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地域，人們對我的稱呼是略有異趣的。在南陽，熟人是多極了，似乎滿城人都認得我，早晨出去遛彎，叫「二月河」、「二老師」、「二先生」、「伯伯」、「爺爺」、「兄弟」……雜得很，帶著有點「社會性」那樣子，到鄭州，叫「凌老師」、「解放」、甚或「老二」的居多，再到北京，大致就很正規，就叫「二月河」的罷——不過這幾年熟了，依著北京的風俗也有叫「二爺」的：不是長一輩的意思，而是有點像《紅樓夢》裡的賈寶玉，賈環等人們統稱「二爺」「三爺」的那樣。我今年犬馬齒已是六十有三，常見的朋友們差不多都比我略小，所以無論北京、鄭州南陽，畢竟還是叫「二哥」的多些。
王剛就管我喊「二哥」，她愛人鄭雲正，很優秀，在鄭州一所軍事院校當官。從她，也叫我「二哥」。這當然是有婦唱夫隨的情致，也有更多的私人因素，她和雲正的結合，有我一份貢獻，我算得——過去不恭敬的說法，名叫「撮合山」，「牽馬」——正規說，我是半個紅娘，「介紹人」的呢！
前兩年吧。我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談自己一些人生感受，說到了中國作協，我說：（大致意思）作協應該是作家的娘家。中國作協是我的娘家，但是是「後媽」。後媽也是媽，也是好的，然而雖好，也還是後媽。中國作協當時的領導不是金炳華與鐵凝，不知他們有讀到上面這點文字沒有？也許讀到了，有點彆扭的罷。但是一個作家，他的本分就是說真話，反映自己的真實感受，我說的是實話。
那麼河南省的同仁們，我又應該說點什麼呢？下筆時，我真的頗為躊躇：因為時間已過去了二十多年，我找不出正確的詞兒。是……姨太太生的兒子吧？也很愛我，也沒把我當外人，也不曾受到什麼打擊排斥……中國有句話叫「不是自己的肉，貼不到自己身上。」兩張皮。
這不是在批評誰，更不是牢騷，是我的感受耳。這不是中國作協、省文聯作協的過錯，也不是我的過錯，是命運的安排，是個「美麗的錯」。是斯人斯世題中應有之義。我有一個比方，曾和已故的老喬說過，好比買火車票，出版社是火車站的票房，外邊作家在排隊出書，而作協則是維持排隊秩序的車站工作人員，他們研究「××現在創作成就大，該給他出書了」，就和出版社聯繫、推薦、介紹——「官方的正規渠道……然後出版社再研究，書號、編務、印數、定價……出版！我是在旁不懂規矩的作家，加隊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擠到票房口一伸手進窗口，我買票！——一下子領到了《康熙大帝》的出版權。長篇小說——是」臥鋪「吧！印數頭一版就七萬多冊——是」下鋪「吧？這怎不叫別的排隊人，還有」維持「隊伍的人心裡」別是一般滋味？「大家雖不排斥我，就如老喬當時一句話」別這樣想，作家主要還是看作品嘛「——但有點」那個「恐怕也還是有的。因為有這點子心理障礙，我到鄭州就有點自慚——躲在客房裡看書就是了。來訪我的人絕對沒有」上級，就是孫廣舉，魯樞元，還有王剛。
王剛好像沒有地位觀念。誰來都一樣，誰見她都一樣，對誰都一樣。親善而有節，座上固有達官富貴，也不乏引車賣漿的初學作者。我看是這樣：只要你是友好的，我肯定你是同樣的回報。即使平時與她稍有芥蒂的人，她聞知對方「遭了事」，遇到了大麻煩，她也會蹙起眉頭，為那個人的不幸擔憂。你看她文章，有的處鋒芒微露，似乎相當有殺傷力，但在同她相處時，你見不到她劍拔弩張的樣子。溫婉善待，寬懷……有原則，一直這樣。其實我在認識她不到一個月時，她已是河南日報文藝處的副處長了。這個位置在圈外人看來好像並不出奇。但在撰稿人，尤其是自由撰稿人眼裡，是「准天官」。天官賜福啊！這裡掌握著河南日報的一個版面的發稿權，是河南文藝界規格最高、影響最廣泛的一個「陣地」，而她年紀輕輕就成了陣地的「副地主」——想發稿就得善待她，而她不需要求任何人。就她自己而言，寫小說、寫散文、寫報告文學——很漂亮的「三棲作家」，左右開弓，左右逢源，她很快和我成了好朋友。經常的聚談，大致就這麼幾個人仍舊是孫廣舉、魯樞元，還有王剛。那也許是天然的緣，也許是我沒有在她的陣地上發稿的需求，她更沒有什麼事找我幫忙，這就有了「朋友」的條件。
漸漸地，讀她的書從《天地玄黃》開始，由小說而及散文，再及報告文學……我讀金庸的《書劍恩仇泉》裡頭主人公叫陳家洛，會打「百花錯拳」。我看這一節時，腦子常常會閃出一個人，叫王剛，長得很漂亮，會打文學「百花錯拳」。從文學的這個領域到那個領域——世迷的此間到彼間——從應命之作到自由散漫的創作，她都來得。她很像是個文學舞蹈家，你正看她的「天鵝湖」：突然又朝你來了貴妃醉酒，不防間一個飛天舞姿，給你個「反彈琵琶」。在我的朋友之中，兼著美麗，聰慧，善良，多才，又多福，又教人有點眼花繚亂變幻的，仍舊只有一個王剛。
在山西，見到我給人家寫字，她「受了刺激」，回來就練起來，練起來書法就得了獎。不知她還會有什麼花樣？但無論如何，她本身也還是一位作家，她的這本集子又送到我手中，從這個集子裡，我照樣能看出她在不停地調整自己，改變自己，完美自己。
美了，還要更美，這是王剛的人生追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