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有這張報挺好，南陽辦這張報不容易。現在的《南陽廣播電視報》、過去的《聲屏週報》迎來了它的一千期。
這不用算，報紙雖然改了名字，卻一直是週報，一千期就是七千天，大致是將近二十年的光景吧。白冰副總編幾次打電話，約我寫一點東西，我想也沒想就答應了。原因是我有話可說、要說。
在我為數不廣的「友界」，南陽的廣播電視報算得上是「貧賤之交」的罷。
我什麼時候有電視機的？記不很準了，只記得最初是個「黑白九寸」，半個屁股大的平面，家中三個人看，都要擠在一個角度覷著眼觀望。即使如此，那也是很少有。因為電視尚未普及，周圍鄰居們看電視的熱情比我自己家還高漲。到晚上，大人小孩敲我的門要「看電視」，這就請進來。把小電視擺在門口，人們坐在小板凳擠在門外，極有興致地觀看，議論，說笑，「咯崩崩」響動著擰那旋鈕「找台」。
電視機小，倒不是因我小氣或沒錢。彼時我已經有了稿費，但大彩電市場上沒有，其實是內部供應。「百貨公司進大彩電了」這樣的消息會觸動每個市民的心。但那樣的奢侈是屬於貴人們和「百貨公司關係戶」們的。一個不知名的作家與引車賣漿的小市民無異，空望空想而已。就我自己而言，當時正在寫《康熙》，看電視只能陪看一會兒。人散了，躺床上定定神，起來伸個懶腰，開燈、鋪紙、寫稿子。一直寫到三點鐘，吃藥、睡覺。說到知名度，好聽點是「作家」，其實就是個自由撰稿人，偶爾看看電視，並不知還有個《聲屏週報》。
在馬來西亞講課《聲屏週報》很快驚動了我。因為我的朋友調進去了。一個叫南春堂，大個子，白淨臉，是我的戰友，原來在沈後一個兵站當宣傳科長，和我常有來往。「戰友、戰友，和尚不親帽兒親」，另有一個小點，叫白冰，是個女孩，很白，個子也不小，是寫散文的女自由撰稿人，同類項合併，和我是文友，也是「和尚不親帽兒親」。
回想這段歷史是頗有意味的，我自己的狀態：四十多歲；又年富力強；已經出了幾本書；圈子裡已小有名氣；因未成名，雜七雜八的社會應酬，媒體介入等等，雜務基本與我無緣。這樣的情況是我如今夢想不到的幸福——除了寫作，我還能「有自己」。也就這期間，我常到報社去走走，「緩緩氣兒」有時一周去一次，有時幾次。和春堂侃侃。再到小白冰那裡聊聊。各屋裡亂串。甚至有次一下子聊了三個多小時，至今想起來不可思議。週報的人也都認得我。即使他們不在。我照樣有茶喝，有報看，坐著等「南總回來」。
他們漸漸做大了。最初好像只有幾間房。擁擠的和我的書房差不多，後來大了點，局裡給他們騰了一層樓。南春堂有了間大辦公室，白冰也「改善」了辦公條件。似乎有點兒「闊起來」的樣子。然而再後來。我與週報的直接來往是「戛然而止」的模樣，雙方都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原因不是感情疏遠，倒是我的事。是我也「做大了」。我也做累了。這中間的來往，包括我哥哥寫的《二月河源》在他們那裡連載，春堂希望我去參加這文章的座談會，我也未能滿足他。想想我這個人，甚是薄情寡義。
人吶，就這個樣兒。事呀，也就這個樣兒。大了，累了。有一點兒空就想歇歇。他也想歇，我也想歇，就沒空見面了。春堂有時會來個電話，要簽書或者別的什麼小事，白冰也是，有事說事。「見個面」是希望也是奢望。這讓我想去莊子一句話，昔日是「涸轍之鮒」，是否如今有點「江湖相忘」了？
但他們確實幹得好。「做大了」。版面由四個版擴張到四十個版，整整翻了十倍，報社的辦公也從寄人籬下的「一層樓」，擴展到了十二層的大廈。這很不易，因為賣這張報，是不能靠行政手段征訂的，一點兒強迫命令也沒有，市場大致也就南陽市這個區間，完全靠謀升斗之資的老百姓掏腰包，一直維持在四五萬份之間，這裡的辛苦我不用問也知道。中央有電視報，省裡也有電視報，電視裡經常有節目預告——這對一張基層的同類報紙是多麼嚴酷的競爭與挑戰。據我坐在這裡傻想，這靠的是報社全體同仁長期韌性的堅持努力，也要靠有關當政的撐力。但過去的《聲屏週報》和今天的《南陽廣播電視報》，首先應該感謝的，是南陽人。南陽人從懷中取出帶了他們體溫的錢，作養了這張報，滋潤了它的發展壯大。
白冰反覆來電話，她現在仍當副總。說新老總何子傑，希望我在一個期特刊上說一點什麼，這當然是極合理的要求。但我其實也就是一點心情，寄語《南陽廣播電視報》更多關注南陽電視觀眾的心理需求，更好地把文化理念與觀賞水準交流好，讓人民把這張報看成是自己精神生活之必須，報紙就辦得更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