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代價的這篇稿子，我遲遲不能落筆。因為很多事情，也許是被公認為代價，但在當事人心中，那未必就是代價。雖然那是付出，但身在其中，旁人覺得是苦，自己卻不一定是那樣的感受。
比如最近流行的關於「蟻族」的說法。有無數的驚呼哀歎，說他們是第四大弱勢群體，僅排在農民、農民工和下崗工人之後。
先是有一本名為《蟻族》的書出版，接著有無數的媒體對於這個現象進行報道。
這種關注當然有其正面價值，但同時，也有可能給人一些誤導，覺得，「蟻族」這樣的生活真是悲慘啊。
我回想起廣州九十年代後期的幾大城中村，城中村因為居住便宜，很多懷抱新聞理想來到廣州的年輕人都聚居於此。與他們毗鄰而居的有可能是賣毒品的，也有可能是性工作者。
城中村的治安非常差，於是每戶人家的窗子都伸出朝向各個方向的，呈扇形的防護刺網。從窗口望出去，就能望見天空被無數的尖刺劃開。
但這也不是那麼管用。
我知道南都有個記者，住在報業大樓旁的員村。有一日，正在上班，從單位大樓裡望出去，正好看見一個小偷在他租住的房子的樓頂跑過。
他在這邊著急呼喊，但那邊根本聽不到他的聲音。
2000年我到廣州的時候，第一站是落腳於一個在媒體工作的女友家。就在那天，她走在住家的附近，被人從手裡搶走了手機，她跑了兩步，沒敢再追，她覺得那人看起來像是一個「粉仔」。我一到就聽到這件事，覺得很可怕，她卻覺得沒關係。她和她搞IT的男友，居住在混亂的冼村，一樣生活得開心快活。
現在廣州的城中村是差不多消失了，但我現在細想，覺得廣州的城中村對廣州的貢獻中，其中有一條就是，容下了那些初進媒體的年輕人。廣州有全國最好的媒體，有全國最自由的聲音，這跟當時那些住在城中村的年輕人分不開。
這樣的生活，我早年在北京的時候也曾經歷。
當時，在北京一家報社工作，因為沒有北京戶口，所以只能拿極少的工資，是正式員工的工資的十分之一，只能租住在郊區的拆遷房裡。住的地方不通公路，要走一里多的荒地，才能走到公路上。住的地方沒有暖氣，連烤火的爐子也裝不下。冬天，全靠電熱毯取暖。所以，那時我白天和晚上在報社的兩個部門打兩份工，除了能有多一點的收入，更主要的是，解決了取暖和吃飯的問題。
但那時一點也不覺得這種生活艱苦，只是把有些生活安定的媒體前輩感動壞了。有位前輩看了我的生活，甚至想組織他的手下來我的住處參觀，要讓他們憶苦思甜。
我當時有個在遠方的好友，她也正處於漂泊狀態。她對我說：「現在已經是最低點，以後怎麼走都是在往上走了。」
我在我的長篇小說《實習記者》裡記敘了這個狀態。我把我那時的生活，移植到主人公楊蔓的身上。那種樂觀向上，身處物質的窘境，卻有最豐富堅強的精神，楊蔓不是一個孤例。只要懷抱著理想，就能忽視這物質的困頓。而年輕，有無數試錯的機會，這才是最寶貴的財富。
因此，我以為，現在大家眼中的那些「蟻族」的困難，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許多人會把這些稱為「代價」，我覺得這種說法嚴重了。我覺得這只是成長的土壤，而這種土壤是富含養分的。所有的經歷都是心靈的養料。
所以，我在《實習記者》的序裡寫道：
「有的人青春期結束，人就定型了，不再成長，此後漫漫一生，只發生生理改變。但有些人，成長將伴其終身，他們經歷的事情是他們心靈的養料，辛苦和甜蜜，對他們來說都是一樣的寶貴，他們有時能感到像竹子拔節一樣，忽然打通了一些關節，感到自己長了一大截，有時，自己都意識不到，好多東西沉澱下來，自己已經變得更通達更包容，堅硬的部分更堅硬，只有柔軟的心靈一如既往。但願這樣的成長，伴我們一生。」
這個祝願，不僅送給年輕人，也送給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