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母校走了一遭。20世紀60年代初，1962年1963年吧，我在鄧州上學。那時這個市名叫鄧縣，八十七萬人口，也就這麼一個高中。三萬多初中畢業生，也就錄取那麼不到二百人。一當列隊宣佈錄取名單，我還真有點欣喜若狂那情味：要到一中上學了，一中哪！
鄧州一中不是個等閒的學校。這個地方名字就叫得「獨秀」：春風閣、百花洲——是范仲淹講學的地方。范老夫子的《岳陽樓記》也是在百花洲他的書院寫成的，而范在寫這篇文章時全憑的資料與想像。他還沒有去過洞庭湖，見到的只是岳陽樓的圖樣與相關資料。我想這可能和二月河創作歷史小說有相通之處：飲一瓢漿而意擬三千弱水——也還是作者的直接感受，只是綜合了彼時彼地的色受禪悟、此時此刻的色想而已。
南陽這地方出了兩句名言，恐怕全國有初中以上文憑的人都能隨口而出。一句是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再一句便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以為諸葛亮的那一句「精神可嘉，境界不大」，不過是對蜀劉小王朝的死忠承諾就是了。而後一句涵蓋的人文意義是超前的，它的人民性、公而忘私的主觀意識，今天看仍是先進的、積極的，而這一句出自范公之口，寫在百花洲上、春風閣前——我的母校一中。
春風閣我讀書時沒見過，說是在民國戰亂年間湮沒了的。百花洲那時就有——一個不大的水塘「環牆」，是鄧縣高高的城牆，水塘中還有一座壓水亭子，已是破爛不堪。但那植被是很好的，滿城牆的土坡都是綠，百花洲是綠，水塘的水映著柳色與城上茂密的灌木與衰草也是綠。范公祠的許多碑刻都嵌在厚厚的磚牆上，院中幾株古柏與烏桕，將這祠堂映襯得深邃、幽靜和安謐。我沒有更多的歷史感悟，我只是覺得這地方神秘，內涵不能透窺。
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就曾寫於鄧州花洲書院我一輩子上學沒上好，走到哪裡都是個臭。高中畢業已是二十一歲的大齡學生，這個年齡很多好學生大學也畢業了，而我還面臨上山下鄉、找工作，孝敬父母的事更是渺茫。所以參軍時我立下了志氣，抓住最後一個機會發展起來。就這麼，「發展」成了二月河。但其實長期我都不自信，不自信「慣了」——就「寫小說」而言，以我的文化知識，在中國文化史裡這事長期都不算怎麼回事的，甚至算是「丟人事」的時辰也多多有——我始終覺得我這點包括了《奇門遁甲》《萬法歸宗》，什麼麻衣、柳莊等這些「知識學問」都不算數。當然我也有點「正經」學問的——學問不算學問，或者「不夠學問」。項羽說過「富貴不還鄉，猶衣錦而夜遊」。我有這點不自信，就不願故地重遊——我沒有穿新衣服，窮嗖嗖的，羞見江東父老。這不但百花洲、洛陽我上學，陝縣我上學——臭學生回來幹嗎，臭美嗎？有了這點子心理障礙，百花洲近在咫尺，也曉得它的重要意義，直到《康》《雍》《乾》書成，沒有踏進鄧縣一步。
但後來終於在朋友的動員下成行了。他們的鼓勵，使我平白地增強了信心。我也實在是想念這地方。我初中的那個水塘「愛母池」，我在人武部夏日露宿的籃球場；春風閣、百花洲——你聽聽這名字就夠你神往。何況我在那裡度過了許多飢餓的風花雪月時日。去看了百花洲——它已和鄧州一中分體另立，回來還寫了一首長短句《謁花洲書院有感》：
