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四年前罷，我在鄭州。當時我的女兒以戰士身份請假考軍校。羈絆於此即為此：侍候她。一則遠離南陽，我的、她的朋友難以打攪，二則多少「事」也就好推辭——圖個清淨。不料有一天接南陽一個電話，讓我「火速」趕回南陽。
聽見這個詞，我就詫異得莫名。我從1978年脫掉軍裝，別人對我說這個「火速」二字，實在太稀有了。問他「什麼事」，這位在電話裡不肯說。聽出感覺是神秘。但放下電話，我又有點好笑。組織部的電話能有什麼事？這麼鄭重其事的，肯定與幹部任免有關。陞官的事，還與二月河有關？
仔細想了想，還是「有關」的，再幾年前曾經吹過一陣風，說要安排我干個什麼主席之類的活，後來不知怎的，這活又沒有我的了。現在這單位又一屆，這活似乎又有我的了，或者說這鍋裡又要下我的米了。
其實就這件事而言，你鄭重其事也好，「火速」的神秘也好，吹過什麼風來也好，別指望我會為此而激動，失眠，會繞室彷徨香煙繚繞，會吃飯發呆答非所問。女兒派我上街買個發卡，我忙不迭就去。這事卻沒感覺，有點——雅點說是「秋風過耳」或「於我如浮雲」，俗點的有點褻瀆：聽見路人打了個噴嚏。
但是，我得很感謝組織上的關懷。人，要識抬舉，知道好歹。因為這確實是省裡領導同志和組織很鄭重地對我的器重，很實在的厚愛，很破格的抬舉：我是「副處」，越過「正處」，直達「副廳」。放在官場絕對會讓一些朋友寢食難安的。
問了問省委組織部考核的人是去了南陽，南陽組織部的電話火速便是由此。我婉告南陽的同志，我人在鄭州，上級組織部也在鄭州，女兒的事不能分身，是否可以就近到省委組織部去匯報情況？很快地，我獲允。
我的述告是談了我的真實想法，一我是共產黨員，理應服從組織安排分配；二是感謝組織上對我的厚愛與期望；三是我有特殊情況：A.多年不做工作，單干寫作，已經不會領導別人。B.創作任務且難完成，中途廢棄損失過大。C.有的是能幹而且願幹的同志來做。我當時與與我談話的同志笑言（他們是頗多，也是很尊重我的我的讀者），「你們再找一個文聯主席很容易，再找一個二月河恐怕很難。」他們很惋惜，也似乎很堅持他們的意圖，臨別一直送我出大樓（他們一般也不這麼做的），還叮囑「你再考慮考慮」，我笑說「你們再考慮考慮」。
我和這幾位一直保持著很友好的聯繫。因為我從他們的眼睛中看出了「尊敬」與「理解」。
這件事在一些報刊上有過一些披露。我覺得很正常的一件事，但他們的意思是，我甘耐寂寞清高自守，說的是我的品德好。
但我老實說，這事是來遲了，倘是我三四十歲時發生，我會？我會泡一壺釅釅的茶獨自拉燈坐在沙發上思量：明天組織部找我談話，怎樣應答？第一，必須謙虛說「這是組織培——」……不對，第一必須說「組織上這樣安排，我很意外，根本沒想到把這重擔壓在我肩上……」然後，「我的能力……雖然作出一點成績，比起組織上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我這個人有個優點，就是吃得苦，願意學習，聽從指揮，會努力把工作做好。」
順著這思路，大致就是「中庸」，再不至於「錯了」的。但這思路自從我的《康熙大帝》第一部書面市，我就根絕了它。這並不是自感寫書「作家」如何聖潔高尚，而是我給自己找到了人生定位。這就好比飛機票，或者軟臥車廂舖位號，「這是我的」，既然都是在走人生路，我沒有必要「換號」，就如在電影院中，有朋友來說「那邊中間有個空位子，請那邊坐……」我必答「這裡就好」。因為明擺著的「當作家」的感覺不是壞感覺。
但這感覺未必就對，作家下海的多了去。肯定是舊滋味有點膩，這才走人。王蒙不是也下過宦海麼？他這人作家當得好，文化部長我看當得平平。為甚的原因？昔日有句野老對聯「人無風趣官必貴，案有琴書家必貧」。哎呀呀，王蒙，你有琴有書有風有趣，還要當部長，你不是「太全面」了麼？據說有人請王蒙談談「比較、體會」，王氏俯仰良久，答曰「當部長實惠」。
實惠那是肯定的，中國而今現在眼目下，沒有比當官實惠的。只要在一個單位，管著一件別人離不了你的事，實惠如同長江水，不盡到頭滾滾來，這是不問的事。就是鄉長、縣長、市長，那都是一方諸侯，在那一畝三分地上要風是風要雨是雨，跺跺腳地心都顫……更遑論「省裡」「部裡」……我不想說贓官，貪墨之徒的腐敗分子不是這篇要說的。即使清官，一有很多淺灰色的正常收入，二有許多淺灰色的免開支項目，三有正常正當的豁免權，四享受超級的醫療保健服務——我真的很欣羨人家這優惠，到現在如果說我還有點「當官」的系念蒂兒，那就是沒法和他們「比病」——再即使沒有灰色，全是「陽光」的，僅那滋味也無可代替，蒲松齡有說，叫「出則輿馬，入則高堂，堂上一呼，階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這就是「當官」了，這種人生自我價值的超值體驗也是可以讓千百萬擠在這條路上鷺行鶴步者亦趨亦奉了。
當官只有一宗不好：不允許你有「自己」。你每天只有三句話：「臣以為……」「接旨！」「喳……」就是肯於能於做事，也必須在三句話的夾縫中去「透氣」。
沒有什麼高尚的目的，也就為這幾句話罷，做了開頭那件渾事。