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役最初幾年，我曾經兩度用童話、半幽默的形式寫了概觀自己一生的文章，因為那時朋友們認為我有點難以瞭解。其一是《魔術師的童年》，這篇文章很合我意，但仍是片段的。另一是以尚·保羅為範本，預示未來的大膽作品《推測的傳記》，1925年刊載於柏林《新評論》雜誌上。
多年以來，我設法把這兩篇作品連接起來，但是最後還是找不出可以把這兩篇情況和氣氛完全不同的作品結合起來的方法。
在近代結束的時候，中世復活開始前不久，射手星座當令，朱比特溫煦照耀下，我誕生了。這是7月煦和的日子，離黃昏還有一段距離。當時的溫度是我一生都喜愛不已、不斷追求的溫度，溫度一降低，那就極其煩惱。在寒冷的國度，簡直無法活下去，以前我喜歡旅遊的地方都在南方。
我的父母信仰篤誠，我也深愛父母。如果早點教我摩西《十誡》中的第四誡，我大概會更深愛他們。勸誡的語辭不管出於怎樣的誠正善意，遺憾得很，只能給我索然無味的印象——我這個人就像天生的羔羊，容易像肥皂泡那樣左右漂浮。但是一碰到勸誡的話，不管什麼種類，我總出之以反抗的態度，少年時期尤其如此。只要聽到“你要這樣做！”我的心立刻就變得僵硬。這種特性給我的學生時代帶來極不利的影響，讀者大概也想像得到。
在世界史這門趣味盎然的課程中，老師告訴我們，世界經常自造法則，並受破除傳統戒律的人支配、指導、改變。又說，這類人才值得尊敬。但這說辭跟其他的課程一樣，全是假話。因為如果我們畢生當中有人不管是善意、惡意，一旦拿出勇氣，反抗某些戒律或無聊的習慣與時尚，不但不會受到尊敬，或被推獎為全校的模範，反要遭受處罰，受盡嘲弄，而被老師們戰戰兢兢的優越性壓制下去。
幸好，早在開始學校生活之前，我已學會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有價值的東西。我有鮮活、優美、微妙的感覺。由於這種感覺，我才能獲取許多樂趣。後來，由於抵不住形上學的誘惑，我的感覺曾經一度受到壓制和忽視。但是，在微妙中形成的感覺世界的氣氛一旦成為視覺與聽覺，便經常會包圍著我，並在我那看似抽像的思想世界中發揮鮮活有致的作用。
因而，如前所述，早在學生生活開始以前，我便穿上了一副鎧甲。故鄉的城鎮、雞捨、森林、果園、職工的工作場，我都非常熟悉，樹、鳥、蝴蝶也都認識，我會唱歌，也能吹口哨，此外，活在世上所需要的各種事情，我都懂得。學校的學問也應該加進去。對我來說，這很簡單，也很有趣，在拉丁文中，我更能發現真正的樂趣。大概就在那時候，我開始寫德文詩和拉丁文詩。
學校生活的第二年，我學會說謊的技巧，悟得交際的秘訣，這應歸功於一個教師和一個助教。在這以前，由於孩子的誠實與易於相信人，接二連三遭遇了悲慘的命運。這兩個教育家很快就叫我瞭解，教師並不是要學生誠實與愛真理。我被迫將一種不規矩的行為嫁禍他人，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這件小事卻受到過分的審查，於是兩個教師責罵我、打我，最後還被迫寫坦白書。這樣做，不僅沒有使我悔過，反而使我懷疑到教師階級的品格。
然而可貴的是我也慢慢地認識了幾位真正可敬的像教師樣的教師，但傷痕仍然無法痊癒。不僅學校的老師和我的關係，就是一切權威跟我的關係也被扭曲，格格不入。不過，大致說來，學生生活最初的七八年間，我是善良的學生，至少名列前茅。應該成為了不起人物的人惹起那無可避免的戰鬥時，我也漸漸跟學校發生衝突。但真正懂得這種戰鬥的意義，要到二十年以後。當時只知戰鬥，我已被無望所包圍，引起了可怕的不幸。
