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個月，我去了兩個地方旅遊，遇到兩個導遊。
導遊丫丫，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姑娘，以前在旅遊公司做接待工作，最近幾個月才出來帶團。她帶我們去武當山旅遊，二十多個人。和其他導遊一樣，她把行程重複了幾遍，時間強調了幾遍，接下來就很Happy地跟我們一起玩耍了。她玩得最出色的是自拍，別人要給她照相，她堅決不同意，必須要自拍才行。丫丫說：人家拍是大媽，自己拍是一朵花。丫丫自己還準備了自拍神器，一根帶藍牙的自拍桿。後來我們整個團隊的人都跟她學自拍，一路上歡歌笑語。分開的時候，好多人還記下了她的微信號，說以後有旅遊服務還要找她。
導遊小董，是帶我們去黃山的導遊。一個團有幾個老人，幾個小孩，還有二十多個青年男女。他的知識很淵博，但一路上很鬆散，對時間不怎麼控制，讓我很不適應，總擔心他出錯。上車時間他基本上只說一次，到點後他就開始等大家，遲到半小時也沒關係；集合地點他只說一次，然後到地方等大家；路線方案他也是只說一次，大家有問題他才回答。這樣經常出現一些小誤差，導致他跑上跑下，一路上他服務很好，幫助提東西，扶老人，隨叫隨到，而且很樂觀，一直樂呵呵的，整個行程也順利結束了。
我印象中的導遊，都是那種時間、行程安排得規規矩矩，確保不出一絲差錯的。導遊帶著去購物，帶著去吃飯等，都是要拿回扣的，導致遊客和導遊總有一種對立關係。
對於丫丫，我們去武當山當天下大雨，但因為這個導遊的熱情，大家心情也不錯，對她的印象很好。
對於小董，我一開始跟朋友說：這個導遊不專業啊，安排得太不完善了。到後來，我開始欣賞這個小伙子了，因為他的隨性和信任。
回來後，我開始思考：這兩個導遊明顯都不是最專業的，但為什麼我會對他們印象那麼好？這個事情有點意思。
我想起以前一位同事的故事。
他做事情非常專業，工作效率也很高，任何同事的項目，只要是他涉及的那一部分，他絕對不會出任何問題。他對待同事也是彬彬有禮，很少跟人紅過臉。後來有一次他問我：「鬼老師，為啥大家跟我關係都很一般？」我那個時候才意識到：好像是哦，我跟他走得也不近。
你周圍有沒有類似這種做事一板一眼很少出錯的人？你跟他關係如何？
以前剛畢業的時候，總有人跟我說：「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不要讓工作影響生活，也不要讓生活影響工作。」我當時奉為教條。現在想來，工作和生活哪裡分得開啊。如果真的分開了，還有意思嗎？
那兩個導遊，完全把他們生活的狀態帶到工作中了，他們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甚至成了遊客的朋友。這時候他們身上已經不只是一個導遊的標籤了，他們自己開心，遊客也開心。當然，他們確實不一定是最專業的導遊，但我確實很喜歡。
以前有一部電影《肖申克的救贖》，我看過幾遍，裡面有個在監獄裡住了幾十年的老人Brooks，刑滿出獄後，去一家超市工作，工作很努力，但就是不適應。他習慣了以前被管理的模式。在超市，他想上廁所，還向主管提申請。這個老人很懷念在監獄的生活，後來，他在一個簡陋冰冷的旅館上吊自殺了，留下幾個字：Brooks was here。
《肖申克的救贖》裡有一段經典的台詞：
這些牆很有趣。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周圍的高牆；慢慢地，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這就叫體制化。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是不是也有很多看不見的牆？我們從小就痛恨那些牆，後來慢慢習慣了，反而依賴它們而生存。慢慢長大，我們都變成了自己曾經厭惡的那種人。
寫到這裡，或許你也看見了很多牆，但無力去改變，或許你也有些傷感。
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矛盾的社會中。我們建立體制，但又不希望體制化；那麼多束縛，我們自己進去的，然後再努力去掙脫。
再看看丫丫和小董。他們沒有那麼體制化，也許是他們在這個行業時間還不夠長，也許他們經常被領導批評不夠專業。
他們以後會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我祝福他們，也祝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