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採訪吳文光，問到他的作品是給什麼樣的人看的，他說，是給一些心懷野念的人，那些人是極少數，但他們存在。
心懷野念的人。
這是我喜歡的一個說法。
我想這種人可能存在於不同的群體，只因為一些內心的野念，他們生機勃勃，與眾不同。
前日搬家，搬家公司派來了三個民工。其中一個見我扔了一地的書不帶走，忍不住想彎下腰來仔細看。其實那些書大都是些不好的書，我經常會以扔掉某本書，或者把某本書拿來墊桌子來表示我對某個作者的憤怒。
我對那個工人說，你想要就拿走吧。他真的挑了一本，而且非常準確地選出了其中相對最好的一本。後來在等電梯的空檔，他又在我的家當中拿出一本畫冊來看，先是看了畫作，後來又仔細地在讀前面一學者寫的深奧莫名的文章。我開始注意他，他其實太不像一個民工了，完全是一副書生氣質。我跟他做簡單地交談，只知道他離開家鄉已經兩年，其間走了很多城市。
在更早以前，一個給我修水管的年輕工人還跟我討論過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觀點精到。
而我平時接觸的大眾更像我的北京房東。他們全家搬到郊外住平房，把房子租給我，我成了她家的唯一經濟支柱。她年紀不算大，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坐很久的汽車接送孩子上學放學。我問她為什麼不去工作，她說，我二十歲都不上班，為什麼四十歲反而要去上班？上班不就是打工嗎？打工我可不幹。
那些大眾裡的異類，就是我眼中的心懷野念的人，他們拒絕命運的安排。
昨日到北師大參加一個活動，看紀錄片《鐵路沿線》。杜海濱拍的。
他在一個春節前後記錄下了一個車站附近的一群人。一群流浪者。
他們有青年，有老人，更多的是少年，半大的孩子。
他們有的是有家難歸的，也有的有家而不願回的，以一種鬆散的方式，過著流浪的公社式的生活。
這個群體中也有一些有野念的人，懷揣著一些夢想，哪怕遙不可及。
在杜海濱的鏡頭前，他們自然呈現著他們的狀態和想法。
片子演起來很漫長，杜海濱肯定花了很多的精力在裡面，也投注了個人的情感，所以他捨不得剪輯，差不多150分鐘的長度。這樣的長度，又沒有連貫的故事，明確的線索，看的人居然都很耐心很專心，時不時會發出一點笑聲，因為這幫流浪者身上的勃勃生機和生活的幽默支撐著觀眾的興趣。特別是看到流浪者在春節前夜圍在火邊唱起自編的流浪歌謠時，觀眾居然和片中人同時鼓起了掌。
吳文光的紀錄片《江湖》講述的那一個大棚馬戲班其實也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和杜海濱拍的群體有很多共通之處。
我就想到為什麼國內現在好的紀錄片都拍的是這樣相似的群體，為什麼不涉及城市生活。是城市生活限制了人的野念，還是被掩藏起來不易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