事情是這樣的，13歲那年，我清楚地知道，我要做個詩人，我不想從事其他任何職業。但是，慢慢地又加進了其他痛苦的想法。誰都可以當教師，做牧師、醫生、工人、商人和郵務員，也可以成為音樂家、畫家和建築師。通向社會上各種職業的道路都已築好，從事這些職業的條件也都具備。有學校，也有指導初學者的教授。可是，就詩人而言，這些東西都不存在！以詩人而存在，亦即以詩人而揚名，才是可被允許的，甚至才算是光榮。遺憾得很，那時，這種希望已消失了。
做詩人已不可能，想當詩人，如我親身所經驗，幾乎是一件可笑的事，也是一個丟人現眼的話柄。所以，我只好開始學習該學的事。要言之，詩人是一種存在，而不是可以借學習而成為的。
不只如此，甚至愛好文學與自己特有的文學才華也被老師懷疑，受人妨害與輕視，有時還遭遇到令我羞怯欲死的命運。詩人的命運跟英雄的命運一樣，也和一切剛健美麗、意氣非凡的人物與努力一樣。換句話說，在過去，他們都非常卓傑，所有學校的教科書都在讚美他們，但是在現在和現實中，他們都是被憎惡的。教師被訓練出來大概只為了阻礙傑出自由人之成長及其偉大輝煌之業績罷了。
因而我知道，我和我的遙遠目標之間只有地獄。一切對我都不確實，一切都已喪失其價值。只有一個事實，是千真萬確的，我想作詩，不論難易，不論榮辱，總之，我想做個詩人。這種決心——毋寧說此一宿命——的表面結果是這樣的。
我13歲的時候就開始和學校發生衝突。那時候，我的品行不管是在家裡或在學校都有很多可訾議之處，因而被流放到別鎮的拉丁文學校。一年後，就讀於神學校，學習希伯來文字母的寫法，開始瞭解內部強烈要求的符號是什麼。就在那時候，突然受到從內部刮起的暴風雨襲擊，逃出了修院附屬學校，遭受到監禁的重罰，於是，我向神學校道別了。
過後不久，我盡力想在一所高級中學繼續我的學業。在此，結局也是監禁與退學。此後有三天，我在商人那裡當見習生，旋即逃離，藏了幾天幾夜，使父母極為擔心。其後半年，我做父親的助手。又在機器工場和座鐘製造廠見習一年半。
總之，有四年半以上的時間，我做什麼都非常不順利。學校待不下去，當學徒也不能持續長久。各種想讓我成為有用之人的嘗試都歸於失敗，而且以污名、可恥、逃亡和放逐結束。不管到哪裡，人家都承認我有好天分，甚至認為我有一些真誠的意志。加上，我一直都是一個很肯讀書的人——雖然我一直對怠惰的美德表示敬意，感歎不已。但是，在怠惰這一點上，我畢竟無法成為名人。
15歲那一年，上學不很順利，我自覺地開始自習，而且全力以赴。家裡有祖父的龐大藏書，真使我高興愉悅，覺得幸福無比。客廳排滿了舊書，18世紀的德國文學與哲學莫不齊備。16歲到20歲這幾年，我不僅寫了許多早期的試作，也讀了大半的世界文學，對藝術史、語言學和哲學也耐心地啃讀。這大概足以彌補正規的研究了。
之後，我當了書店店員，足以賺取麵包維生。總之，我跟書本的關係比跟木螺絲和鐵輪銜接的關係更深、更密。起初，我涵泳於新發行和最新發行的文學書中，啊，不，可以說是完全沉迷於其中。這種樂趣幾乎如醉如癡。當然過不久，我發覺，像現在這樣生活在新書和最新的書中，精神上是難以忍受而無意義的；只有跟過去的作品、歷史、古老的作品、最古老的作品不斷發生關係，才是使精神生活可能維持下去的方法。
於是，剛開始時的那股樂趣逐漸消失，深覺應由新刊書的氾濫中回歸到古籍。因而，我由新書店轉向舊書店，將計劃付諸實施。但是，只有在必須維繫生命的時候，才忠於職業。
26歲時，由於最初的文學成就，我放棄了這項職業。