蹊徑老塘猶存，殘城草樹相撫。春風閣前明月清新，百花洲上斜陽遲暮。四十載煙塵如昨，八百年遊子歸路。指點少小新學生，知否，知否？此是范子情斷處。
這當然很一般的。但他們還是拿去刻了，還在碑上加了「二月河讀書處」題樣。我不能拂了朋友一片好意，卻也由此悟到許多珍貴文物的原始概念——能引起你久遠聯想的東西，就叫作文物。
中國的教育其實一開頭就是「兩條腿走路」。一位三家村老先生，幾位家長把蒙童送來。孔子是收芹菜、風乾肉的吧，那是「學費」。後來的情況花樣很多，有一家辦、有幾家合辦的私塾。收散碎銀兩、收制錢，以物抵學費的也很多。四書五經、《三字經》《千家詩》等都是教科書，這說起來能寫一本書。簡而言之叫私塾，再就是政府、官辦的，比如太學、國子監。那是中央一級的「大學」。各地府有府學，縣有縣學，堂而皇之的名字叫作書院。南陽就有一條街，名叫書院街。還有旁邊的三元巷什麼的，一聽就知道是怎麼回事。那裡有個南陽第一高中，就是民國「接替」前清府學的址。
書院，在彼時可以說「長城內外，大河上下」到處都有的學堂官稱。我見到胡適的一份回憶：說在某國代表北大參加一個會議，北大因建校不足百年，他因而不能列坐主席台上。回思北大前身乃京師大學堂，再前身是前清的……那麼著算，窩囊死了——台上那些頭矗得蔥筆一樣的諸公，連北大的孫子輩都算不上。本來坐主席台的，卻坐了台下！我們比他們才真是「老牌的」、「正字號」的！然而從實際社會學意義上講，書院文化真的是老了、朽了、死了。講四書五經，說八股文，年年代代一成不變永遠如此，沒有任何新陳代謝。說句極不中聽的話，關在密不透風的房子裡，呼吸一室幾千年同樣呼吸的空氣包括屁，這人能不死嗎？太陽落山就是落山了，死了就是死了，該死就死，循環更生，乃是好事。胡氏想得有點偏了。
整個中國的書院像是一片大竹林，平平的、齊齊的，一色一樣：開花了，萎謝了，齊根死了，完了。這與書院自身的反動攸關所在，誰也救不了它。但這片大竹林中稀不稜的也留下了幾株大樹，岳麓書院、嵩陽書院就是了。那原因也極簡單，二程、朱熹、王陽明這些在學術上、功業上有所建樹的名人進駐過，在這裡講學或著述過，就這麼簡單。也就是松柏樹吧，前後庭院講堂學所，歇山頂的房子吧。吃喝拉撒睡，不會比別的書院少，也多不出什麼去。這些地方因了名人而成名地，你去看看，至今還是遊興甚佳者多多。
我們冷落了花洲，慢待了春風閣。其實，是不是這樣？用范仲淹和上述的幾位「名人」做一做比較，以《岳陽樓記》的知名度和人文涵蓋衡量，這「冷落慢待」是明擺著的事。這事我想過，竟是這樣一個結論：鄧州只是個「州級」，書院相當於「縣級」而已。就這個小小的原因，就居然敢慢待范公！你去看看湖南的岳陽樓吧，看他們是怎樣顯擺張揚，《岳陽樓記》不是在岳陽樓上寫的，湖南遊子把欄杆拍遍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以「縣級」而輕慢，以省學而高看，是否有點趨炎附勢了？我這當然是批評。批評的是清代直到當代學界、文物界的諸賢長者——所有那些書院，包括岳麓、嵩陽，等等，其實「功能」早已喪失。唯有春風閣，九百餘年春風年年應命而至，百花洲歲歲花樹如織。由「縣學」而「一中」九百餘年香煙不斷，繚繞豫之西南，洵是人文奇觀，這實是范公餘德所澤呢。
范公祠、百花洲、春風閣，這幾處勝地現在政府已大規模修葺崢嶸，「增其舊制」，花繁樹茂、修竹長林漸起。范公修書為《岳陽樓記》的堂奧亦宛然隱於荷塘雲樹掩映之中。作為一個舊學生，心中實有不能言表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