橫有序的街道，豆腐塊一般的民宅，穿著一模一樣衣服的居民……城市和城市一個樣，街道和街道一個樣，房屋和房屋一個樣，連人和人都一個樣……
凡是烏托邦，都是被某位智者獨立設計出來的，或許是出於設計的便利或審美的需要，強大的秩序化總是必不可少的，每一座城市都像是安迪·沃霍爾的一件波普藝術，每一處風景和每一張臉都是其他某一處風景、其他某一張臉的複製粘貼。對於歐幾里得和畢達哥拉斯來說，這一定是最具魅力的場所，數字和幾何線條，整齊的美感。
莫爾的烏托邦裡一共有54座一模一樣的城市，每座城市一模一樣地住著6000戶人家，家庭規模要比今天所謂的核心家庭大些，卻比傳統的聚族而居的家庭要小，每一戶有10—16名成年人。這樣的人口規模保持始終，一旦人口增長，他們就會在島上另外找個地方新建城市，當然，新城市的規模一定還與舊城市一樣。
至此我們會發現一個頗有意思的現象：柏拉圖的理想國和莫爾的烏托邦無論從疆域還是人口來看，規模都不太大，事實上，這是西方傳統裡一切烏托邦共同的特點，哲人們不喜歡幅員遼闊的偉大帝國，卻始終傾心於小國寡民。
小國寡民，這是《老子》的烏托邦理想，在中國傳統裡從不曾得到過認真對待。中國人更喜歡大漢王朝、大唐王朝，即便是大元王朝從來也不缺少狂熱的粉絲，我們不喜歡小國寡民，我們喜歡的並為之感到自豪的總是「泱泱大國」。
這也許是文化傳統差異所致吧，西方人總是嚮往著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和城邦國家，自從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一個國家的疆域應該以一名傳令兵的聲音所及為限，小國寡民便成為哲人們永恆的憧憬。
他們不喜歡「泱泱大國」，因為在他們看來，大國總是和專制聯繫在一起，而專制必然意味著暴政，所以有德行的生活總不會繁榮在大國裡。1957年，一位猶太裔的美籍學者魏特夫出版了一本《東方專制主義》，在漢學界名噪一時。他提出了一個「治水社會」的理論，說中國古人需要治理水患，而治水這樣的浩大工程絕不是小國寡民可以勝任的，必須在最大範圍內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口，還必須形成金字塔式的嚴密的組織結構，大一統的專制主義也就由此而生了。
我想，任何熟悉先秦歷史的讀者或許都不會贊同魏特夫的奇妙見解，但是對當年的中國學界來講，魏特夫這本書所帶有的意識形態傾向才是最令人不快的，於是對《東方專制主義》組織批判，今天我們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評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裡邊可以略窺當年的批判盛況。但要找《東方專制主義》這個靶子卻找不到了——這書據說在1960年就已經被翻譯了過來，但沒能出版，1989年出了一個增訂版，但尚未發行就遭到了強烈批判。
如果魏特夫在天堂裡見到莫爾，會發生怎樣的對話呢？魏特夫或許會譏諷莫爾的烏托邦純屬空中樓閣，一點也不曾基於現實——魏特夫也許會檢討自己的錯誤，但還是堅持說：雖然我錯了，但我總算用上了正確的方法，找到了正確的方向，從具體的歷史文化和地理環境出發來推想一個政治體制的形成，可你呢，只會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