接著，我又遭遇了許多暴風雨，忍受了種種的犧牲，終於達到目標。雖然一般人認為簡直不可能，但最後我還是成了詩人，看來好像也戰勝了與社會長時期的艱苦戰鬥。在學時期與成長時期，我屢次瀕臨毀身的絕境。這種苦澀的回想現在已經被忘得一乾二淨，甚至能含著微笑來重加陳述——以前對我深表絕望的家人與朋友，現在都以笑靨相向。我勝利了。現在無論做了什麼蠢事與無聊事情，世人都認為了不起，我自己也覺得非常舒服。我現在才發覺自己已在多麼可怕的孤獨、禁慾與危機中過了好幾年。為世人激賞的溫煦微風使我愉快。我開始成了一個心滿意足的人。
我的外在生活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在平穩愉悅中度過。我有妻子、孩子、家屋和庭園。我寫了幾本書，被認為是可愛的作家，與世人和睦相處。1905年，為了反對威廉二世的獨裁，我幫助別人創辦了一份雜誌。不過，到最後，我仍然沒有認真思考過此一政治目標，而且一直都在瑞士、奧地利、意大利、印度旅遊，看似萬事順暢無比。
1914年的夏天終於來臨了。突然間，內外似乎都完全不同了。我知道，我們往昔的幸福是建立在不安定的基礎上。因而，苦難——偉大的教育開始了，所謂偉大的時代開幕了。迎接這偉大時代的我很難說比別人準備周詳，態度安詳明朗。那時候，我跟別人唯一不同的是，我缺乏大多數人所擁有的偉大慰藉——振奮。於是，我又回歸到自我，並與周圍的世界衝突。我應該再度進入學校；必須再度遺忘自我的滿足，忘記安於社會現實。由於此一體驗，我才跨過第一道門檻，走進生活中。
我不曾忘記過大戰第一年的小小體驗。為了能夠主動、有意義地順應這變化的世界，而去訪問大野戰醫院。當時，我認為我一定適應得了。在這傷患醫院中，我認識一個獨身的老婦人。她以前過著好日子，靠財產的利息生活，現在則在這野戰醫院中當護士。她以動人的振奮告訴我，能遭逢這偉大的時代多麼值得驕傲與喜悅。我當然瞭解她的心情。因為對她來說，要使惰性、完全自私的老處女生活變成精力充沛，較有價值的生活，就需要戰爭。
但是，走廊上滿是包著繃帶，身體因中彈而扭曲的士兵，客廳內充滿手足殘缺的人與瀕死的人，聽她談起自己的幸福，我真有窒息之感。縱使很瞭解這婦人的振奮，我仍然無法隨她振奮，也無法肯定她的說辭。每當有10個傷患交給這振奮的護士時，她的幸福頓然間似乎就提高很多。
是的，我無法隨著這大時代而興奮。所以從開始，我就在戰爭中嘗到悲涼的痛苦。對於從外部、從晴朗天空吹來的不幸，我曾絕望地抵抗好幾年。我四周的人群全都瘋狂地陶醉在這不幸中。當我看到詩人們在戰爭中找到喜悅的新聞報道，讀到教授們的呼籲與名詩人來自書房的戰爭詩時，更倍感悲愴。
1915年某一天，我公然地將這種悲愴的告白公之於世，在這告白中，我感歎精神生活者竟然除了強調憎惡、擴大謊言、讚美大不幸之外，毫無所能。我以相當慎重的態度表白這些不滿，但在祖國的報紙上，我卻被宣稱為叛逆——這對我來說是新的體驗。我跟報紙的接觸雖然很頻繁，但未嘗一次受到這麼多人的唾棄。這非難指斥的記載被我家鄉的20家報紙轉載。我本以為在報社中有許多友人，卻沒想到他們當中只有兩個人敢挺身出來替我辯護。
老朋友告訴我，我們心中都養著蛇。此後，這顆心只為愷撒（皇帝）和國家而鼓動，不會為我這種墮落的人鼓動。從陌生人那兒也寄來許多侮辱我的信。出版業者告訴我，他們不願跟應被唾棄的作者來往。這許多信的封套上都附有一個飾物，那是以前不曾見過的。這飾物原來是寫著“神呀！請懲罰英國！”的小圓郵戳。
人們也許會認為，我又從心中嘲弄這種見解。但我並沒有笑。這種看來不十分重要的體驗，結果卻在我的一生中帶來了第二次大變化。
在此，你大概會想到，我的第一次變化是在立誓要做個詩人的瞬間發生的。以前的模範生黑塞變成了不良學生，他受處罰，被退學，到哪裡都品行不端，不僅自苦，也使雙親時時擔心——因為他在周邊世界（或者似平凡的世界）與自己心聲之間找不到和解的可能性。同一現象又在戰爭中重新出現了。我發覺我又跟以前和睦相處的社會衝突了。
於是，做什麼都不順利，只好再度回到孤獨悲慘的處境中。我的所思所為都遭受他人懷有敵意的誤解。我看見，在現實與我寄望的美好理性世界之間橫亙著絕望的地獄。
但是，這一次，我卻不能不內省。我知道，我必須把自己痛苦的責任求之於自我，而非求之於外界，因為我深深體悟到：指責世界瘋狂與野蠻的權利，不在人，也不在神，更不在我。因而，如果我跟變移的社會發生衝突，那必定是由於自己有種種混亂。的確，我自己有混亂。在自己的內部攫住這種混亂，並試加整理，著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當時還有更明顯的事，那就是我為了要跟世人和睦相處，不僅要付出極高的代價，而且還須跟世界的外在和平一樣模稜兩可。
由於青年時代漫長的艱苦奮鬥，我不只在社會上贏得地位，也自以為現在已是詩人。可是，成功與幸福只給我平凡的影響，我滿足、懶散。仔細觀之，詩人跟通俗作家實在沒有什麼區別。我太順利了。逆境經常是好的修業，對此，我必須講求對策。於是，我慢慢學得將世上的糾紛委之於世事的推移，整體的混亂與罪惡已經和自己發生關聯了。這一點可由我的著作看出，在此不用多說，必須讀者自己去看。
現在，我仍然暗中懷著希望。我的民族中好像已經有很多人（雖非全部）慢慢覺醒，具有強烈的責任，而且正跟我一樣在進行檢討。大家心中都懷著疑問：對於不善的戰爭、不好的敵人、不良的革命，自己為什麼也跟別人一起犯了罪，要如何方能脫罪呢？大家都不會再歎息或咒罵了吧。因為如果我們承認自己的苦惱與自己的罪，而不再委罪於人，我們總有一天會脫罪，會恢復潔白之身。
新的變化開始在我的著作與生活中出現，可是，大多數朋友都搖首，不敢苟同，捨我而去的人為數很多。這跟我失去家屋、家人以及其他財產跟生活的方法一樣，是我生活上的一種變貌。這段時日我每天都向過去告別，每天都覺得再也無法忍受，但我們仍然活下去，也不知為什麼，我始終愛著這種只會帶來痛苦、幻滅與損失的異樣生活。
在此，我想附筆一句：戰爭中，我有幸運星或守護神之類的東西。我懷著苦惱，深覺孤獨，而在那變化開始之前，時時認為自己的命運很不幸，也很可恨。可是，在這期間，苦惱與包圍著苦惱的狀態反而成了我應付外界的守護者與鎧甲，助我良多。因為我是在可厭的環境中度過戰爭的。那時，政客、間諜、股票商全麇集於我所在的瑞士首府貝倫。這兒正是德國、中立國與敵國的外交集中地，因而一夜之間即有人滿之患，而且儘是外交官、政治密使、間諜、記者、囤積者與走私商人。
我生活於外交官和軍人之間。還跟包含敵人在內的許多國家的人們來往。我四周的氣氛已形成一個網，網中有間諜、雙重間諜，偵探、陰謀和政治上的變動——但我在整個戰爭期間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一些。我被懷疑是間諜，我受到間諜的監視，我被敵國、中立國及自己國家的人懷疑。但這一切，我都絲毫未警覺。很久以後，我才略有所聞。在這氛圍中，我為什麼能夠不受害，超然地活下去，自己也覺得奇怪。但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隨著戰爭的結束，我的變化也完成了，試煉的痛苦也臻於極致。這痛苦跟戰爭與世界命運沒有絲毫關係。對住在外國的我們來說，德國的敗北早在兩年前已確實預料到，所以一點也不覺驚奇。我已經完全閉鎖在自我與自我的命運中，但我常常覺得這樣才能和整體的命運發生關聯。我也在自我中發現了世上的一切戰爭與殺機、一切輕薄、享樂與懦弱。我首先喪失了自尊心，接著又喪失了自我輕蔑之意。在混亂中，我有時滿懷重睹自然與純真的希望，有時卻又喪失此一希望，最後只好一心一意凝視著這混亂。覺醒的人，真正自覺的人，都可能會有一次，甚至多次走過那通往荒野的狹道——將此事告訴他人，終究是徒勞！
朋友離棄我的時候，我常常覺得很悲哀，但沒有不快。毋寧說我覺得這才是對自己所走之路的確認。這些老朋友對我說，你以前是個敏感的人，是個詩人，但你現在所提出的問題卻如此無趣。是的，的確如此。當時，我已經順利地超越了嗜好或性格之類問題，已經沒有一個人能懂得我的話。這些老朋友指責我，說我所寫的東西已失去美和和諧。是的，他們說得沒錯。但是這一類說詞只會使我發笑——接受死刑宣告的人、被夾在斷壁中拚死命往外逃的人，美和和諧究竟有什麼意義？
如果違反自己一生的信念，我也許就不是詩人。難道美的生活只是一種迷惑嗎？為什麼不是？連這點也不重要了。我閉目投身於地獄，這也是無聊而微不足道的。也許，我錯估了自己的天職與才分。但這又有什麼關係。以前，我洋溢著童稚般的喜悅，自以為這才是我的使命，但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從很早以前，我就無法在抒情詩、哲學這類專門性著述中觀察到自己的使命，啊，不，毋寧說是救贖之道，我只能在自己內心的活動中看到那真正強而有力的一絲活力。同時，我也毫不保留地向我心中所感受的東西宣誓效忠，於是我發現救贖之道。這就是生命，就是神。
後來，跟生命有關的極度緊張時代過去，這一切似已發生奇妙變化，因為當時的內容與名稱現在已經沒有意義，前天的神聖事物，現在聽來已近乎滑稽。
戰爭結束的那一年，1919年春天，我隱居於瑞士的鄉野，成為一個孤獨的隱士。我一生中（這是父母與祖父母的遺傳）不僅熱愛印度和中國的智慧，也常引用東方富於象徵的語詞來表現自己的新體驗，因而人們常稱我“佛教徒”，當時我只一笑置之。因為在根本上，佛教比其他任何信仰都遠離我。後來，我才慢慢發覺佛教也隱藏有一些正確的東西——真理。
如果能夠依個人自由選擇宗教的話，我一定會因內心的憧憬而加入保守性的宗教，亦即加入儒教、婆羅門教或羅馬教會。但這不是來自天生的親近感，而是來自與親近感相對的憧憬。因為我剛巧生在虔誠的新教家庭中，同時從心情和氣質來說，我也是一個抗議者（Protestant）。我對現在的基督新教深表反感，但新教與抗議者並不相矛盾。真正的抗議者，從本質而言，肯定成長多於存有，因而，不只對其他一切教派，就是對自己的教會也常加以反抗，在這意義上，佛陀大概也是抗議者。
自從那次變化發生後，我已經失去作為詩人的依據，對自己文學作品的價值也缺乏自信。寫作已經無法給我真正的喜悅。可是，人須有喜悅。無論在多痛苦的情況下，我都一直在尋求喜悅。我可以不要正義、理性、生活與社會意義，我知道，縱使社會上沒有這類抽像的東西，還是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一談到喜悅，即使一絲喜悅，我也不會放棄。我希望能獲得這微小的喜悅。這希望是我還能相信的內心小火焰。我認為用這火焰可以重建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